莱布雷希特专栏：乖乖仔倒霉蛋泽姆林斯基

有没有哪位作曲家能比亚历山大·泽姆林斯基更不幸？勃拉姆斯指导过他，马勒聘用过他，泽姆林斯基自己又向阿诺德·勋伯格和埃里希·康戈尔德教授过音乐，而他创作的管弦乐组曲简直是晚期浪漫主义的最后遗言，随后这个世界就陷入了战火中。

亚历山大·泽姆林斯基

1920年代，他在布拉格和柏林为推广现代歌剧所做的贡献超越了其他任何人，1939年他侥幸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但是，泽姆林斯基每往上迈一步，都会踩到一条蛇。马勒在与他签约后几个月就离开了维也纳。他的学生们比他更有光彩，各家歌剧院对他熟视无睹，他在美国终于找到一个出版商后不久就被中风击倒，缓缓地在70岁死去。

这个世界对去世后的他也没有更加友善。1980年代他的作品曾经试探性地蹭上马勒热，但在不恰当的比较下，他的音乐显得苍白无力。原本计划在2021年举行的150周年纪念活动则被新冠疫情对大型管弦乐团和观众群聚的钳制所扼杀。泽姆林斯基又遭遇了不幸。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不幸，因为泽姆林斯基成为了音乐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缺失环节，一种既非白人又非基督徒，并非主流而是融汇百家的声音，一种来自维也纳的声音。泽姆林斯基所属的传统是巴尔干式的，他的父母融汇了穆斯林与天主教背景，而且最后成为了犹太人，他的父亲是维也纳的一座小小的塞法迪犹太教堂的秘书，守护着源自土耳其和伊比利亚的传统。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的课堂里，这位初露锋芒的作曲家用一首D小调交响曲、一首单簧管三重奏和一首舒伯特式的弦乐四重奏来讨好勃拉姆斯，但都没有展现出引人注目的原创性。

他从一个性感的少女阿尔玛·辛德勒的掌心里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就在当时这种钢琴凳上的欲望（根据这位少女的日记）走向圆满之际，阿尔玛在晚餐时遇到了古斯塔夫·马勒，泽姆林斯基就被甩了。“原谅我，”阿尔玛哀求，“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在同一封信中，她还写下了：“如果你还是我认为的那个人，你就会在星期一来我这里，与我握手并致以代表我们友谊的第一个吻。做个乖乖仔吧，亚历克斯。”

泽姆林斯基就是这样的乖乖仔，他把阿尔玛创作的那些笨拙的情歌精心打磨，并成为她丈夫走向新一代人的门路，向马勒介绍了他的先锋派姐夫勋伯格。马勒接受了泽姆林斯基的童话歌剧《从前》，并以青年指挥的名义聘用了他。但他宣称勋伯格是音乐的未来，把泽姆林斯基甩在身后。

泽姆林斯基创作了一部华美的管弦乐套曲《美人鱼》，描绘的就是像标题那样的一个近在咫尺却难以捉摸的爱情对象。在瓦西里·佩特连科与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合作的新唱片中，他与阿尔玛相处过程中酝酿的挫折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部套曲在公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泽姆林斯基却因为我们如今只能猜想的原因而立即将其压在箱底。他创作了另一套管弦乐歌曲，作品第13号，满怀汗涔涔的气息和月光下的不祥预感，宛如地中海之夜的沉思。此时的阿尔玛，已经把泽姆林斯基贬低为“维也纳最丑陋的人”，强调了他那皱皱缩缩的样子与她心目中纤瘦的雅利安式完人之间的鸿沟。

马勒于1911年去世，促使泽姆林斯基写下了他的那部为两位独唱和大型管弦乐队而作的《抒情交响曲》，可谓是《大地之歌》的翻版。与马勒的中国文本相比，泽姆林斯基更喜欢泰戈尔，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欧洲人。他者与异人是他永远的关注点。

他的独幕歌剧《侏儒》基于王尔德的一个故事，一个畸形的奴隶爱上了他美丽的西班牙公主，是阿尔玛的另一个化身。它的姐妹作品《佛罗伦萨悲剧》也是基于王尔德原作，是一个关于婚姻背叛的软弱故事。他没有哪部歌剧能够直击要害。“我一定是缺乏那种特殊的东西，一个人必须拥有它——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需——才能出人头地。”他曾经对阿尔玛这么说。“有个胳膊肘并没有什么好处——还必须知道如何使用它。”他曾经出任布拉格的德语剧院和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总监，但被作为外来者的严重不安所束缚，无法利用这些有影响力的职位来推动自己的作品。

早在布莱希特之前，他就写过一部基于中国传说《灰阑记》的歌剧，就在希特勒刚刚上台那时候。此时科恩戈尔德和勋伯格已经进军好莱坞。大都会歌剧院指挥阿瑟·博丹斯基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泽姆林斯基移居到了这里”，并为他安排了一家音乐出版商。泽姆林斯基写下了一首名为《苦难》的歌曲。勋伯格从加州一次次地发出了充满阳光的邀请，但泽姆林斯基余下的生命力已经不足以完成这次旅行。

我们本应在这个夏天听到更多泽姆林斯基的作品。萨尔茨堡音乐节上似乎什么都没有，BBC逍遥音乐节上只有他在少年时创作的单簧管三重奏。这已经超越了新冠疫情限制的后果。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误读了泽姆林斯基在音乐发展中的地位。大多数情况下，他被描述成低配版马勒或半个勋伯格，但他实际是万花筒般的、跨文化的，是多元文明的混合体，是来自别处的声音。

拉萨尔四重奏录制的泽姆林斯基弦乐四重奏

拉萨尔四重奏录制的泽姆林斯基室内乐照亮了我深入泽姆林斯基的道路，那些唱片中的每部作品都紧跟着勋伯格，直冲向无调性和序列主义，但并未以任何方式放弃自己原则性的不同。他的第二号四重奏创作于1915年，可谓是一部从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到勋伯格的《升华之夜》的简史，既具有指导性，又足够吸引人。第三号四重奏创作于1924年，虽然不是教条式的序列主义，但也是前卫而不和谐的；第四号则问世于1936年，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文化大灾变。泽姆林斯基的音乐就像飓风路径上的气压计，在其最终被摧毁前仍在记录天气数据。

我并未放弃复活的希望。泽姆林斯基的音乐引人注目，思想丰富而多样，个性难以捉摸但又不同寻常，足以要求人们关注。泽姆林斯基的运气肯定会转好。他的时代将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