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还是胡服，从2300年前说起

赵武灵王(绣像本《东周列国志》)

匈奴人的左衽服装(明《三才图会》修补)

战国时期，中国出了一件跟服装有关的大事。这件事在《史记》当中，不算标点符号，司马迁就用了1500字来讲述。这件事让一个诸侯国军力大增，灭掉另一个国的同时还向北扩张了上千里之远；这件事后来演变出一句成语，意思是取长补短、勇于改革，从它开始，祖先的思维变得更加开阔了。这件事，就是发生在2300年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汉服和胡服有什么不同

要想弄清楚赵武灵王为什么要搞胡服骑射，就要首先弄清汉服和胡服有什么区别。

所谓“汉服”，就是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是黄帝开创、周朝建制、汉朝修补定型的传统服装体系。在赵武灵王的时候，还没有“汉服”的称谓，但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典型风格，方便起见，还是称之为“汉服”。

所谓“胡服”，就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今天这样称呼只是按照历史习惯，已经不带任何偏见。56个民族的服装就像百花盛开，历史上的时尚，很多也是兄弟民族互相借鉴融合所创造的。那么，汉服与胡服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其一，上衣下裳与上衣下裤。汉服最典型的形制是上衣下裳，史传是由人文初祖黄帝设计的，上衣象征天，下裳象征地。黄帝的历史地位非常高，所以后人不敢随意改动。并且从生活角度出发，在当时气候温暖、面料粗糙的情况下，下身穿近似于围裙的裳显然更为舒适。先民在田地耕作，身着短裳也可以明显减少清洗次数，使服装更为耐久。相反，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天气寒冷，经常行走于野草荆棘之间，还有骑马的需要，所以胡服以上衣下裤为典型形制。

其二，左衽和右衽。汉服有一个典型特征是右衽，而大多数游牧民族采用的是左衽。右衽就是把左边的衣襟朝右边遮过去，左衽相反。

关于汉服右衽的文化根源，历史文献上交代得并不清楚。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在倒下的时候，左眼化为日，右眼化为月，因此左为阳，右为阴，所以衣襟从左向右遮掩的右衽是阳包阴，为活人穿着，而左衽为阴包阳，古代死者入殓的寿衣采用左衽；二是隋唐学者孔颖达的解释，活人抽解纽带以右手为便，所以采用右衽，而去世的人不需要解开衣带，所以左衽，这一说法显然牵强。

其实，从生活角度和力学原理进行分析或许更为合理。农耕民族劳动常挥右手，所以右边的袖子所连的衣襟略小，才会动作轻便；而游牧民族以骑马射箭为重要动作，常左手擎弓，所以左襟略小会相对省力。当然，今天的面料明显轻薄，纽扣和拉链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左右衽在生活中的差别已经很小了。现代男装采用右衽，女装采用左衽，仅仅体现的是男女之别。

其三，文与武的倾向。除了衣裳衣裤和左衽右衽这两种最明显的差异，胡汉之服还有如下不同：汉服宽衣大袖，胡服短衣窄袖；汉人腰系布带，胡人腰缠革带；汉人脚穿草鞋或布鞋，胡人则足蹬皮靴。

总体来说，汉服的主要特点是天人合一和强化礼治。天人合一强调顺遂自然，强化礼治更要彰显文德，所以汉服显得平和、宽松、优雅，但也因此缺乏战争的便利性。而胡服，因为要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长期处于漂泊的生活状态，更重视保暖和搏击需要，更多要求移动的便利性，所以相比汉服，更加简单、干练、威武，在作战方面有明显优势。

赵武灵王是战国人物，正值天下大争之际，所以希望引进胡服来武装军队，也是出于现实需要。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打开汉民族思维的一扇窗

汉服和胡服都有其形成的道理，所以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既改变文化传统又影响现实生活，难度可想而知。当然，他从14岁开始当国君，到此时已经干了19年，很清楚在争取重臣支持时，必须做通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自己叔叔公子成的工作。

赵武灵王派了一位大臣去了叔叔家，在寒暄之后说：“在家里听长辈的，在朝廷就得听国君的。现在国君推出一项措施，您得支持啊。您要是不支持，国君没法推动啊。”但公子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现在重病在身，暂时无法上朝。既然国君让我表态，那我就斗胆说几句。”接下来，他讲了很大一段话，近似于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优良的传统不能丢；以及放弃优良传统，改穿胡人的服装，恐怕不得人心，所以请国君认真考虑……一个回合下来，公子成仿佛更有高度，赵武灵王暂居下风。

听大臣汇报说叔叔病了，赵武灵王一脸焦急，前往看望，见了面当然不只是嘘寒问暖，还是要聊到这件大事。之前公子成说放弃传统不得人心，赵武灵王也就从这一条开始分析。他说：第一，服装都是古代圣人因地制宜创造的，重点在利于民众生存，各地情况不同、服装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博采众长是最好的选择；第二，提倡胡服是为了建设骑兵，是为国家安全着想，中山国勾结齐国打赵国时，践踏国土，掳掠百姓，还引水围困鄗城，如果不是神灵保佑，鄗城早已沦陷，这个仇至今未报；第三，我可不希望大家说叔叔您为了顺从中原的习俗，而违背简主、襄主(赵简子和赵襄子父子，赵国的基业在他们手上开创)的遗志，怕担变服的骂名而忘了鄗城的耻辱。话已至此，成叔叔热泪盈眶，连忙拜倒，“您把简襄两位先祖都抬出来了，我还敢不从命吗”。

但是，还是有很多大臣认为要坚守传统，赵武灵王同样也表现出非凡的口才。他说：第一，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思路都不相同，但尧舜禹汤都很成功，所以，法无定法，关键是适合；第二，从夏到商，服制和礼制都没有改变，但夏照样灭，商照样亡，所以服装没那么大作用；第三，如果说衣服决定人心，那么穿着保守的鲁国就没有先锋的人，穿着奇怪的吴越就没有正常的人吗？第四，常人难免俗流，贤者拥抱变化，不懂创新，能有什么出息。

汉明帝重新定型汉服，汉灵帝喜好胡服

不过，赵国毕竟只是七雄之一，且主要是把胡服作为军服使用，当时的华夏各国，仍然主要采用周王朝的服制。所以，胡服骑射主要是打开了汉民族思维的一扇窗户，吸收其他民族的服装不再被看作辱没祖先的行为。

之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他是一个更敢想敢干的人。在服装方面，他废除了周王朝中最核心的六冕服制，建立自己的新官服体系。尽管这些动作都很生猛，但其实当时的总体服装风格仍未脱离汉民族特色。

后来，秦代的服制绵延了整个西汉。现代人看到汉武帝戴冕出现在画像当中，其实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直到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倡导儒家，才恢复冕服制度。由于焚书坑儒，大量史料被付之一炬，所以汉代所恢复出来的东西，已经夹杂了很多想象在内。这套并不准确的服制体系，成为后世眼中的汉服样板。

因此，汉服由黄帝开创、周朝建制，到汉明帝时期修补定型，最终确定完整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汉服。

赵武灵王打开的那扇窗户，不时会有风吹进。汉明帝不会想到在他身后100年，出了一位汉灵帝刘宏。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比较低，比如巧立名目搜刮钱财、卖官鬻爵追求享乐、滥杀贤良重用宦官，总之坏事做得远多于好事；并且在生活方式上，他也常悖于礼制，比如《后汉书·五行志一》当中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牀、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族皆竞为之。”

汉灵帝喜好胡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很可能没有政治原因，但全盘接受陌生的东西，也是不可取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也有糟粕，取长补短才是良策。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融合终将是大势所趋

汉灵帝身后，汉室大厦倾覆，群雄并起，三国鼎立，中国进入了最为曲折的一段历史。汉人不断向南迁移，把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让给了游牧民族。胡服的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很多汉人改穿胡服，尤其是裤子、皮带大面积流行。我们今天概念中的喇叭裤、细腿裤等，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有了雏形。

文化之间往往发生的是双向交流。与赵武灵王向游牧民族学习一样，这一时期发生了游牧民族向汉族学习服装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南北朝时期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女人——北魏冯太后，虽然北魏是鲜卑人的政权，但是大权在握的冯太后却来自汉族。冯太后有个孙子拓跋宏，就是后来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两岁时被立为太子，由奶奶冯太后抚养，所以从小接受汉文化熏陶。

拓跋宏也确实是个好苗子，自幼喜欢读书，手不释卷。《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不用老师教，他自己就能思考出精髓和奥妙，可见天分极高。正是有了这些基础，才有了之后的改革。

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开始掌握实权，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北魏展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感觉惊心动魄。改革的动作包含这样一些项目：迁都洛阳、穿汉服、讲汉话、改籍贯、改汉姓、通婚姻、兴办学校、恢复汉族礼仪，甚至采用汉族的封建统治制度。

为什么穿汉服会成为改革的一项呢？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统治需要，拓跋宏当然希望在汉族聚居区把北魏政权延续下去，而统治者穿汉服会让汉族人感觉亲切，更易被接受；其二，影响广泛，服装是生活必需品，官员百姓都要穿着，所以改变服装的影响是最为广泛的；其三，表达直观，服装是文化最直观的表达方式，汉服平和宽松，穿上汉服，举止行为就会显得温文尔雅。

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跟赵武灵王一样遇到了巨大阻力。孝文帝的亲儿子元恂，就站出来与他为难。《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宏初徙都，恂意不乐，思归桑干。宏制衣与之，恂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在孝文帝刚刚迁都到洛阳之时，太子恂心里不高兴，一心想回到故都平城，并且把拓跋宏赐给他的汉服偷偷撕裂销毁，然后重新编发，并穿左衽的鲜卑服装。

孝文帝改革力度巨大，北魏政权因此付出了一定代价，后人评论也是毁誉参半。但有一个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北魏汉化与胡服骑射一样，都促进了古代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化如水，相遇就会交融，文化的融合可以说是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放到几年、几十年的维度来看，也许会有拐弯甚至逆向，但放到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去看，就会发现融合的力量有多么顽强。

北魏孝文帝改革也是一次力量积蓄，接下来不久，一个盛世就来了。唐朝在服装方面的成就，可以说至今仍令人惊叹。作为服装文化研究者，我们会经常把目光投回那个时代，大唐神韵，永难忘怀。

(李任飞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转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