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在“文坛”、想上“文摊”的人

我的赵树理研究，缘起于一次学术兴趣的“阴差阳错”。

2017年夏天，我在清华园通过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惜乎自身学识有限，力有不逮，当时拟做的选题最终搁置。秋天我到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学，在异国他乡陷入巨大的焦虑中。某天，我在杜克大学Perkins Library闲逛，无意间瞥见书架上的一套《赵树理全集》。出于好奇，我随手抽出一本。哪知道，《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给了我阅读上极大的快感，激活了我长期以来对说书和小说叙事的兴致，也促使我翻阅了整套的《赵树理全集》，并利用图书馆资源，将国内外所能找到的赵树理研究资料悉数搜罗。论文参考的英文文献，大半为那时积累的。2018年秋天回国，我重新确定选题，从此与赵树理研究结缘。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中国道路、红色经典和人民文艺的重新发现，赵树理再度跃入研究者视野。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赵树理的“文学遗产”值得文艺工作者深思与借鉴。

赵树理最大的“文学遗产”，在于其文学实践的“在地性”“民间性”和“革命性”。他出身农民，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积极投身大革命、抗日战争、土改等，深度参与时代生活；他身上烙印着鲜明的农民立场和民间色彩，对农民主体性的塑造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两点，又催生了一种融合传统和现代的“通俗化”写作实践，这是赵树理对当时小说界最大的贡献。他的作品，既不同于茅盾、巴金、李劼人、柳青等人的“史诗”传统，亦有别于以沈从文、废名、孙犁、汪曾祺为代表的“抒情”传统，呈现出民间化“小调”传统的特征，总体上是出自对“五四”新文学的欧化、文艺腔倾向的“反叛”，也借此成功弥合“五四”新文学与普通百姓的隔阂。

何以见得？赵树理曾经说过：“新文学其实应叫做‘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通过对“文坛”和“文摊”的警觉和区分，赵树理在汲取民间传统基础上，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一通俗化实践的首个代表作即诞生于1943年5月的《小二黑结婚》。小说模拟说书人的口语化，以通俗故事的形式，对太行山区的社会面貌进行精确描摹，对当时盛行的封建思想进行辛辣嘲讽和批判，刊行后在解放区引起巨大轰动。

赵树理成名这年37岁，和鲁迅刊发《狂人日记》时同龄，属于大器晚成，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前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为现代文艺鞠躬尽瘁，留下丰富遗产。

“现实主义”除了紧贴现实，还侧重对“典型”的创造，这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常识。赵树理向来秉持“深入生活”的立场，其文艺实践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学界普遍认为赵树理的小说“重事不重人”，是对政策的生搬硬套，但在笔者看来却有失公允。《邪不压正》《三里湾》《灵泉洞》等作品主动融入现实，是对现实的重塑，也革新了我们对小说人物和“典型”的认识。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的“史传”传统多以塑造人物为主，浩瀚的古典文学本身就是一道璀璨的人物画廊。在《左传》《史记》等经典中，传神、生动的人物形象俯拾即是。但到了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人物”的作用明显让位给了“问题”。或者说，“问题”和事件是赵树理小说书写社会变迁的着力点，人物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回过头看，不论是短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长篇《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都为我们贡献出诸如三仙姑、二诸葛、李有才、铁锁、小常、“翻得高”“糊涂涂”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当然和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典型”人物略有不同，他们常以“外号”示人，更多呈现为一种复合式的“类型”，散发出幽默、讽刺的戏剧性色彩。因此，赵树理的人物集现实经验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于一身，整体看来更接近传统戏曲中的“脸谱”式人物。

这一点，对当代小说也不无启发。当我们提倡反映现实、为人民写作时，不妨稍作驻足，回望丁玲、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作家，继承其身上“深入生活”的文学遗产，学习如何聚焦于人民，从而摆脱僵化的小说观，疗救“现实主义”远离现实的弊病。

（作者：林培源，系青年作家，著有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小镇生活指南》等，供职于暨南大学文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2021年9月8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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