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二）

基础研究的新发展及与传统的疏离

美术史的研究，是过程的研究，离不开系列的人物作品与事件，因此个案研究是基础。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虽然有一些纂辑史料之作，但严格的个案研究成果不多。始于1958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中国画家丛书”，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画家个案研究成果，也大多在考证和鉴定上有欠精审。但是世纪初以来对科学方法的讲求，却推动了作为基础研究的文献学、书画鉴定学与美术考古学方法的进展。古代传统的中国美术史著作，虽注意史料的收集和积累，也不忽视作品真伪的辨析，但在文献的考据上，远比同时代的历史学粗疏。

蒋嵩《收网图》绢本水墨 41.3×27.2cm

20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大进展，便是讲究文献史料的考据，师从顾颉刚的历史学家兼美术史家童书业，更明确提倡以考据方法研究画史。他在《怎样研究中国绘画史》一文中指出：“文献上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以当作正确史料运用的。文献也有真伪，有先后，有可靠不可靠，须得用考据的方法去审查它……，考据工作完事了，进一步才可以写作贯述大势的通史。”一些学者对画史人物或画史事实的记载，总能够在广泛收集佐证材料的前提下，追溯史源，辩明真伪，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家陈垣为加入天主教的清初画家吴历所编的《吴渔山年谱》便是旁征博引考据精详的一个范例。而黄涌泉的《陈洪绶年谱》，表面上接近系统的编年资料，而实质上却是含有“丛考”“评论”“传派”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成果，其资料的翔实，考证的审慎在上世纪60年代是殊为难得的。

仇英《松溪高士图》纸本水墨 164.4×87.2cm

滕固远在1933年便已指出；“研究绘画史者，无论站在任何观点一实证论也好，观念论也好，其唯一条件，必须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里抽引结论，庶为正当，不幸中国历来的绘画史作者，但不屑于随笔品藻，未曾计及走这条正当的路径。”而要从作品中抽引结论，首先必须保证被抽引结论的作品在时代和真伪上具有可信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东渐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美术文物陆续出土，美术研究者在讲求文献考证的同时，也尽可能的运用考古新发现，滕固等学者甚而至于投身到美术遗迹的考察之中，而且率先翻译了瑞典考古学家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的《先史考古方法论》，专门介绍了与美术史着眼风格发展密切相关的类型学方法，为推动早期美术史研究利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方法走向精密奠定了基础。

董其昌《清林长松图》纸本水墨 130×47cm

但除去考古出土的美术品之外，还有大量传世书画，倘不解决时代真伪问题，所有的阐释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由于大量的书画分藏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美术史家难于直接措手，滕固在写作《唐宋绘画史》时即因难见作品，主要靠冰冷的纪录，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王逊是受滕固赏识的邓以蛰高足，他成书于l956年的《中国美术史讲义》，在有限篇幅内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多种美术门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和艺术成就，既重视了美术赖以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重视了美术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关系，又没有忽视美术本身在审美能力(题材)与表现能力(艺术技巧)上的自律发展，在当时是公认水平较高的一部著作。但却因作品的真伪问题受到了博物馆鉴定专家杨仁恺的批判。

黄宾虹《溪山图》纸本设色 149×81.2cm

要解决美术史基础研究之一的作品时代真伪问题就不能凭直觉，靠经验，必须建立科学的理论和方法。l950年代徐森玉的《画苑掇英序》为建立绘画鉴定的科学方法奠立了基础，1964年张珩的《怎样鉴定书画》，才以美术史的风格概念从风格入手，运用辩证唯物论，提出了风格比较的方法，和主要依据与辅助依据的理论，初步奠立了现代书画鉴定学的学理和方法，推动了从作品抽引结论的基础研究的健康发展。

齐白石《桂花绶带图》纸本设色 117×45.4cm

然而，从整体来看，在以通史、断代史、画种史和画史专论为研究写作主流的情况下，作为基础研究手段的文献考证、美术考古和书画鉴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综合研究，一是由于学者专家无暇去做如此浩繁的工作，二是革命年代对繁琐考证的批判，使学者对考证鉴定视为畏途。而基础研究的不足，也影响了宏观研究的深入，尤有甚者则变成了现成结论的演绎和例证，比如有的美术通史，即套用前苏联文艺学“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斗争而现实主义取得胜利”的结论，把先验的论点套在中国美术的丰富发展上。在史学界提倡“以论带史”变成“以论代史”、“以论套史”之后，从事实引出结论——即论从史出的学风遭到错误对待，于是终至出现了文革中的“儒法斗争美术史”，使学术研究彻底变成了某种含沙射影的政治观念的传声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