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中之情，话诗外之“疫”

“人生无贤愚，飘飖若埃尘。自非得神仙，谁免危其身。”（唐·杜甫《寄薛三郎中》）古代疫病多发，很多诗人都曾饱受疫病之苦，他们以此为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关怀生命、忧心民生是永恒的主题，豁达乐观是诗人不变的人生态度。面对疫情，诗人们书写自身经历，观照世间百态，用诗中之情，话诗外之“疫”。

李唐《艾灸图》（局部，又名《村医图》）反映了宋代民间医生以灼艾救治病人时的情景

叹 人 生 之 疾 苦

俗语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疫病治疗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人们不仅要面对病痛，还要忍受治疗之苦。

在古代，灼艾是治疗疫病的一种常用方法，人们将艾叶捣干制成艾绒或艾炷，燃烧后熏灸人体一定的穴位，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唐代韩愈在《谴疟鬼》一诗中记载：“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可知在唐代，灼艾作为治疗疫病的方法就已经广为使用。

相对汤药而言，灼艾的效果最为显著。然而这种方法却隐藏着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人们一般不轻易采用，多把它当做万不得已的下下之策。南宋陆游曾身染疫病，“老境侵凌病满躯”，久治不愈，不得已而灼艾，但却“计出火攻伤老病”（《久病灼艾后独卧有感》），不过好在“火攻下策得枝梧”。通过灼艾，诗人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小愈之后便沽酒买醉，“沽来村酒初判醉，叱去山童不遣扶”（《久疾灼艾小愈晚出门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北宋理学家邵雍在《答客问病》一诗中也说：“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可见灼艾之功更胜于药石。

事实上，灼艾的功效虽好，但过程却疼痛难忍，很多诗人都不堪其苦。南宋朱弁谈及自己灼艾的经历：“烟微初炙手，气烈渐钻皮。闭目书徒展，支头枕屡移。发狂还自哂，贾勇仅能支。宋鹢追风日，吴牛喘月时。”（《予以年事渐高气海不能熟生煖冷旅中又无药物遂用火攻之策灼艾凡二百壮吟呻之际得诗二十韵》）灼艾之下，诗人体无完肤，彻夜难眠，惟有通过吟诗以消身心之痛。面对灼艾之痛，南宋郑清之不禁发出“四千八万陀罗臂，艾炷教君何处安”（《臂疼医令灼艾戏成》）的感慨。

除了病痛，诗人还要忍受卧病隔离的精神之苦。南宋淳熙十年，范成大因病致仕，一病就是三年，“三年归汶上，千日卧漳滨”（《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卧病期间，诗人久居家中，“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三椽卧衰疾”（《甲辰除夜吟》）。起初他还享受这种卧病的悠闲，“当时想像闭门闲”（《甲辰除夜吟》）。可是没过多久，这种闲居就变成了困居，以致“因病偷闲意属厌”（《丙午新正书怀十首》），心痒难耐，不禁想要出去走走，“脚底关山如梦中”（《甲辰除夜吟》）。在病痛和精神之苦的双重折磨下，诗人日渐消瘦，“骨枯似櫱肤如腊，发织成毡鬓作蓬”（《谢范老问病》），“皮下多无肉，秋来瘦不禁。骨棱春焙銙，筋蹙海山沉”（《自咏瘦悴》），精神也一度崩溃，甚至萌生了“人应见怜久病，我亦自厌余生”（《甲辰人日病中，吟六言六首以自嘲》）的念头。

哀 民 生 之 多 艰

在古代，瘟疫和战争、饥荒、洪灾一样，是致死人数最多的灾害之一。瘟疫所到之处往往是尸横遍野、十室九空。两汉乐府诗《古步出夏门行》曾记载当时瘟疫肆虐下的民间惨状，“白骨不覆。疫疠流行。市朝易人。千载墓平”。

瘟疫面前，命如草芥，民生堪忧。诗人们不止关心自身的安危，同时也心系百姓，忧民之所忧。范成大三年卧病期间，亲眼目睹了“十家九空”的民间惨状。他直斥天地之不仁，并作诗体怜百姓：“疲甿惫矣可更病，我作此诗当感神”（《民病春疫作诗悯之》），希望可以感动神灵，驱散瘟疫，还人间以清宁。

也有诗人通过写诗的方式上书朝廷，为民请命。明代龚诩在《甲戌民风近体寄叶给事八首》中记载当时的一次瘟疫，“疫疠饥荒相继作，乡民千万死无辜。浮尸暴骨处处有，束薪斗粟家家无”，洪水、瘟疫、饥荒并作，百姓流离失所、死者如蕉，诗人亦是沟中之瘠、百病缠身。受疫情影响，“薪米价高同白金”，灾民无钱无粮只得吃草根、啃树皮，甚至出现了“荇粉磨成连浊土，榆皮剥尽到深根”的惨状。有感于此，诗人“半因忧己半忧人”，接连创作了《甲戌民风近体寄叶给事八首》《民风绝句寄叶给事五首》等十几首诗歌，向朝廷反映民情，恳请拨款赈灾。当得知朝廷免除了当地的赋税，诗人喜不自胜，“不忧鞭挞烂皮肤”。

为防治疫情，政府通常会采取一些检疫措施。然而措施不当，苦的还是百姓。清代洪繻在其《检疫叹》中对检疫官凶狠残暴、不近人情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控诉：“检疫入人家，横将老幼驱。刀圭及针药，刲剖死人肤。云欲免传染，须焚死者躯。到处人惶惶，有病应受俘。不许在家养，病院非虚拘。或有讳病人，一死如偷窬。亦有无病人，羸黄以病诬。封守死者家，禁锢七日踰。”疫情面前采取非常手段是必要的，但无病被诬为有病，“疫死柔于水，检死暴于火”，这种行为岂不比疫鬼更可惧？百姓“偷生”且无路，苦疫更甚于苦贼。面对这种情形，清代许梦行感叹道：“民生到此计已蹙，爱护无端当杀戮。病疫之家不敢声，死疫之家不敢哭。不经丧乱苦，不识升平福。不遇旧恩宽，不知新法酷。（《苦疫行》）”可怜民生之艰、百姓之苦无人可诉。

疫情当前，诗人们“位卑未敢忘忧国”，越是在困难面前，越能体现他们的忧国之心、报国之情。南宋名臣王十朋在泉州任职期间，“入境身即病，到官日呼医”（《乞祠不允》），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灼艾，以致出现“臂疼如子美，齿落如退之。脚患柳州肿，发垂孟郊丝。饮食日减少，跬步须扶持”的症状。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情，诗人虽不堪其苦，却仍思报国之心。他说：“沟壑倘未填，报国犹有时”，恳请朝廷准其致仕养病，以备来时报国。

聊 自 嘲 或 互 勉

面对疫情，诗人们往往展现出豁达乐观的一面，他们以自嘲或自勉的方式来纾解病患之苦。范成大三年卧病期间，虽偶有“因病偷闲意属厌”的感叹，但依然保持了豁达乐观的心态。他戏书自己得疾千日：“百年能有几春光，只合都将付醉乡。衰病豁除千日外，尚余三万五千场。”（《丙午人日立春，屈指癸卯孟夏晦得疾，恰千日》）面对顽疾，旁人已不堪其忧，他却心犹始孩，无忧无虑，似乎已然忘却了形骸。他乐观地说道：“馀寒会退听，一笑当安排”（《立春大雪招亲友共春盘坐上作》），功名利禄、生老病死，一笑了之。

面对疫情，诗人之间也相互劝勉。唐元和十年，元稹被贬通州，刚一到任，白居易就写诗提醒他，通州“人稀地僻医巫少，夏旱秋霖瘴疟多”（《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盼他千万爱惜身体。然而造化弄人，元稹还是不幸感染了疟疾，以致“胀腹看成鼓，羸形渐比柴。道情忧易适，温瘴气难排”（《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白居易得知后，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多次作诗慰问，“天涯书达否，泉下哭知无。谩写诗盈卷，空盛酒满壶。只添新怅望，岂复旧欢娱。壮志因愁减，衰容与病俱。相逢应不识，满颔白髭须”（《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元稹也给他回诗，“秋茅处处流痎疟，夜鸟声声哭瘴云。羸骨不胜纤细物，欲将文服却还君”（《酬乐天寄生衣》），向他诉说自己的病情，感谢他寄来的衣物。虽然“秋茅处处流痎疟”，好友寄来的衣物也不合时宜，但这份情谊诗人却铭记在心。

自嘲也好，互勉也罢，都是诗人笑对疾病的一种表达。他们借诗抒怀，苦中作乐，即使在疫情笼罩的日子里，也依然诗意地生活。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我们应该向诗人们学习，以更加积极、乐观、自信的态度应对疫情。正如范成大病中所言：“已把宜春缕胜，更将长命题幡。”（《朝中措》）春天既已到来，阳光还会远吗？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马永鹏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