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代著名的平民史地学家，践行经世致用，可惜英年早逝

在清代道光朝经世实学复兴运动中，民间史地学家张穆继承顾炎武、阎若璩等先贤名儒学脉，发扬爱国主义和经世致用精神，致力于学术救世，以其特立独行的学者品格和成绩斐然的学术成果，展示了传统经世实学在社会历史的巨变中开拓创新，向近代新学转变的学术大趋向，在晚清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

张穆，字诵风，初名瀛暹，一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人。他祖父、父亲都是官员和学者，时人记载他“生具异禀，于书无所不读，才名藉甚。”他早年喜欢写诗文， 学者程恩泽看后，十分赞赏。此时，张穆还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

作为优贡生，他应京兆试，去的时候带了一瓶酒。监考的人不让他进，他一饮而尽说这回可以进了吧。因此得罪考官，被斥逐。但由此他也绝了科举的念头。居家专心著述。

祁寯藻典试江苏的时候，曾请他做幕宾。一代儒宗阮元看过张穆的书后，推为硕儒，说，“二百年无此作也！”。张穆宗理学，与龚自珍、魏源、何绍基、徐继畲等人都有密切的交往。

张穆的研究领域很广，但贡献最大的当属地理学。名著《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考据精确，以殚洽称最”。 这部书的成书背景也很有可参研之处。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成为晚清学术领域里的一门“显学”，涌现出了一大批边疆史地学者和著作 。当时北京的一批士大夫以建祠和定期会祭的方式，发起对顾炎武的纪念活动，而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几位重要学者尽在其中。依靠顾祠连而接起来的人际网络时名很盛，让越来越多的学人投入到关于西北的研究之中，而西北边疆的知识也赖以流传。清代蒙古史地学研究由祁韵士起，张穆、何秋涛为后继者，其间还有徐松、龚自珍、魏源等名家辈出，但要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最具代表。三位学者之学术一脉相承，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推动蒙古史地学研究向多元化、多视角发展，对蒙古史地学的贡献巨大。

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一部反映外藩蒙古地区的历史地理著作，著作中详细介绍了清王朝对外藩蒙古王公的笼络和利用，通过盟旗制度、联姻政策控制外藩蒙古。该书是研究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北方边疆史地的上乘之作。为了更好地记述内外蒙古各地的地理和历史变迁，阐明各种地名和人名的异同，书中采用自注的方法将大量的材料置于注文中，既保证了正文的简练通畅，又能很好地保留史料，深化观点，使自注与正文交相呼应，相得益彰。对于该书，张之洞和梁启超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已被译为外文出版。

另外张穆还著有《延昌地形志》，“不但为元魏一代地理专书，实足释千古之疑，供读《水经》者之门径焉。”

张穆撰有顾亭林、阎潜邱两家年谱八卷。校正《元朝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七种。又有《乌斋诗文集》若干卷。

张穆还是位藏书家。清代丛书出版业繁荣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显著提高，是清代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道咸年间，以晋籍学者杨尚文和张穆为主合力辑刻了《连筠簃丛书》。张之洞评价该丛书'多存古书、有关实学、校刊精审',其内容丰富，铸刻精良，对晚清及民国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穆书法端秀劲逸，自成一体。他擅长楷、行、草书，尤以楷书为最，笔意中不仅有唐楷之严谨内敛，更兼魏碑之灵动张扬，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融为一体。

鸦片战争后，海疆多事，四方兵革水旱，张穆忧心如焚，殆废寝食。他痛感民族危机之严重，认为“实学即奇才”；实学应适用于民用之技术科学，因此倾尽全力拼命著述，过分劳损身体，终于积郁成疾，于四十五岁就去世了。后人在晋阳书院和平定古州立阁堂祭祀他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