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博尔赫斯下场成为辩手，唯有关于民族语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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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不止是博学的书斋型作家，在深晦玄想的另一端，他还是激情辩驳的论战“斗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语言》收录了他探讨民族语言风格传统的文章，其间对各类学者的荒谬偏见予以辛辣驳斥。他以学识压倒了无知、矫饰和自鸣得意，用悠游的揶揄击穿了那些妄议“语言优劣”借此凸显民族优越感、欧洲中心论的观念。

“阿根廷语”的提法，听上去或许颇为古怪，但却有现实意义。它在同时拒绝两种偏见——一种是自我降格的“郊区话”，一种是自诩纯正的“西班牙派”，都不符合阿根廷语的现实。博尔赫斯认为“郊区”是诸多对比的反差，不存在通行的底层方言。郊区话，并不意味原生态、民间化和生动性。相反，“它的词汇贫乏，区区二三十个意思，再靠混乱无章的同义词变得复杂。”通俗剧作家只能靠生编瞎造，颠倒词汇，造成仿佛具有活力的假象。它不过是“从暗语即小偷使用的暗语，沉积下来的”。

如今，我们审视方言写作，也意识到并非植入方言用词，就能标记文学的地域生态。“百姓不需要给自己添加地域色彩，只有效颦者才认为这是必须”，“那些古老快乐的探戈，从来不夹带暗语，只是当前的浅薄时尚才让后者变成了不可或缺，让探戈里面充满莫名其妙和故弄玄虚。”博尔赫斯坚守语言的功能属性，要自然、通用，确保文学出于本真，实现情感沟通。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语言》

原版封面▲

博尔赫斯与克莱门特讨论

同时，他又将语言分析上升到文化批判的高度。他指责语言中的保守主义者——把西班牙人的词典奉为圭臬，僵化语言的“学究”。对于那些认为西班牙语已达全盛巅峰的盲目崇拜，博尔赫斯暗讽，一种完美的语言，怎么可能没有诞生伟大的思想情感，文学与哲学？西班牙从未有过这样的长处（除了塞万提斯还有谁呢）。他描摹了“西班牙式的平庸”——“它的琐碎、庸碌和人物都是凭借轻松的抄袭之术”。

一个对语言问题冷漠的作家，注定会限制文学的境界与视野。博尔赫斯对民族语言的关切，源于生活中全情倾注。他生怕遗漏任何“活的”文学基因。日常语言、市井底层，全是文学素材。热爱生活，才能造就语言的敏感体认，深化情感理解。《马车铭文》一文，如同游于贩夫走卒的语言田野考察。“我捕捉这样的词句已经有一段时间，车场中的铭文意味着漫步和悠闲，远比真实藏品更有诗意。”马车铭文，原本是盾牌铭文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变体，但它却有本土化的扎根生长，充满着自我肯定。

极简的铭文，竟能铺展叙事的情境，“短句子的严肃冷淡通常会被设法弥补”。如送货车上就写满殷勤——“乐意服务”“南方的巴斯克小伙儿”“风流美男”“远大前程送奶工”。博尔赫斯会揣摩其中的情绪价值、性别意识。这里需要作家拥有好耳朵，才能听音辨义，就像他认为“金发女，门儿都没有”这样的描写更胜一筹，因为“克里奥尔人式的吞尾音和表露出的对深肤色女子的偏爱”。

博尔赫斯对语言满怀想象力，他能重绘语言的风景与风情。“马车不断被身边的车辆超越，但是迟缓恰恰成了它的胜利，仿佛别人的匆匆都是奴隶惊慌失措的奔命，而自己的迟缓才是对时间的完全占有，甚至是永恒。马车还在继续，它的一侧写着铭文。”作家自言，已不相信文学，只信语言的真实诱惑。有诱惑的语言，一定符合情感，如同命运。“它（铭文）的含蓄就是郊区人说话时的含蓄，无法直接陈述或思考，而更喜断断续续，泛泛而言和假象:像刀痕一样弯曲。”

语言是文学的质料载体，任何文学都是具体的语言实践。它是文学土壤与生态的系统问题。语言特性必然影响文学气质，这是“用”对“体”的深刻影响。作家的态度是公允宽博的，既没有刻意拔高本国语言的优势，也没有陷入妄自菲薄的怀疑里。他是坚定的维护者，就像父母对待自己孩子，虽然知晓不足，也不许他人无端指责。你能看出，博尔赫斯的反击有多激烈，他对民族语言的爱意就有多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