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长”许宏

原载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公众号（2017年3月6号）

【按语】2016年秋季学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许宏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教授针对“二里头和陶寺，谁是最中国？”展开辩论。今年春季学期，许宏教授将作为第二期邀访学者入驻文研院，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学术讨论。今天，我们推荐的是许宏教授做客“一席演讲”的讲稿《考古队长》，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我叫许宏，还有一个别称是“@考古人许宏” ——我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

我是1999年当这个队长的。那一年之前，从本科、硕士、博士直至大学讲师，我学考古、干考古总共将近20年了。而当时的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有40年。我是第三任队长，属于第三代领导集体。

说到我们考古队，大概有十人吧。首先是我和手下的两个兵，被叫作研究人员，现在还被称为“干部”，因为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吃皇粮的。这三个人下面还有六、七个技师和技工。他们不是研究历史的，更注重基础层面的工作，有一些人水平很高，甚至说身怀绝技，许多活儿比如钻探发掘、辨土认土，都由他们来完成。

第三代二里头考古队成员

我们的出土物大部分是破碎的。比如说陶片，技工们负责找陶片，合并同类项，把它们粘在一起，然后逐渐进行复原。大量的复原器都是他们一点一点修出来的，以便用于考古研究。除此之外，比如绘图、摄影、写记录，也是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考古队的第二梯队。

二里头出土的陶片和复原陶器

还有第三梯队。一旦开始发掘，我们会从当地的村里雇佣村民，作为体力劳动者。当时的农村还比较有活力，年轻人大都在村里，可以聘到壮劳力，甚至还有一些辍学的小姑娘。如此一来，我们的大学生跟小女民工可能会发生恋情。你想啊，比较偏僻的村庄年轻人，憧憬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突然间来了一帮大学生，整天在这个很小的探方里面工作，又正值豆蔻年华，难免冒出点火花的。所以圈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写了本小说，名叫《油菜花黄了》，是说每当油菜花黄了的时候，考古队开拔，恋情也就结束了。

二里头考古探方

早些年的故事听起来让人唏嘘感叹，现在却没有这个担忧了。大家看看这个合影，这是考古队现在的一张全家福，聘的民工都是大婶、大妈加大爷，要发生点什么也是不可能了，所以尽可放心。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梯队。

二里头考古队第三梯队

要说到我们的工作呢，考古人田野讲究三把刷子：一调查、二钻探、三发掘。这张图是我带着团队在野外调查的场景。我们管它叫“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踏察”，大家排成一排，隔上一段站一个人，每个人手持一部对讲机，拎着一个编织袋，随时把陶片、石器之类的往袋里放。

考古野外工作：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踏察

一遇到断崖剖面我们会非常兴奋，原本说考古人就是破译无字地书的，我们也从剖面上来搞清地下的信息。这样一来会给人一种感觉：形迹可疑。经常有老乡见了就问，你们到底是干嘛的，神秘兮兮的。时间一长，队员们干脆编了顺口溜自我调侃，说“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

考古野外工作：观察断崖剖面

我们最拿手的绝活儿叫辨土认土。比如说墓葬里的土是“五花土”，一旦打出这种土，就能知道这是个墓；宫殿建筑或者城墙的土是夯土，因为当时夯过，非常结实；广场或路面上踩踏过像千层饼那样的土叫路土；像垃圾坑里的土，还有草木灰，实际上古人粪便也都在里面，不过现在早已干化了。商代的土、汉代的土，基本上在一个地方干过一段时间后，一看就能辨识它是什么土，以及什么时候的土。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先生是大学问家，也有人说他是考古学家。但在考古圈人们却不认他是考古学家，只认他是历史学家。因为他不认土，不知道钻探发掘。

我们最得心应手的一个利器是洛阳铲。这把铲子是钻探用的，用上好的钢打制。这个半圆形的铲头是洛阳盗墓贼发明的，现在却为我所用。说一句不谦虚的话，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任何高精尖的钻探仪器设备通通没法替代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在是一项极有中国特色的发明。

洛阳铲

这个铲头是钢的，套上木杆长度可达两米，一般情况下够用了。若再加竹竿最多可到四五米。如果四五米还没打到底的话，竿上拴绳，利用自由落体原理，可以往下打十几米。熟练的工人往下一扔，啪一家伙，拿绳一揽，就能探出土来。“五花土墓葬挖”，盗墓贼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我们仍用这样的技术来破译无字地书。

说起中国考古发现，很多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就是由农民和施工队发现的。但也有例外，比如说我所在的二里头遗址，它就是前辈老先生为了寻找夏王朝的文化，在梳理古典文献的记载中，凭借线索挖到了豫西晋南这一带，还真就找到了这么大的遗址。

在这个遗址上，我们出土了无数可以被称为“超级国宝”或“中国之最”的东西。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2002年春天，我们在宫殿区发掘，一个年轻队友跑过来悄悄跟我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一听赶紧跑过去，是一个刚露出一点儿的铜铃。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座贵族的墓葬，墓里除了铜器之外，还有玉器、绿松石器、漆器、海贝项链等一百多件器物。虽然露出这么一点儿来，但民工们已经知道这事儿。于是我当即决定要抓紧时间清理，而且从现在直到清理完毕，需要全天候地盯守，防止被盗。当时我们还是兵强马壮，我手下有三个队友、四个技师、九个本硕实习生，大家轮班盯防。我们还把考古队的大屁股吉普车灯开着，隔一阵就冲着那个黑魆魆的墓穴照一照，严防死守。又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壮我们的声势。这样，上半夜还挺浪漫的，男生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还有晚春时节飘着麦香的空气。但到了下半夜就比较难受了，四月份的时候还有温差，得穿大衣。然而大家仍然斗志昂扬，说是我们在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清理的工作越往下，会发现越多的绿松石片儿。我们当时也没太多意外，二里头很早就出过这样的东西。但这个墓比较特殊，整个绿松石片儿范围达到70公分，从这个墓主人的肩部一直到胯部。

一般的铜牌只有15-20公分，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胸部。但这个没有铜托，它原是粘嵌在有机质（木头或皮革）上的，待它们腐烂之后只剩下这些片了。这样一来不要说用竹签来剔这些碎片，就是用嘴一吹都有可能使它移位。变动太多，恐怕这个东西就保不住了。

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

这里我补充一句，人们总说考古学是研究物的，但是我们更强调物背后的context，也就是它的背景关系。比如第一次参加考古的学生，若让他见这些小绿松石片儿，他若见一片儿抠一片儿，把2000多片绿松石片儿抠回来，以为文物一件都不少，可他却忽略了context，也就是镶嵌松石片儿的那个东西。这就是考古和文物收藏最大的差别。

因此，我意识到这种清理方式不可行。清得越细越不利于文物保护和以后的复原。况且多日连续熬夜守候，队员们也都非常疲惫。加上文物在工地上多呆一天，就增加一分危险。所以我紧急跟北京考古所的科技中心联系，让它整体起取，放回室内清理。

考古室内清理工作

运到北京后，它的真面目才显露出来。我们以前做过种种想象，待它清理之后才觉得，以往的一切想象都黯然失色。它居然是一条大龙！保存地那样好，你站在正上方俯视它，它的身子和尾巴好像在游动，你若是逼近它，它那两双白玉镶嵌的大眼睛好像也在瞪着你，催你读出它的身份来。我们的专家管它叫“超级国宝”，确实如此。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大家总是会问，许老师，你当队长有这么多收获，最令你激动的发现是什么？一般记者朋友都会替我回答，就是那个绿松石龙，因为它太有名了。但我说还不是，我最得意的还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是紫禁城）”，这是在我手里发现了。因为我个人是做城市考古的，在考古界，我自称是做“不动产”的。宫城城墙啊、道路啊、宫殿建筑、四合院、紫禁城这些东西是我的强项，所以说搞清不动产的布局，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们先翻前辈留下的资料，寻找蛛丝马迹。先生们留下一条1976年的记录，那时已经探出宫城东面有条大道，200米长，以后就没下文了。我意识到这个道路非常关键，很有可能就是解开二里头宫殿布局的一把钥匙，决定继续追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一个村民跟我说，许队长我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唷，我这心里一喜，因为大家都知道，小麦长得不好很有可能是由于地下有比较坚硬的东西，渗水不畅，导致它结构异常。而在考古遗迹里面，最有可能的就是宫殿建筑。因为它是用夯土夯的，比较坚硬，有时候在航片上都能看出来城墙来。我当时非常兴奋，觉得很有可能是城墙，结果让技工一钻探，那是条路，它是宫城北边这条东西向的路。这也让我们兴奋不已。大家知道路是踩踏之后像千层饼似的，也不容易渗水。它作为一个很好的线索，顺藤摸瓜往东探，图上注明的井字形大道，第一个大十字路口，它跟前辈探出来那条大道交接上了。

就这样，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发现了。尔后我们追探那条南北向的大道，一下子探出了700米。路宽10多米，一些地方达到20米。我们队友开玩笑说，这已经达到了现代道路四车道的标准，它是最具王气的，只有王都才有，就像只有北京才有长安街一样。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乘胜追击把这个井字形的大道搞清楚了。而它围起来的空间就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所在。

二里头宫城遗址

说起来，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也很有意思。我有一本小书叫《最早的中国》，那里面有一节叫做《想出来的宫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一段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什么你才能挖到什么。当时做学生的我还不理解，但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痛感这句话的分量太深刻。我接手二里头时它已经被挖了40年，我的前辈们一直想找城墙却没有找到，有朋友说许宏太幸运了，实际上我是有一整套思考的。我在做博士论文时，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意识到在早期城市里，外围大的城圈是可有可无的。二里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城圈。它的存有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防御需要，跟政治军事形势有很大关系。但我坚信作为统治中心王室重地的宫殿区，不会是开放的，因为政治性决策本身就有封闭性和独占性。

凭着这样的信念，我猜测二里头宫殿区应该也有防御设施。我顺着这个思路按照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去摸索。前辈们已经发现的大道，它西边是二号宫殿，宫殿的东墙外是大路，再之外就不是宫殿区了，只有一些小房子。大路与二号宫殿的东墙，应该就是宫殿区的东缘，这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城墙或者壕沟。因此，如果有宫城城墙的话，二号宫殿的东墙应该和它们是一条线的。

那么，我就把二号宫殿的东北揭开，果然二号宫殿的东墙继续向北去。我又把二号宫殿的东南角揭开，进一步扩大面积，它又往南去了。于是在2003年的五月下旬，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条墙已经确认了300多米了。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宫城东北角。就这样，在我40岁生日的前夕，"中国最早的宫城"发现，是我收到的最厚重的礼物。

到了第二年，我们又乘胜追击，把四面墙都找到了，确认中国最早的宫城超过十万平方米。它建于距今3700年左右，别看它的面积只有现在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它是以后所有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我们说了半天绿松石龙和宫城城墙，这些都是统治者用的，实际上考古人也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古学是一门关于垃圾的学问。我们一切发掘对象都是废墟和垃圾堆，但是我们能从其中探出许多宝物来。

现在给大家看的图片是把垃圾坑里的土和地层里面的土，通过浮选（也就是用水冲洗）的方式使粮食颗粒浮上来。我们可以看出，二里头时代的人们已经五谷齐备了。

考古工作：浮选

到明年，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就是第55个年头了，也是我作为二里头队队长的第15个年头。二里头都邑总共300万平方米，我们这几代人却只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儿，绝对的冰山一角。然而却已经有许多重要发现了。考古工作就跟愚公移山一样，这么一个都邑遗址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更多代的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考古人就是凭着这个劲儿。用我太太的话来说，这考古人都是一根筋，一生只干一件事，但一定要有这样的劲儿，才能把这件事做好。

几年之前，我在《最早的中国》介绍了关于二里头的中国之最，它在中国文明史上开创了新纪元。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与其说探索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它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索，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真实。

人们说考古学是研究人的学问，人之前的不归考古管。但光是人的历史就有二三百万年了。如果把它假设为24小时的话，那么到半夜11点57分之后，才进入有文字的历史。而中国的文字出现的更晚，还不到两分钟。这之外的漫长人类发展史，要想搞清它的过程，复原它的轨迹，回答诸如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这类问题，只能依靠考古学了。这也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想起著名小说家张承志先生的一段话，他也是考古学的，他说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条严厉的门规，那就是：或者作为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在这条路上，探索没有止境，我们还在前行。我们企图透物见人，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窥探它背后的古人，探知他们的行为甚至思想。也正如此，我们坚信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原载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公众号（2017年3月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