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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东: 从应物先生如何应物开始|《李洱诗学问题》

2021-05-12

李洱是我十分信任的作家,是我眼中没有败笔的写作者。以我一孔之见,他也许是当今中国一经落笔,必成经典的小说家,相当罕见。《应物兄》是一部立足汉语思想传统、从内外两个方向拷问汉语,而饱具深仁厚爱的作品,提升了现代汉语文学的品质,更新了现代汉语在小说创作中的面貌,让人震惊和羡慕。

十几年前,当他开始构思《应物兄》时(当然,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部小说姓甚名谁,是何模样),我便对他开玩笑说,我要为你写一部书,名叫《李洱诗学问题》。作为一个博学的小说家,李洱当然知道,这个题目模仿——或者干脆说剽窃——了米哈伊尔·巴赫金。巴氏有一部伟大论著,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潜意识中,我也许有把李洱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念头,却从不敢以米哈伊尔·巴赫金自许。巴赫金是我的偶像;我对待他,就像信徒对待他们心目中的神。

我自认为是个守信的人,或者,我希望自己是个守信的人。李洱或许也希望我是个守信的人。2018年6月,当我听说他写了十三年(加上酝酿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十三年)的作品终于要出版时,我知道,写作《李洱诗学问题》的机缘到了。从2018年7月起,我放下已经写到中途的那部小书,花了两个月时间,将李洱除了《应物兄》之外的所有作品,再次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遍,以便为这本小书(其实只能算一篇长文)做准备。从2018年11月1日开始到今天,终于写完了这本小册子。

能够兑现自己的诺言,总算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吧。

我在《李洱诗学问题》中,引用了李洱有关其作品的许多言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这样做,确实是很犯忌的事情。作家的话决不能轻易信任;批评者能不征引他们的言论最好不征引,以免误会和误导。我在此之前所做的批评工作中,就很少征引作家、诗人关于其作品的言论。但李洱似乎可以例外。李洱从创作伊始,就是一个沉思型的作家。只要熟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以作品编年的方式熟读其作品,会强烈地感觉到,李洱像西方古典哲学家创建哲学体系一般,在创建小说体系;李洱的所有作品都互相牵连,都有自己的来路和出处。基于这样的印象,我在逻辑和理性的层面大致可以说服自己去相信:李洱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和理解值得信任。

从应物先生如何应物开始

*本文为《李洱诗学问题》节选

“应物”者,人名也,长篇小说《应物兄》之第一主人公也。这个作品体量庞大,堪称消费时代之异数。第一主人公呢?乃小说家李洱十三年苦心酝酿、精心经营之产物也【首发《应物兄》的《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秋卷的“编者的话”劈头就说:“这部小说,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每个词,每个物,每个人,都如十月怀胎,慢慢成形。”】,比悼红轩主人(不一定是曹雪芹)之于《红楼梦》,还多费了三载光阴。《应物兄》有云:第一主人公出身寒微,家族中排行第五,父母因此上赐名应小五。是其初中班主任,名唤朱三根者,“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又“对他寄予了无限希望”,才为他,应小五,另起了一个雅到极致的名号:应物。这个“显然给他带来了好运”的姓名沾染的微言大义,出源于王弼,一个只有二十四年阳寿,却在机缘巧合中“大”开了天眼,“打”通了任督二脉的不世出之奇才: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何劭:《王弼传》,参阅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应物兄》引用过这段话】。

文德斯,《应物兄》的主人公,李洱迄今为止的小说作品里少数几个懂得羞涩的人物之一,有一次对应物说:“你嘛,你的名字就是你的终极语汇之一,应物而无累于物。”但初中班主任对前应小五的如此期许,连成年娶妻后的应物都信心全无: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记挂心间,有太多的烦恼需要忍耐;还有太多“细”密的心思,需要他仔“细”收藏起来,以便“细”加品味,并用于夜间详考,直至以春秋鼎盛之年,生死不明于一场平淡无奇的车祸。作为济州大学资深的儒学教授,姓应名物者像是理所当然那般,写有一本亦步亦趋于《论语》的著作,等价或者相当于献给儒学的投名状。《应物兄》有言:那部书“原名叫《〈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但他在拿到样书的时候,书名却变成了《孔子是条‘丧家狗’》,他的名字也改了,从‘应物’改成了‘应物兄’。”【本文凡引李洱任何小说中的文字,只注明所引小说的篇名、最初发表所引小说之刊物的名称和刊物的出版时间(或期数),不注明页码,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被提到的小说大致写于、发表于何时,以便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增进对李洱的小说——而非李洱——的理解】该书的出版商,“后颈肉浪滚滚”的大胖子季宗慈,也就是“婚姻即体制性阳痿论”的发明者,乃前应小五的朋友。此人随手将尚未署名的书稿抛给图书编辑时,随口很客气地说,这是应物兄的大著;图书编辑便很不客气地将“应物兄”当成了著者的名字——这个细节的叙事学意义,此处姑且按下不表。

在这个盛极一时的消费主义时代,作为书名的《〈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确实长相平庸,不会产生任何像样的轰动效应,有必要遵照“标题党”的基本律令或原则,更名为《孔子是条“丧家狗”》,以谋出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颇富想象力地认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一向带有娼妓的属性……自摄影术诞生以来的世界,犹如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妓院。”【[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而依居伊·德波(Guy Debord)之见,消费社会的实质及其要义,根本就“不是卖出人们所制造的东西而是卖出‘卖’这一行为本身”【[英]安迪·梅里菲尔德:《居伊·德波》,赵柔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作为一个当下——而非大而化之的所谓当代——中国人【王鸿生先生是个既杰出又细心的批评家,他依据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推断的结论很合历史主义的脾性:《应物兄》的“故事时间最终被设置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某一年内”(王鸿生:《〈应物兄〉: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冬卷)。由此看来,应物兄的当下中国人的身份应该毋庸置疑】,应物了解“卖出‘卖’”的要义和实质,明白商品中暗藏的娼妓属性,却仍然要为自己享受的待遇大光其火,但没有任何能力改变既成事实于万一,直至“应物兄先生”“应物兄老师”“应物兄教授”“应物兄同志”成为他的新尊号。前应小五向出版家朋友大光其火,既意味着应物兄先生不得不有应于物,又意味着他有累于物,还意味着他虽然深研儒学,却依然是一个颇为地道的凡品和俗物。他先是被动,并且违心,最终又较为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实、接受新尊称,走向自身意图和意愿的反面,则具有程度不轻不重的反讽意味,弥散、流布于《应物兄》的字里行间,浸润着整体的《应物兄》,像是充满脚臭味或是带有酒香的蒸汽。

富弼曰:“人君所畏惟天。”【《宋史》卷三一三】在古老的汉语思想中,应物而无累于物,直至在宥万物【谭嗣同对“在宥”有过一厢情愿但并非全无着落的解释。他认为,“‘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清〕谭嗣同:《仁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任其无所驻心地自在生长,是圣人的境界【《易·遁》上九爻辞:“肥遁,无不利。”王弼注:“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这正是圣人的行止】。东坡居士从境界的角度,称之为“无住”(苏轼《闻辩才法师复归上天竺以诗戏问》:“昔年本不住,今者亦无来。”);艾朗诺(Ronald C.Egan)则给“无住”做了一个善解人意的注释:“不允许自我留恋于外物,不允许自我对外物产生占有欲。”【 Ronald C.Egan,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57.】这正是明道先生的教诲:“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明道文集》卷三《答横渠先生定性书》】应物而有累于物,乃凡俗之人与万物相往还时必备的代价【《孟子·尽心上》有云:“万物皆被于我。”赵岐注:“物,事也。”这就是说,本文所说的物不仅指万物,也指围绕万物组建起来的万事,人也是万物之中的一物】。《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作为老子心目中“大盗不止”【《庄子·胠箧》】的重要原因,也作为儒家的圣人,连孔子都不可能不被外物所拖累【《庄子·骈拇》有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说孔子有累于物也许是正确的,但他给出的原因可能并不恰切。《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何休注:“待圣汉之王以为法。”很显然,孔子在汉代还不是圣人。这是“因为圣人之为圣人,有着超出学之外的因素,即是天命”(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述林》,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如果孔子真如庄子所说有累于物,乃是他原本就不是圣人之故】。作为济州大学资深的儒学教授,应物兄显然不会有如庄子那般,既对儒家和孔门不怀好意,又特别地不解风情。他非常清楚:除圣人之外的一切人等,都得以有累于物为货币,购买应物的资格,因为人生在世,焉能有不应物之理乎?

到得这等境地,古老的汉语思想自有其教导,或自有其暗示性:包括圣人在内的一切人等,不仅需要与物相俯仰(不妨想想“今以其[亦即圣人]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还得尽可能与物零距离地相接触【在古老的汉语思想中,世界是以“物”来定义的:“万物”就是世界。艾兰(Sarah Allan)女士小心翼翼地将“万物”译作Myriad living things([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张海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这个译法“堪称神来之笔,不但强调了‘物’(things)之繁多(Myriad),更突出了‘物’之繁盛,尤其是‘物’之生意、生机和生气(living)”(敬文东:《从心说起》,《天涯》2014年第5期),但更主要是道明了古老的汉语文化中以“物”定义世界的鲜活性】。在古老的汉语思想里,物不仅从来不会远离人群孤身独处,人还须得以其至诚之心,参与到促成万物之生成(亦即“成物”)的过程当中。为此,古老的汉语典籍早已给出了伟大的教诲:“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心术上》】——德必须建立在化育和滋生万物的基础之上【据艾兰说,英语世界倾向于将“德”译为virtue(美德)、inner power(内在力量)、potency(超凡力量)等([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前揭,第115页)】。“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礼记·中庸》】——“成己”的目的,乃是为了“成物”。暗含于这等口吻之中的,正是儒家的深仁大爱和良善之心。此间真意,有心之人早已机警,并且善解“物”意地指了出来:“人可以插入物,使人立置起来(成己),也使物立置起来(成物)。”【贡华南:《味与味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最不济,也得做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最后,方可达致“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而乐欤!”【《庄子·知北游》】的物我相契之境。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陈白沙才敢说:“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陈献章:《陈白沙集》卷五】老伏尔泰(Voltaire)才盛赞中国乃“天下最合理的帝国(le plus sage empire de l’univers)”【转引自张隆溪:《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人、物之间拥有这等亲密的关系,更有可能得益于以味觉为中心组建起来的汉语【武田雅哉说得很俏皮但很准确:“中国博物学的方法论基础,就在于‘吃’。……当我们遇见未知的东西时,先应该送进嘴里吃吃看。这是中国神话教给我们的道理。”正因为“尝”才是汉语认识万物的方法论,才会出现武田说的如下情况:“《本草纲目》中万物的价值,未必仅限于‘药用’的狭窄用途,而是依据‘此物应如何处理才最适合食用’之标准来测定。这是本草学的方法论。《本草纲目》不只记载植物、矿物和动物,连尿桶、木屐带子、上吊用的绳子,在书中也被中国人拿来料理,最后进到他们胃里。” ([日]武田雅哉:《构造另一个宇宙:中国人的传统时空思维》,任钧华译,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7页、110页)在古典中国,甚至连计时方式都是味觉化的:“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诗经·頍弁》)“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诗经·七月》)由此,不得不佩服马歇尔·麦克卢汉目光如炬:“17世纪传教士东去和时钟输入之前,中国和日本人用香火的刻度来计算时间已实行了数千年。不光是时辰和日子,而且连季节和黄道十二宫都同时用仔细排列的气味来表示,嗅觉长期被认为是记忆的根基和个性统一的基础……嗅觉不仅是人最美妙的感官,而且也是最形象化的感官,因为和其他任何感官相比,它能更加完整地调动人的整个感官系统。因此,读写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采取步骤去减弱或消除环境中的气味,就不足为奇了。”([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169页)】,毕竟语言才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原初的出发地:唯有语言,才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因、胚胎或密码【韩少功为反对近世以来形成的语言拜物教(language fetishism),而提出用具象来补充语言和达成对语言更准确的理解(参阅韩少功:《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虽然意义重大,却对本文此处的论点不构成威胁,因为无论如何,人认识世界只能依靠语言,即使是具象只要被人所把握,也早已语言化了,不存在没有语言化的具象(参阅敬文东:《具象能拯救知识危机吗?——重评韩少功的〈暗示〉》,《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5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很容易获知,唯有语言,才配称对万物的反应(而不是反映);有何种性状的语言,就有何种性状的人—物关系和人—人关系。调整人—人关系的底牌、安置人—物关系的密码,向来拿捏在语言的掌心【对掌握了语言的人来说,世界从来不是原本那个客观的世界,因此,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那个无须注明其出处的观点才能成立:语词是世界的血肉。但更真实的情况是:唯有句式以及推动语词成为句式的语气才是世界的形式;句式就是世界在语言中呈现出来的样子,世界只能呈现在句式之中。因此,更进一步的推导必然是:句式呈现和决定了人—物关系和人—人关系(参阅陈嘉映:《思远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汉语的舔舐能力就这样决定了中国人的应物、应人之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人—人关系和人—物关系出现在西方语言中:“对于黑种人而言,白种人有着尸体的气味。对于白种人而言,黑种人有着粪便的颜色和气味。这一共同的识别奠定他们相互的仇恨,一方恨另一方是因为对方唤起他对自身所隐藏的东西的形象,另一方则从这种想要摆脱土地的执拗中,看出那种不知自己必然要死去的人的盲目傲慢。带来文明的一方不可能不去相信自己是不朽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有着尸体的气味,这气味是由他所压抑的东西的回归来构成的,这东西涉及他作为凡人的境遇,凡人必须像其他人一样从他痛苦的‘俗世臭皮囊’中去除自己的污秽。”([法]多米尼克·拉波特:《屎的历史》,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页)】。古老的汉语从其起始处,就宿命性地认领了舔舐和品尝万物的能力。汉语与心相连【贡华南:《味与味道》,前揭,第99—144页】,是一种具有舔舐才华的声音性存在物,从心而不从脑【对这个问题,本人曾有详细论述(参阅敬文东:《味与诗》,《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不似倡导理性的古希腊,连传说中的雅典娜也必定诞生于宙斯的脑海,而非心田【迟轲:《西方美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但它同样不免于宿命性的魔爪。舔舐不仅意味着应物时的零距离状态,还意味着与万物相往还时,华夏古人必须向世间万物输出至诚之心:这就是古老的汉语随身携带的基本伦理【参阅彭小球:《从〈论语〉看孔子的语言伦理思想》,《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3年第8期】。孟子因之而有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何以如此呢?盖因为其诚也。零距离的应物状态和应物时必备的至诚之心,是圣人与凡夫共同的本分;是否有累于物,才算得上凡品与圣者的分界线和分水岭。在这等语境当中,有累于物顶多意味着应物兄是个凡人,并不构成对他的反讽。他一出生就获取的反讽意味,自有单属于他及其同类的源头。只是此时此刻,尚需绕道远行,以求标准答案;还得从long long ago……开始,以求功德圆满。

无论是有累于物,还是无累于物,汉语的舔舐才华都有能力保证古典时期的中国人达致物我交融之境。物与人彼此感恩、相互致意,以至于物从人愿,人则有成物之美,所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这当然是应物兄先生可望而绝对不可即的境界。物因为人参与了成物的过程,所以,从来不会感到孤独、委屈和落寞。对于古老的味觉化汉语而言,现代性境域中的“多余物”该是何等骇人听闻的概念,“废弃物”又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词语【参阅敬文东:《论垃圾》,《西部》2015年第4期】。在这种语言的细心哺乳下,人的应物活动不仅不存在丝毫反讽的特性;反倒从其起始处,就排斥反讽性能,只因为“万物皆被于我”【《孟子·尽心上》】,而我不仅与万物同在,更与万物同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这等性状的语言空间当中,人与物彼此间坦诚相待、贴身往还、相互牵挂(亦即凡俗之人比如应物兄的有累于物),言在此意在彼的反讽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赵毅衡从中国的道家、墨家、名家那里,发现了作为修辞格的反讽(参阅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但这只是作为论证手段的修辞存乎于一切形式的语言之中,与本文此处及其以后提到的反讽大有差异。本文所谓的反讽是非修辞的,只保留作为修辞的反讽的最原始的意义,详论见后】。董仲舒显然在明知故问:“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哉?”【《汉书·董仲舒传》引董仲舒语】顶多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点、某些无法绕开需要悠着点来的时刻,古老的汉语思想中才会稀稀落落出现三两个反讽行为,活像老年人的性生活。但那仅仅是“经”与“权”的问题,既无足轻重,亦无伤大雅。尽管朱熹言之凿凿:“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但应物兄先生像其前辈,亦即历朝历代的儒士经生那样,仍然很清楚:“权”不过是对“经”的变通性运用,带有调皮的神情,外加做鬼脸和吐舌头的扮相。

《李洱诗学问题》| 敬文东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洱诗学问题》是一部论述李洱迄今为止全部作品的专著,书名有意模仿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该书从小说写作的语气入手,分析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李洱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语气转向,语气转向如何帮助小说家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现实,语气转向与母语的关系等等。该书结构清晰,旁征博引,试图打破中西和古今,揭示文学的普遍意义。

敬文东,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有《指引与注视》《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新诗学案》等学术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梦境以北》《房间内的生活》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 等学术文集。曾获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唐弢文学研究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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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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