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 从应物先生如何应物开始｜《李洱诗学问题》
李洱是我十分信任的作家，是我眼中没有败笔的写作者。以我一孔之见，他也许是当今中国一经落笔，必成经典的小说家，相当罕见。《应物兄》是一部立足汉语思想传统、从内外两个方向拷问汉语，而饱具深仁厚爱的作品，提升了现代汉语文学的品质，更新了现代汉语在小说创作中的面貌，让人震惊和羡慕。
十几年前，当他开始构思《应物兄》时（当然，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部小说姓甚名谁，是何模样），我便对他开玩笑说，我要为你写一部书，名叫《李洱诗学问题》。作为一个博学的小说家，李洱当然知道，这个题目模仿——或者干脆说剽窃——了米哈伊尔·巴赫金。巴氏有一部伟大论著，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潜意识中，我也许有把李洱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念头，却从不敢以米哈伊尔·巴赫金自许。巴赫金是我的偶像；我对待他，就像信徒对待他们心目中的神。
我自认为是个守信的人，或者，我希望自己是个守信的人。李洱或许也希望我是个守信的人。2018年6月，当我听说他写了十三年（加上酝酿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十三年）的作品终于要出版时，我知道，写作《李洱诗学问题》的机缘到了。从2018年7月起，我放下已经写到中途的那部小书，花了两个月时间，将李洱除了《应物兄》之外的所有作品，再次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遍，以便为这本小书（其实只能算一篇长文）做准备。从2018年11月1日开始到今天，终于写完了这本小册子。
能够兑现自己的诺言，总算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吧。
我在《李洱诗学问题》中，引用了李洱有关其作品的许多言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这样做，确实是很犯忌的事情。作家的话决不能轻易信任；批评者能不征引他们的言论最好不征引，以免误会和误导。我在此之前所做的批评工作中，就很少征引作家、诗人关于其作品的言论。但李洱似乎可以例外。李洱从创作伊始，就是一个沉思型的作家。只要熟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以作品编年的方式熟读其作品，会强烈地感觉到，李洱像西方古典哲学家创建哲学体系一般，在创建小说体系；李洱的所有作品都互相牵连，都有自己的来路和出处。基于这样的印象，我在逻辑和理性的层面大致可以说服自己去相信：李洱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和理解值得信任。
从应物先生如何应物开始
*本文为《李洱诗学问题》节选
“应物”者，人名也，长篇小说《应物兄》之第一主人公也。这个作品体量庞大，堪称消费时代之异数。第一主人公呢？乃小说家李洱十三年苦心酝酿、精心经营之产物也【首发《应物兄》的《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秋卷的“编者的话”劈头就说：“这部小说，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每个词，每个物，每个人，都如十月怀胎，慢慢成形。”】，比悼红轩主人（不一定是曹雪芹）之于《红楼梦》，还多费了三载光阴。《应物兄》有云：第一主人公出身寒微，家族中排行第五，父母因此上赐名应小五。是其初中班主任，名唤朱三根者，“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又“对他寄予了无限希望”，才为他，应小五，另起了一个雅到极致的名号：应物。这个“显然给他带来了好运”的姓名沾染的微言大义，出源于王弼，一个只有二十四年阳寿，却在机缘巧合中“大”开了天眼，“打”通了任督二脉的不世出之奇才：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何劭：《王弼传》，参阅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八。《应物兄》引用过这段话】。
文德斯，《应物兄》的主人公，李洱迄今为止的小说作品里少数几个懂得羞涩的人物之一，有一次对应物说：“你嘛，你的名字就是你的终极语汇之一，应物而无累于物。”但初中班主任对前应小五的如此期许，连成年娶妻后的应物都信心全无：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记挂心间，有太多的烦恼需要忍耐；还有太多“细”密的心思，需要他仔“细”收藏起来，以便“细”加品味，并用于夜间详考，直至以春秋鼎盛之年，生死不明于一场平淡无奇的车祸。作为济州大学资深的儒学教授，姓应名物者像是理所当然那般，写有一本亦步亦趋于《论语》的著作，等价或者相当于献给儒学的投名状。《应物兄》有言：那部书“原名叫《〈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但他在拿到样书的时候，书名却变成了《孔子是条‘丧家狗’》，他的名字也改了，从‘应物’改成了‘应物兄’。”【本文凡引李洱任何小说中的文字，只注明所引小说的篇名、最初发表所引小说之刊物的名称和刊物的出版时间（或期数），不注明页码，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被提到的小说大致写于、发表于何时，以便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增进对李洱的小说——而非李洱——的理解】该书的出版商，“后颈肉浪滚滚”的大胖子季宗慈，也就是“婚姻即体制性阳痿论”的发明者，乃前应小五的朋友。此人随手将尚未署名的书稿抛给图书编辑时，随口很客气地说，这是应物兄的大著；图书编辑便很不客气地将“应物兄”当成了著者的名字——这个细节的叙事学意义，此处姑且按下不表。
在这个盛极一时的消费主义时代，作为书名的《〈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确实长相平庸，不会产生任何像样的轰动效应，有必要遵照“标题党”的基本律令或原则，更名为《孔子是条“丧家狗”》，以谋出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颇富想象力地认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一向带有娼妓的属性……自摄影术诞生以来的世界，犹如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妓院。”【［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而依居伊·德波（Guy Debord）之见，消费社会的实质及其要义，根本就“不是卖出人们所制造的东西而是卖出‘卖’这一行为本身”【［英］安迪·梅里菲尔德：《居伊·德波》，赵柔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作为一个当下——而非大而化之的所谓当代——中国人【王鸿生先生是个既杰出又细心的批评家，他依据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推断的结论很合历史主义的脾性：《应物兄》的“故事时间最终被设置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某一年内”（王鸿生：《〈应物兄〉：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冬卷）。由此看来，应物兄的当下中国人的身份应该毋庸置疑】，应物了解“卖出‘卖’”的要义和实质，明白商品中暗藏的娼妓属性，却仍然要为自己享受的待遇大光其火，但没有任何能力改变既成事实于万一，直至“应物兄先生”“应物兄老师”“应物兄教授”“应物兄同志”成为他的新尊号。前应小五向出版家朋友大光其火，既意味着应物兄先生不得不有应于物，又意味着他有累于物，还意味着他虽然深研儒学，却依然是一个颇为地道的凡品和俗物。他先是被动，并且违心，最终又较为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实、接受新尊称，走向自身意图和意愿的反面，则具有程度不轻不重的反讽意味，弥散、流布于《应物兄》的字里行间，浸润着整体的《应物兄》，像是充满脚臭味或是带有酒香的蒸汽。
富弼曰：“人君所畏惟天。”【《宋史》卷三一三】在古老的汉语思想中，应物而无累于物，直至在宥万物【谭嗣同对“在宥”有过一厢情愿但并非全无着落的解释。他认为，“‘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清〕谭嗣同：《仁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任其无所驻心地自在生长，是圣人的境界【《易·遁》上九爻辞：“肥遁，无不利。”王弼注：“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这正是圣人的行止】。东坡居士从境界的角度，称之为“无住”（苏轼《闻辩才法师复归上天竺以诗戏问》：“昔年本不住，今者亦无来。”）；艾朗诺（Ronald C.Egan）则给“无住”做了一个善解人意的注释：“不允许自我留恋于外物，不允许自我对外物产生占有欲。”【 Ronald C.Egan，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57.】这正是明道先生的教诲：“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明道文集》卷三《答横渠先生定性书》】应物而有累于物，乃凡俗之人与万物相往还时必备的代价【《孟子·尽心上》有云：“万物皆被于我。”赵岐注：“物，事也。”这就是说，本文所说的物不仅指万物，也指围绕万物组建起来的万事，人也是万物之中的一物】。《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作为老子心目中“大盗不止”【《庄子·胠箧》】的重要原因，也作为儒家的圣人，连孔子都不可能不被外物所拖累【《庄子·骈拇》有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说孔子有累于物也许是正确的，但他给出的原因可能并不恰切。《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何休注：“待圣汉之王以为法。”很显然，孔子在汉代还不是圣人。这是“因为圣人之为圣人，有着超出学之外的因素，即是天命”（王锦民：《古学经子——十一朝学术史述林》，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如果孔子真如庄子所说有累于物，乃是他原本就不是圣人之故】。作为济州大学资深的儒学教授，应物兄显然不会有如庄子那般，既对儒家和孔门不怀好意，又特别地不解风情。他非常清楚：除圣人之外的一切人等，都得以有累于物为货币，购买应物的资格，因为人生在世，焉能有不应物之理乎？
到得这等境地，古老的汉语思想自有其教导，或自有其暗示性：包括圣人在内的一切人等，不仅需要与物相俯仰（不妨想想“今以其［亦即圣人］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还得尽可能与物零距离地相接触【在古老的汉语思想中，世界是以“物”来定义的：“万物”就是世界。艾兰（Sarah Allan）女士小心翼翼地将“万物”译作Myriad living things（［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张海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这个译法“堪称神来之笔，不但强调了‘物’（things）之繁多（Myriad），更突出了‘物’之繁盛，尤其是‘物’之生意、生机和生气（living）”（敬文东：《从心说起》，《天涯》2014年第5期），但更主要是道明了古老的汉语文化中以“物”定义世界的鲜活性】。在古老的汉语思想里，物不仅从来不会远离人群孤身独处，人还须得以其至诚之心，参与到促成万物之生成（亦即“成物”）的过程当中。为此，古老的汉语典籍早已给出了伟大的教诲：“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心术上》】——德必须建立在化育和滋生万物的基础之上【据艾兰说，英语世界倾向于将“德”译为virtue（美德）、inner power（内在力量）、potency（超凡力量）等（［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前揭，第115页）】。“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礼记·中庸》】——“成己”的目的，乃是为了“成物”。暗含于这等口吻之中的，正是儒家的深仁大爱和良善之心。此间真意，有心之人早已机警，并且善解“物”意地指了出来：“人可以插入物，使人立置起来（成己），也使物立置起来（成物）。”【贡华南：《味与味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最不济，也得做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最后，方可达致“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而乐欤！”【《庄子·知北游》】的物我相契之境。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陈白沙才敢说：“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陈献章：《陈白沙集》卷五】老伏尔泰（Voltaire）才盛赞中国乃“天下最合理的帝国（le plus sage empire de l’univers）”【转引自张隆溪：《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人、物之间拥有这等亲密的关系，更有可能得益于以味觉为中心组建起来的汉语【武田雅哉说得很俏皮但很准确：“中国博物学的方法论基础，就在于‘吃’。……当我们遇见未知的东西时，先应该送进嘴里吃吃看。这是中国神话教给我们的道理。”正因为“尝”才是汉语认识万物的方法论，才会出现武田说的如下情况：“《本草纲目》中万物的价值，未必仅限于‘药用’的狭窄用途，而是依据‘此物应如何处理才最适合食用’之标准来测定。这是本草学的方法论。《本草纲目》不只记载植物、矿物和动物，连尿桶、木屐带子、上吊用的绳子，在书中也被中国人拿来料理，最后进到他们胃里。” （［日］武田雅哉：《构造另一个宇宙：中国人的传统时空思维》，任钧华译，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7页、110页）在古典中国，甚至连计时方式都是味觉化的：“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诗经·頍弁》）“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诗经·七月》）由此，不得不佩服马歇尔·麦克卢汉目光如炬：“17世纪传教士东去和时钟输入之前，中国和日本人用香火的刻度来计算时间已实行了数千年。不光是时辰和日子，而且连季节和黄道十二宫都同时用仔细排列的气味来表示，嗅觉长期被认为是记忆的根基和个性统一的基础……嗅觉不仅是人最美妙的感官，而且也是最形象化的感官，因为和其他任何感官相比，它能更加完整地调动人的整个感官系统。因此，读写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采取步骤去减弱或消除环境中的气味，就不足为奇了。”（［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前揭，第169页）】，毕竟语言才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原初的出发地：唯有语言，才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因、胚胎或密码【韩少功为反对近世以来形成的语言拜物教（language fetishism），而提出用具象来补充语言和达成对语言更准确的理解（参阅韩少功：《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虽然意义重大，却对本文此处的论点不构成威胁，因为无论如何，人认识世界只能依靠语言，即使是具象只要被人所把握，也早已语言化了，不存在没有语言化的具象（参阅敬文东：《具象能拯救知识危机吗？——重评韩少功的〈暗示〉》，《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5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很容易获知，唯有语言，才配称对万物的反应（而不是反映）；有何种性状的语言，就有何种性状的人—物关系和人—人关系。调整人—人关系的底牌、安置人—物关系的密码，向来拿捏在语言的掌心【对掌握了语言的人来说，世界从来不是原本那个客观的世界，因此，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那个无须注明其出处的观点才能成立：语词是世界的血肉。但更真实的情况是：唯有句式以及推动语词成为句式的语气才是世界的形式；句式就是世界在语言中呈现出来的样子，世界只能呈现在句式之中。因此，更进一步的推导必然是：句式呈现和决定了人—物关系和人—人关系（参阅陈嘉映：《思远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汉语的舔舐能力就这样决定了中国人的应物、应人之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人—人关系和人—物关系出现在西方语言中：“对于黑种人而言，白种人有着尸体的气味。对于白种人而言，黑种人有着粪便的颜色和气味。这一共同的识别奠定他们相互的仇恨，一方恨另一方是因为对方唤起他对自身所隐藏的东西的形象，另一方则从这种想要摆脱土地的执拗中，看出那种不知自己必然要死去的人的盲目傲慢。带来文明的一方不可能不去相信自己是不朽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有着尸体的气味，这气味是由他所压抑的东西的回归来构成的，这东西涉及他作为凡人的境遇，凡人必须像其他人一样从他痛苦的‘俗世臭皮囊’中去除自己的污秽。”（［法］多米尼克·拉波特：《屎的历史》，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页）】。古老的汉语从其起始处，就宿命性地认领了舔舐和品尝万物的能力。汉语与心相连【贡华南：《味与味道》，前揭，第99—144页】，是一种具有舔舐才华的声音性存在物，从心而不从脑【对这个问题，本人曾有详细论述（参阅敬文东：《味与诗》，《南方文坛》2018年第5期）】，不似倡导理性的古希腊，连传说中的雅典娜也必定诞生于宙斯的脑海，而非心田【迟轲：《西方美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但它同样不免于宿命性的魔爪。舔舐不仅意味着应物时的零距离状态，还意味着与万物相往还时，华夏古人必须向世间万物输出至诚之心：这就是古老的汉语随身携带的基本伦理【参阅彭小球：《从〈论语〉看孔子的语言伦理思想》，《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3年第8期】。孟子因之而有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何以如此呢？盖因为其诚也。零距离的应物状态和应物时必备的至诚之心，是圣人与凡夫共同的本分；是否有累于物，才算得上凡品与圣者的分界线和分水岭。在这等语境当中，有累于物顶多意味着应物兄是个凡人，并不构成对他的反讽。他一出生就获取的反讽意味，自有单属于他及其同类的源头。只是此时此刻，尚需绕道远行，以求标准答案；还得从long long ago……开始，以求功德圆满。
无论是有累于物，还是无累于物，汉语的舔舐才华都有能力保证古典时期的中国人达致物我交融之境。物与人彼此感恩、相互致意，以至于物从人愿，人则有成物之美，所谓“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这当然是应物兄先生可望而绝对不可即的境界。物因为人参与了成物的过程，所以，从来不会感到孤独、委屈和落寞。对于古老的味觉化汉语而言，现代性境域中的“多余物”该是何等骇人听闻的概念，“废弃物”又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词语【参阅敬文东：《论垃圾》，《西部》2015年第4期】。在这种语言的细心哺乳下，人的应物活动不仅不存在丝毫反讽的特性；反倒从其起始处，就排斥反讽性能，只因为“万物皆被于我”【《孟子·尽心上》】，而我不仅与万物同在，更与万物同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这等性状的语言空间当中，人与物彼此间坦诚相待、贴身往还、相互牵挂（亦即凡俗之人比如应物兄的有累于物），言在此意在彼的反讽行为根本不可能发生【赵毅衡从中国的道家、墨家、名家那里，发现了作为修辞格的反讽（参阅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但这只是作为论证手段的修辞存乎于一切形式的语言之中，与本文此处及其以后提到的反讽大有差异。本文所谓的反讽是非修辞的，只保留作为修辞的反讽的最原始的意义，详论见后】。董仲舒显然在明知故问：“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哉？”【《汉书·董仲舒传》引董仲舒语】顶多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点、某些无法绕开需要悠着点来的时刻，古老的汉语思想中才会稀稀落落出现三两个反讽行为，活像老年人的性生活。但那仅仅是“经”与“权”的问题，既无足轻重，亦无伤大雅。尽管朱熹言之凿凿：“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但应物兄先生像其前辈，亦即历朝历代的儒士经生那样，仍然很清楚：“权”不过是对“经”的变通性运用，带有调皮的神情，外加做鬼脸和吐舌头的扮相。
《李洱诗学问题》| 敬文东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洱诗学问题》是一部论述李洱迄今为止全部作品的专著，书名有意模仿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该书从小说写作的语气入手，分析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李洱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语气转向，语气转向如何帮助小说家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现实，语气转向与母语的关系等等。该书结构清晰，旁征博引，试图打破中西和古今，揭示文学的普遍意义。
敬文东，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有《指引与注视》《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新诗学案》等学术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梦境以北》《房间内的生活》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 等学术文集。曾获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唐弢文学研究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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