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出世120年：那些人，那些事

“敦煌的故事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之魂的载体，是国魂，是族魂，需要代代相传，需要一直讲下去。”

1900年6月22日，在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居住于此的敦煌人杨果在一道墙壁上磕了几下烟斗，听到墙内传来神秘的回音。

杨果的工作是在莫高窟给人抄写道经。他将情况告诉了自己的雇主——王圆箓，王道士。

那天晚上，二人破壁而入，震动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由此横空出世……

120年来，一代代的中国人都在讲述着敦煌藏经洞的故事，讲述着有关中华文明魂魄的故事。时空虽已走过两个甲子，“敦煌”二字，依然令人心驰神往，血脉偾张。

年轻的中国商人

2018年年底，四卷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写经长卷在深圳展出，轰动一时。四卷经书均为一位国内年轻商人从国际拍卖会上购得，首次在国内公众面前亮相。

教育部长江学者、哈佛大学博士宁强受邀担任了这次展览的学术主持。他告诉记者，购得四卷经书的年轻商人热心海外敦煌文物的回收与保护，藏有大量中国文物的法国吉美博物馆，就曾邀请他协助保护敦煌文物。

在巴黎，一大批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绢画、纸画被堆放在吉美博物馆一个小小的库房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年轻商人十分心痛。吉美博物馆的馆长无奈地说，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更好地保护这批文物了。于是，商人决定提供经费，保护这批流落海外的民族瑰宝。

敦煌藏经洞出世120年，藏经洞文物的命运也被谈论了120年。1905年到1908年，经过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以及俄、日、美等国人的轮番洗劫后，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物只剩下九千多件。1910年清政府组织将残留的藏经洞文物运至北京保存，沿途又被各路官吏、恶霸巧取豪夺，抵京后只剩下八千多件。

“运送途中丢了很多，为了跟最初上报的数字对得上，押运的官员甚至把一些长卷剪成多段来充数。很多人感叹，留在中国的藏经洞文物，命运反而不如被斯坦因、伯希和他们弄走的那批，我们保护得不如外国人好。实际上海外敦煌文物也有悲惨的命运。”宁强说。

伯希和去世后，他的遗孀出售了伯希和留下的一部分敦煌文物，使它们不得不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流散。斯坦因来华的经费由英国印度总督提供，所以后来印度独立时，印方要求瓜分一部分斯坦因劫掠的敦煌艺术品。英印双方在土匪分赃般的分配过程中，甚至将一件大幅画作用剪刀分成了两半……

宁强介绍，目前全世界在敦煌文物物理保护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国，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重视有关。在海外，像法国吉美博物馆这样全球知名的文博机构，因为经费不足等原因，需要中国商人的支持才能善加保护他们所有的敦煌文物。

“120年来，不同年代的敦煌藏经洞故事有不同的主流版本，反映了国家的变化，历史的变化，以及中国文明的进步。我想，这是藏经洞故事带给我们新的启发。”宁强说。

普通人王圆箓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的三清宫内，这是王圆箓用把藏经洞文物卖给外国人的收入修的道观，也就是他的家。三清宫门前的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的名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三清宫后就是藏经洞。

大泉河从莫高窟前流过，河对岸那座著名的“道士塔”——王圆箓的坟墓，自1931年王圆箓去世后，便与藏经洞和三清宫遥遥相望。

宁强感叹：“这样的布局就像一个历史的宿命。藏经洞跟王道士是永远地连在一起了！”

百年来，当人们从各种角度讲述藏经洞故事时，王道士都是那个绕不过去的角色。近几年去敦煌旅游的人都会看看王潮歌执导的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剧目的年均演出场次超过500场。在这部大戏当中，王圆箓以煎熬和忏悔的姿态出现，获得了不少同情。这与余秋雨那篇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道士塔》中的描绘反差巨大。

正如宁强所说，藏经洞故事的讲述方式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的。“这些年给王道士翻案的人不少，很多人不是敦煌研究方面的专家。没有专家去给王道士翻案，因为不值得，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讨论价值。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以一个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做了一些事，做了就做了嘛，都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记住他的历史教训，让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宁强说。

不过，藏经洞与王圆箓在120年前的那次相遇，无疑是一次灾难性的巧合。1939年，河南农民吴培文在自家坟地里发现商代司母戊鼎，为了避免国宝落入日寇之手，就当即将司母戊鼎埋入地下，使国宝躲过了劫难。

“相比之下，藏经洞是不幸的。历史在120年前选择了王道士，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在中国最贫弱的时候，出现的错误的人。”宁强说。

藤枝晃和陈寅恪的误会

不幸的遭遇，特定的历史背景，使敦煌藏经洞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悲情色彩，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尤其是一句令很多人感到痛心又无奈的论断。这句话的另一个版本，则是似乎更加刺耳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据说，这话是日本人藤枝晃在中国说的。藤枝晃也因此遭受诟病，一些人批评他“嚣张”“出言不逊”，有传闻说，他这话几乎影响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日学术交流。

藤枝晃到底说了什么？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81年4月，70岁的日本京都大学敦煌学专家藤枝晃受邀到南开大学演讲。当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刚刚重新起步，而藤枝晃已经研究了一辈子敦煌。宁强说，藤枝晃当时在演讲中感叹了一句：“敦煌在中国，怎么感觉对敦煌我们日本人研究得更多？这不成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吗？”

“实际上，藤枝晃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老朋友，他非常喜欢中国，非常喜欢敦煌，对中国也非常友善。他说这句话只是感叹，没有一点儿恶意。敦煌研究院的人去日本访问，每次他都会接待。”宁强说，这句话传出来以后，国内学界有意在传播中把“日本人”改成了“外国人”，把原话中的“日本”也改成了“国外”，为的就是保护藤枝晃。

对此，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进宝也曾撰文指出，这话最初实际上是南开大学教授吴廷璆在藤枝晃来华前后说的，藤枝晃1981年5月去敦煌前夕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演讲时引用了一次。是翻译的失误，使藤枝晃成了“冤大头”。

虽然答案有所不同，宁强和刘进宝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些人误会了藤枝晃。

另一个极其类似的案例，就是莫高窟三清宫前那句陈寅恪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宁强告诉记者，这句话出自陈寅恪1930年给陈垣《敦煌劫余录》作的序，原话是“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的本意是引用这句别人说的话，对当时学界基于这一论断的一些倾向加以批判。大多数人对这句话的认识，以至把它刻在莫高窟石头上的做法，都与陈寅恪的本意南辕北辙。

两句被误传甚至误用的名言，为何长时间得不到更正，甚至成为提及敦煌时必在耳畔回响的声音？

“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会。1983年在兰州开了第一届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上所有的学者都在重复‘藤枝晃的’那句话，提出政府必须要改变这样的局面，中国学术界要奋起直追……这样，当时国家就投了一大笔资金来扶持敦煌学的发展。陈寅恪的那句话也是一样，专家都知道是误用，但就是不改。可以说，虽然两句话都是误会，但是是正确的、必要的、有历史功绩的误会。”宁强说。

1987年，藤枝晃到敦煌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看到全世界的专家汇聚一堂，就又感慨了一句：“现在是敦煌在敦煌，研究也在敦煌。”但这句平实的感叹，知道的人就没有多少了。

从张大千到小女孩

1983年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前夕，宁强在媒体报道中看到了敦煌的故事。他被敦煌的一切深深吸引，给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段文杰写了封信，要求到敦煌工作。

段文杰回信提出要看看他的作品，宁强把自己的文章和翻译作品寄了过去。段文杰再次复信说：你来一趟吧，冬天你要是招架得住冰霜和漫天大雪，就留下。段文杰还赞助了宁强去敦煌的旅费。

“我当年从成都到敦煌，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在一个叫柳园的车站下了火车，还得坐汽车才能到敦煌。80年代的敦煌是个小县城，都是土房子，晚上连餐馆都没有，是一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荒凉小城。”

在敦煌呆了一段时间，一天段文杰问宁强：“小伙子，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宁强回答道：“段先生，我想死在这里。”

21岁的宁强就这样成为了敦煌研究院文革后接收的第一个大学生。

这时的段文杰已将近古稀之年。1944年，他还是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的一名学生，访问敦煌2年7个月归来的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展”，段文杰前去参观，就此与敦煌结下终身的缘分。在莫高窟，段文杰等老先生带着宁强，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给他讲莫高窟的知识，几乎想一股脑儿把平生所学都传授给面前的年轻人。

老一辈学者传承敦煌文脉的迫切愿望，毕生求索的执着精神，都深深地烙刻在了宁强的脑海中。

上世纪90年代，宁强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回国后，他出任兰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主持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敦煌学史研究”。近几年，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宁强接续先人的脚步，致力于敦煌文化的传承和普及。

2018年，北京一个9岁小女孩跟宁强从敦煌游学归来后，在课堂上和同学分享了自己的感悟：“常书鸿和段文杰两位先生一辈子喜欢敦煌，一辈子守护敦煌。我长大以后也希望成为先生们这样的人，成为敦煌的守护者。”第二年，听说宁强要带学生去新疆考察龟兹石窟，小姑娘又要求父母同意她一起去，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

小姑娘的故事让宁强十分感慨：“有人问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跟一个小孩讲这么多，我说因为我发现如果用心去做，文化的代际传承一定是有效的。当小朋友的生日礼物不再是去迪士尼，不再是一套日本漫画，甚至不是卢浮宫一日游，而成了沙漠中的敦煌、龟兹石窟，说明我们的工作真的起到了效果。”

“一个人，一个艺术家，一个知识分子，敦煌使他有了一种使命感，使他意识到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跟自己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敦煌的故事是国家民族历史的一个缩影，可以感动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让大家产生更强烈的责任感，还有与国家共命运的情怀。”

“敦煌的故事既是历史的故事，又是当代的故事，还将是未来的故事，它需要被代代相传。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之魂的载体，是国魂，是族魂，需要代代相传，需要一直讲下去。”宁强说。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