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踢蒋介石骂沈从文提起鲁迅伸出小指头，他凭啥这么狂？

1889年严冬，寒风凛冽，飞雪飘零，天地间一片苍茫，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布商家庭。其父刘南田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深晓“睁眼看世界”的道理，遂对孩子们严加培养。刘文典从小勤奋好学，过目不忘，刘南田希望他日后当个“洋买办”，把家业做大做强，光耀门楣。所以刘文典除了学习四书五经，还被送去教会学校学英文。刘文典在教会学校“宛若大海里尝了一滴水”，虽知咸味，但不解渴。

1905年初春，乍暖还寒，刘文典来到芜湖安徽公学读书。当时有好多大佬在这里教书，包括但不限于陈独秀，陶成章，刘师培，苏曼殊，黄兴等人。刘师培见刘文典孺子可教，遂精心指导，本想学习新文化的刘文典一头扎进故纸堆，“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结果偏科严重，毕业差点挂科。

自然而然，刘文典离“洋买办”越来越远，却离“国学家”越来越近。他本来可望成为一名长袖善舞的商人，不想成了一名狷介狂傲的文人。

1909年晚春，万艳争芳，刘文典东渡日本求学，师从章太炎。当时跟章太炎一起学习的，还有黄侃，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人。刘文典主要学了《说文解字》和《庄子》。由于在刘师培门下系统学过古文，所以章太炎非常欣赏他。

这几个人中，黄侃和钱玄同都是幼承家学，古文功底深厚，二周兄弟却因家道变故，没有经过名师指点，一切全靠自己揣摩。再说他们为生活所迫，学习期间还得接活挣钱，也没时间没事干就往章太炎这里跑，不像刘文典衣食无忧，天天来。

1913年晚秋，落叶飘零，刘文典成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他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中山先生的电报英文稿多是由我起草的”。

1917年初春，万物萌发，刘文典来到北大教书。此时新旧两派展开激烈论争，刘文典虽学古文，却是赞同新派的，跟黄侃的守固形成鲜明差别，两人在课堂上互相炮轰，私下里却是一团和气。刘文典时年28岁，他“相貌清瘦，身躯飘飘，有弱不禁风之相，胡须头发都很长，又不爱洗涤修整，首如飞蓬，面似黄蜡。他的长衫扫地而行，看不到脚，只得轻移莲步。偶尔也穿皮鞋，但是从来不擦，既破且脏”。

鲁迅的扮相跟刘文典差不多：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丁炫耀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丁。毛发蓬然，不甚修饰。

两人性格也差不多。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好吸纸烟，虽在说话也粘在唇边，不知何以能够如此”。鲁迅“语言幽默，经常讲的出神入化，使人哄笑，自己却不笑”。“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熏成赤茶色”。

鲁迅和刘文典的这种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时人称为“名士气”，意即他们有魏晋名士风度。这是从《世说新语》中来的，鲁迅非常喜欢魏晋文化，在绍兴会馆独居时天天抄魏碑，后来还写过一篇《论魏晋文学及药与酒的关系》，名扬一时。刘文典在北大教的，便是汉魏六朝文学。

1920年，刘文典决定校勘学界公认最难的《淮南子》。

当时北大教授们的薪酬根据授课时间多少，教学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的声望四条来定。刘文典虽然学问高深，却没有整出一部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因此定的工资最低。对此刘文典颇有怨言，好多比我参加工作晚的人都定了最高级薪俸，我比他们差哪儿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因为你发牢骚而更改。

除了挣钱少，还被人看不起。其实这是一回事：挣钱少说明你水平低，水平低当然被人看不起。有一次遇到辜鸿铭，就是学贯中西留着辫子的那位北大怪才，听说他教汉魏六朝文学，马上满脸鄙夷的冷笑一声道，我都教不了，你能教好？

在搞学问这一行当，是存在鄙视链的。比如写字，写诗的看不起写散文的，写散文的看不起写小说的。写严肃文学的看不起写通俗文学的，写现实题材的看不起写武侠玄幻的。老作家看不起小作家，男作家看不起女作家，总之，各种看不起。

刘文典于是发奋给自己争口气，经过一年多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钻研，终于整出一本《淮南鸿烈集解》，胡适破天荒用文言文作序，与章太炎齐名的学术大佬梁启超对此作击节赞誉，一时名声大振。鲁迅听说此书上市，还特意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并写入日记。

巨大的成功让刘文典变的骄狂跌宕。他后来反省道，我从二十岁左右名满大江南北，别人都称我为才子，我也以才子自居，于是养成一种自高自大的心，看不起一切人。

但是出书之后，他的工资还是没涨，生活困窘不堪。“除身上所穿衣服外，所有的东西尽入质库。房东下令逐客，煤米都尽，凄惨之情，笔难尽述”。而同时期的鲁迅月入三百五十大洋，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鲁迅为啥比刘文典挣得多？因为鲁迅并没有在北大一棵树上吊死。他的正式工作是教育部佥事，北大教书属于临时聘用，他不止在北大教书，还在北京女师大等四所大学教书，积少成多。而且鲁迅教的是《中国小说史》，还写出了《狂人日记》等名作，听课的学生多，名气大，所以北大给的钱也不会少。

巨大的学术成就和苦逼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落差，使刘文典变的更加狂放。他曾跟人说，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认识；别人看不懂的文章，我懂。你们不论问我什么问题，我都知道。

然并卵。

就在刘文典山穷水尽之时，老家安徽传来柳暗花明的佳音，一帮皖籍名流正在重办安徽大学，正想找个颇有声望的皖籍学者当校长，胡适（也是安徽人）便向众人推荐了刘文典。1927年岁尾，刘文典携《淮南鸿烈集解》之威南下，跳槽到安徽大学当了校长。

1928年岁尾，新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前来安徽大学视察，传刘文典觐见，刘文典奋臂扬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其奈我何”。

刘文典进去后，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身，也不让座，张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介石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该当何罪？两人顿时吵了起来，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不甘示弱，抬腿向蒋介石踢去，早被侍卫挡住。

这是最通行的版本，也是最不实的版本。据刘文典本人回忆，蒋介石并没有打他，“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并不敢动手打我。”他更没有踢过蒋介石。据当时负责记录的秘书回忆，蒋介石大骂刘文典新学阀，刘文典反骂蒋介石新军阀，蒋介石怒喊，我要枪毙你。刘文典站起来“一跺脚”道，凭什么。

之所以传出蒋介石打了刘文典，是因为蒋介石的确爱打人，经常对身边人拳打脚踢，据说身边人越是挨打越高兴，因为这是“校长对学生的厚爱”，挨打越多，越狠，说明离升官就不远了。以刘文典和蒋介石的关系，貌似蒋介石也不至于动手打他。至于世面上风传什么刘文典抬腿踢中蒋介石肚子，甚至踢中蒋介石下身，痛得蒋介石捂住肚子弯下腰来，“浑身冒汗”，这就是艺术夸张了。刘文典其实只是跺了跺脚而已。

1928年岁初，刘文典拜访恩师章太炎，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把他比作汉末名士嵇康和祢衡。

经此一劫，刘文典也算明白了，自己就是个教书匠，搞搞学问，钻钻故纸堆，在学生们面前装装大尾巴狼，这些都不成问题。至于走仕途，办实事，跟各色人物打交道，根本玩不转。

1929年初夏，知了声声，刘文典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此时的刘文典炙手可热，已非昔日吴下阿蒙。随着才华和名声渐长的，便是他的“狷介”脾气。

有一天上课，一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能不能大声点，后面听不见。刘文典问，今天来了多少人。答曰，三十多人。刘老师怫然不悦，我上课，教室里从来不得超过三十人，今天不讲了。说完拔腿起身，拂袖而去，留下学生们在教室里凌乱。

有一天讲《红楼梦》，教室里人山人海，教授学生们济济一堂，地上都坐满了人。刘文典派头十足，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大家只好焦急的等着。他又抽一口烟，不急不慢的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林黛玉，贾宝玉啊。一个教授早就等的不耐烦，听闻此言骂道，贾宝玉林黛玉就是大混蛋小混蛋（没懂啥意思）。

有一天上课，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来，瞪大眼睛说，人世间有些事太不平等了，比如有人坐车，有人拉车。学生们都很奇怪，这位爷啥时候转了性，关心起人间万相来了。下课后，学生们看见他走出校门，挥手上了一辆人力车，飞驰而去，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坐车的人啊。他之所以感慨，是觉得某些教授不配坐车。

1938年，刘文典给学生们在西南联大上课，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举手伸出一根小指，再无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同学们一笑置之，无人发问。

后来有人问他，你用小指比喻鲁迅啥意思？刘文典坦然一笑，说道：“我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是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用小指比他”。

其实刘文典比鲁迅还小八岁，这就是他在狡辩了。刘文典一向擅长“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睥睨自雄，当世文人入他青眼的，根本没几个。

沈从文也在西南联大教书。沈从文曾经在北大旁听过刘文典的课，算是刘文典学生。刘文典非常看不起沈从文，听闻沈从文要提教授，勃然大怒，说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抗战期间，日机经常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经常躲警报。有次来了空袭，刘文典正往防空洞跑，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很不高兴，大声说，我刘某人替庄子跑警报，你沈从文替谁跑啊。两人躲在防空洞里，刘文典继续教训沈从文：讲庄子，陈寅恪值三百大洋，我刘文典值一百六十大洋，我看你所谓的现代文学，最多值八大洋，这还是我抬举你。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可以值六十大洋。说真话，你根本不配当大学老师。你那些所谓小说，连小学生都比你强，小学生也不会写出你那些乡下人男男女女伤风败俗的故事。

刘文典不仅看不起沈从文，就连写出《子夜》、《春蚕》的文学泰斗茅盾也在他的鄙视之列。他说，茅盾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盾根本不读盾，读楯（读如损）。

写出《家》《春》《秋》的巴金也是在所难免。有人问他，巴金写的咋样。他说，巴金，巴金，没听说过。

事实上就连他最佩服的陈寅恪，他都颇有微词，曾说，陈寅恪“治史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得失，他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他自诩比庄周还懂庄周，也不知道庄周听了这话有何感想。

学界对刘文典的评价，便是一个“狂”字，狂人，狂士，狂徒，他的传记便叫《狂士本色 》。“狂”字出自《论语》，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