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轻飘飘？从《弃猫》看村上的历史书写与现实批评

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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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最新的散文《弃猫》中，作者以平实的笔调回忆了父亲的生平以及村上家族的历史。村上春树的父亲村上千秋是京都市一座名为“安养寺”净土宗寺院住持的次子，自其懂事起，大正民主和平时期便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昭和的经济萧条时代。其后不久，日本社会又陷入了中日战争以及二战的泥沼，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村上千秋在混乱和贫困中艰难求生。

《弃猫》

[日] 村上春树 著 烨伊 译

文治图书 / 花城出版社 2021年

可以说，父亲生平最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昭和年代（1925-1989年间），其子村上春树也出生于昭和二十四年。由《弃猫》的书写，我们也可以从昭和往事入手，理解村上书写历史与灾难的特别方式与个中缘由。

昭和往事

“某个夏日的午后，父亲和我一同去海边遗弃一只猫。”故事就从村上父子去夙川的海边弃猫讲起。那是昭和三十年代，战后的创伤还笼罩着日本社会。父子俩将猫咪丢弃在香栌园海滩，不料这只弃猫更早回到家，在玄关里迎接他们。这样一个被抛弃又奇迹般出现的“弃猫”意象对应着父亲的童年经历，父亲也曾被祖父母短暂地送到寺庙中当小和尚，之后又送了回来。父亲也几度为国参战，历经战争残酷、战友死别之后竟“捡回了一条命”，就如那只弃猫一般。父亲在家中有对着菩萨像做早课的习惯，诵经的对象是死在中日战争之中的人们。

战争是《弃猫》的重要线索，除了确认父亲几度参与战争的事实，村上对父亲的生活回忆也离不开战争的影响——他们一同去看电影，那时候大部分是美国电影，其中大部分又是西部片以及战争片。父亲的职业是教师，即使是在教书时，战争的残酷经历也未曾远离他，“他那时似乎经常喝酒，又是还会对学生动粗”，经常阴沉着脸，但无疑是个好老师。

同样是怀念父亲、书写昭和年代兼及战争回忆，日本女作家向田邦子比村上整整年长二十岁，她的战前家庭描写似乎正好可以与村上战后家庭构成了互补。她在《父亲的道歉信》中写道，“二次大战之前的夜晚似乎比较宁静”，钻进被窝之后听到的是家庭里和谐温馨的各种声响；之后是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着鞋子走在榻榻米上，想着说不定就会这么死去了；家外就是外科医院，不停地有受伤的人送进去，而父亲提议道，不如把所有好吃的都吃了再死去吧。战争结束之后，应美军上缴武器的要求，学校将长刀整捆集中在礼堂，之前这些长刀是神圣的、不允许被人开玩笑或者当拐杖使用的，现在却变成了柴火堆一般的无用之物——这就是当时的高中女生向田邦子二战结束的回忆。

《父亲的道歉信》

[日]向田邦子 著 张秋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9

理解村上

在历史灾难前面，村上春树的讲述和议论是富有个人特色的，一如李敬泽在推荐《弃猫》时所说，这种批判不仅是出于一般的良知，也是出于深刻的生命体验。书中村上自陈，他一直不敢确认父亲是否参与过中日战争的南京大屠杀，直到父亲去世后，他才知道父亲没有参加大屠杀的事实（父亲1938年加入步兵二十联队，正好迟于1937年的大屠杀），由此卸下了心头一块石头。但父亲的确参与了屠杀俘虏的中国士兵，用军刀杀人的场面也给村上春树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讲述这一过往，作为儿子的他仿佛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创伤。

就像将父亲比喻成“弃猫”一样，“弃猫”也同样地用来象征战争。除了开头那只被丢弃后又返回家中的小猫，村上还回忆了家中养过的另一只小奶猫，在上树之后再未见下来。他想象着小猫或许已经死在树杈间渐渐干瘪，悟到上去比下来容易得多：“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吞噬起因，让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这有时可能杀死一只猫，有时也可能杀死一个人。”

《弃猫》中的比喻也令人想起2018年引入中文版的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在讨论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平民时，村上借书中人物之口这样说道：“有人说中国人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战争中，有人可以训练为杀人机器，有人却精神崩溃，最终选择了死亡。对于这样的沉重的事实，书中人物的评价却显得异常轻松——“能够习惯于砍人头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人是能习惯许多事物的。尤其被置于接近极限状态之下，说不定意外轻松地习以为常。”

《刺杀骑士团长》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

村上的战争反思具有高度个人化与风格化的特征，不仅如此，他也擅长对其他灾难进行变形写作。基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神的孩子全跳舞》并未直接地书写地震，而是创造出了一系列与地震有关的人物和故事。其中《青蛙君救东京》更是以寓言的形式将地震比喻为一场青蛙君与蚯蚓君的大战，“青蛙君”与他笔下的潜入家中的“电视人”、偷走名牌的“品川猴”一样莫名其妙地出现、莫名其妙地消失，令人啼笑皆非。村上也曾耗时一年对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进行采访，“本能地认为还是不写成小说为好，”最后写出了非虚构作品《地下》。

如果说村上对战争的反思出于高度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甚至因此被批评为“苦咖啡文学”（中国作家阎连科曾在2017年一次公开演讲中将村上春树的小说称为“苦咖啡文学”，认为这种小说里看不到国家民族或人类的生存困境，只是关于一种人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是“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并说如果这样的作家获得了诺奖，那将是伟大作品的灾难），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样“故作轻松”的战争“批判”和灾难写作呢？

村上春树在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解读这种风格的线索。《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就显现出了他一以贯之的突出个人性、减弱评判性的源头。与人们认为他笔下的世界可能高度封闭、缺乏时空感不同，村上本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进入早稻田大学，恰逢校园学生运动，大学长期封锁，学生纷纷罢课，虽然自认不善于参与团体运动，村上还是参与并支持学生运动。而在运动之后，他体会到了深刻的幻灭，也对口号式的标语和许诺感到怀疑：

自从反体制派系之间的对立加深，内讧轻率地致人丧命之后，与众多同学一样，我对那种运动的方式感到了幻灭。那里面隐藏着某些错误的、非正义的东西。不管喊着多么正确的口号，不管许下多么美丽的诺言，如果缺乏足以支撑那正确与美丽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一切都不过是空洞虚无的说辞罢了。于是再一次地，我迈入了更个人化的领域。

后来在面对川上未映子的提问时，村上又一次提到了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对他的影响，以及日本近几十年来历经泡沫经济崩溃、神户地震、核电问题等走向他所预期的相反方向因而感到的失望。也就是说，村上的“个人化”倾向有其历史的原因，而看上去“苦咖啡”式的论述，实际上也有想要争辩的对象；试图理解他究竟在与谁争辩，就要先了解他所说的个人与体系、自由与僵化、效率与想象力的分辨。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日]村上春树 川上未映子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实批评

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村上在讲述自己初入日本文坛的状况时，同样提到了个人与体系的冲突，“日本这个国度既有以和为贵的文化特质，也有强烈的文化上的集权倾向，换句话说，框架容易变得僵化，权威容易以力压人。”而纵观文坛，主流出版社和权威文学杂志设定文学基调，文学奖追认确认创作风格的现象是相当显著的， 他对于这样的集体对个人的“压倒性”保持怀疑，

尤其是文学，战后以来，长期使用先锋还是后卫，右派还是左派，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这样的坐标轴，将作品及作家的文学地位详细地图式化。并且由大出版社（几乎集中在东京）发行的文艺杂志设定文学的基调，再颁给作家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可谓是诱饵）进行追认。在这种严密的体制中，单个作家发动叛乱已经极其不易，因为从坐标轴中被除名，便意味着在文艺界被孤立（休想得到诱饵）。

常常从编辑口中听懂这种做法没有先例，这是惯例一类的说辞。在我原来的印象中，作家是一种可以不受制约、自由自在的职业，因此听到这些说辞，总是百思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这种对文坛体系的批评仅仅是他从个人出发批评体系的一个方面，他对作为体系的学校、公司和政府一样抱有怀疑。从上学时，他便疑心有比上学念书更好玩的事，在他看来，日本学校似乎是为培养为共同体效命的“狗型”人格，甚至是将集体引向目的地的“羊型”人格而存在的，公司与官僚组织又如此在乎速度与功利，并号召大家“朝着目的地猛冲”。他曾反思2011年福岛核电站的悲剧，认为日本包括公司和政府在内的体系总是鼓吹效率性、崇拜集体主义权威、甚少体谅他人的痛苦，才是福岛悲剧的根源。

由于核电站事故，数万民众被赶出住惯了的家园，处境艰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返故土，当真令人心痛。……这个悲剧的原因，乃是现行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和其催生的弊端造成的。是体系内部逃避责任，是判断力的缺失，是从不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人的痛苦，是丧失了想象力的恶劣效率性。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新经典/南海出版公司 2017年

村上将效率与想象力称为完全相反的两端，越是靠近效率就越是远离想象力，反之亦然。更令人深思的是，他写道，当经济高速增长期成为过去，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朝着同一个目的地猛冲的做法也过时了：整个社会都在高度运动时，运动会吞噬个人的矛盾与挫折感；而高速增长结束后，这种缓冲的空间就消失了。他期待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能够留有一个缓冲地带，这个地带远离制度、等级、效率和欺凌，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他为自己找到的缓冲地带是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教会人从好几种视角眺望自己的立场，本来固定的视野也变得自由而多元了：“假如一味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凝望世间万物，世界难免会被咕嘟咕嘟地煮干。人就会身体发僵，脚步沉重，渐渐变得动弹不得。可是一旦从好几个视点眺望自己所处的立场……世界就会变得立体而柔软起来。”因此，读书使得他在“制度”的包围中，确保一种属于自己的“制度”。

村上在这里讲述的个体复苏的“中间地带”，令人想起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同——所谓生活世界指的是我们生活的充满交往与商谈的世界，系统世界受到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的塑形；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正是现代人类面对的最严重的困境之一，人们被驱使呈现出工具性、策略性的行为，从而脱离了真正的生活。

回到《弃猫》中来，村上春树通过父亲村上千秋的生平经历想要证明的正是这样一件事，作为个体即便会被轻易吞没，失去原来的轮廓，被某一个整体取代，也应当被深刻地铭记。“我们不过是无数滴落宽阔大地的余地中寂寂无名的一滴。但这一滴雨水中，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村上春树看似轻飘的议论的内涵实际上并不那么轻松，这一点确定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