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昌文｜美术馆东街22号：沈公来见“付小姐”

经历了跨年的寒潮，1月11日的北京，气温有所回升。上午9点30分，位于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的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照例开门揖客。刷过健康码，测过体温，读者便可置身书的海洋——只是从这天开始，那位身形佝偻，总是背着个双肩包，一年四季穿着运动鞋，夏季雨天还会趿拉着一双蓝色洞洞鞋的长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再也不会溜溜达达，出现在店内的读者身边了。

沈昌文 三联书店供图 摄影 赵庆明

“竭诚为读者服务 邹韬奋” 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内景

1月10日清晨，沈昌文沉沉睡去……享年90岁。午间，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郝大超在朋友圈中发文悼念，“沈公千古。书店的付小姐再也等不来那个每周都会来看她的人了。”连日来，关于他的报道铺天盖地，让1996年1月便退休的出版家逐渐在公众心中，特别是年轻读者那里廓清了形象。他过世一天后，三联韬奋书店内他的书，已然一本不剩。不多的几本《阁楼人语》，被放在了书店的网上商城。

在担任总经理，主政《读书》期间，工作上和沈昌文有过交集的女同事们，董秀玉、吴彬等，在他逝世当天都通过澎湃新闻表达了各自的哀思。他笔下“开文化卡车”的扬之水不用微信，短信回复每每及时在线，“详细的共事经历都在《〈读书〉十年》里了，我口述能力很差，因此很怕采访，何况这两天大家已经谈了不少，我也说不出更多，待以后沉静下来再慢慢写回忆吧。”

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馆藏沈昌文著作 摄影 王诤

所以，付小姐何许人，能让晚年的沈昌文念兹在兹？“沈公一生豁达，爱开玩笑，以前每周都来书店，若有人问起他干嘛来了？他准回答，‘我想念我的付小姐了，我来看看她。’沈公每次来大都会查阅资料，复印些东西，取走样书。我们都明白，这不过是他‘借口’回来看看他放不下的三联。”郝大超解开了这个谜团。

之于80后们来说，就像一位《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写在朋友圈中的悼念，“（沈昌文）这个名字是前辈们口中和文字里的传奇。”——即便我们侧身媒体出版行业已然不短的时日，却奈何代沟与代际的隔断，加上人际圈子早已划定，难以走进他的世界，也难以理解他对于三联书店的那份感情。不过循着两者各自的脉络：1931年，沈昌文出生在上海。1932年，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前身）就在上海创办。像是一种前定的因缘际会，换作了今世的停驻和守望。

三联韬奋书店 韬奋图书馆馆藏陈列 “人民民主战士”邹韬奋雕像 摄影 王诤

“活着就是折腾”

“忘了从哪年开始，每月给沈公准备14本《读书》新刊的任务交给了我。‘接头’的地方虽多次更换（先是《读书》编辑部，后是总编室），但老人家每次自己背着包全部装走的习惯却一直未改；直到上月是由家人取走，而今也就定格在此时此刻了……唉，沈公，一路走好！”《读书》杂志编辑卫纯在沈昌文过世当天（星期日）便回到单位，“准备了一条微信、拍了一张照片、展读了几封给我写的信”，随后在朋友圈中写下了上面这段话。

《读书》编辑部为沈昌文预备的桌案和样刊、样书

照片中，十几本2021年第一期《读书》杂志码放得整整齐齐，桌案旁贴着一张纸头，上写“沈公样书”。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每月要预备十四本《读书》样刊，他除了自己留一本，余下的是他单线联系的业缘。”除了新出的《读书》杂志，“三联出的任何新书，都会为沈公准备一本样书，他都会自己背回去。”

卫纯2008年进入三联书店，2013年开始在《读书》做编辑，他回忆说之前沈昌文几乎天天都要来书店晃悠一圈。“背着个大书包就是为了方便装书。年轻的同事想帮他装，他都会谢绝别人帮忙，一律亲力亲为。”

2020年 沈昌文在《读书》编辑部取样书 三联书店供图

“沈公自道，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是半夜三点半起床，办公访友。所以他到书店的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候早晨八九点钟，我们还没到单位，他就来了。有时候可能白天外出访友，下午我们下班前看到他的身影。他喜欢坐公交车，自己来，自己走。”在卫纯看来，正是由于沈昌文和大家太过熟悉，彼此也就很随意，“给沈公预备的桌子就放在四楼《读书》编辑部，上面永远放着一台电脑和打印机。他来了处理些手头的事儿就坐那，看看东西，发发邮件，打印资料。他不来的时候，实习生也能坐在那编稿子。早先他记忆力很好，只要打过一次交道，饭局上再打照面都会点头致意。”

在卫纯的记忆里，前几年书店及所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业务大楼装修，全员迁往七七文创园办公，“我们也给沈公留了半张桌子，他还是照旧会来。三联就像是他的根据地，我们走到哪，他跟到哪，其实是想常和大家在一起。2018年，他去美国女儿家探亲，出发前给我们发了电邮打招呼。你能感到他很看重《读书》的这些小友，用他自己回忆的书里讲话，办事就是那么落门落槛。”虽然不用微信，沈昌文并没有错过退休后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互联网冲浪，“他日常同人交流都是通过电邮，有人想约他吃饭，通过我们打招呼，一封电邮过去，一般第二天他就有回复，说不定第三天饭局就吃起来了。”

2010年之后，沈昌文的耳背逐渐加重，“我们跟他交流都是大声吼。他的听力时好时不好，这反而让他可以听自己想听的，屏蔽掉不想听的。”卫纯介绍说三联书店包括《读书》杂志，现在相当一部分员工都是70、80后，“在业务上和沈公并没有直接的交集。单位聚餐的饭局上，他有时候说话，可能是开个玩笑，给人不少启发。”2012年，三联书店80周年的店庆上了《新闻联播》。当年在上海书展上，沈昌文跟卫纯聊天一改诙谐，“店庆很成功，他说，希望未来我们继续在意文化。”

尽管没有共事的缘分，沈昌文在《读书》主政期间的“段子”却在编辑部代代相传。“那时候他的办公室里预备了一口锅，白天给大家炖红烧肉，给编辑们加餐，陪编辑们侃大山，白天聊爽了，聊high了，大家下班。夜深人静，他自己趴在桌上吭哧吭哧抠稿子。就像董总（董秀玉）说过的，对于《读书》，沈公是极度上心的。有时候大半夜，他在床上没睡着，想到哪个句子要调，第二天一早就会打电话给印厂，那时候排好的版式到了印厂再改，麻烦死了。”

沈昌文给同事做饭这茬，还有个让人喷饭的段子。“有次做红烧肉，他怕肉粘粘锅壁，就弄了些竹篦子一同下锅。那顿肉出锅，出奇地清香，众人赞不绝口。吃完大家回过味儿来，竹篦子哪来的？就办公室四下踅摸，结果吴彬（曾任《读书》杂志编辑、主编）发现女厕所门口的纸篓子不见了……”这事拿来，编好短信同扬之水求证，是否记录在《十年》一书中。作者少倾回复，“好像没记，但这事是有的。”

2020年疫情缓解后，沈昌文依旧回到众人眼中，“但身形明显有了老态，也瘦了不少。最后一次见沈公就是去年十月他住院前……他走在这栋楼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安心的存在。他的身影太熟悉了，就是大家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何时见到他的时间混淆。他的去世，很多女同事其实是非常伤感的，他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之于我们而言更像一位真实的老人，一位家中老人的离去了……”

沈昌文在三联韬奋书店 三联书店供图

在同卫纯和郝大超等三联同事的交流中，澎湃新闻记者多次提及是否留有沈公到书店“晃悠”的影像，一张由书店同事赵庆明拍摄的相片终于被翻了出来：2020年的初秋，沈昌文从书店图书馆离去的背影。他的背包上贴着一面国旗，外兜上还印着一句话：活着就是折腾。“一幅国旗、一句话，基本代表了他那代出版家的思想光谱。”卫纯说。

沈昌文退休后出京参加活动 张冠生供图

“认真做好出版工作”

1949年后，从民国出版业的重镇，大批海派文人进京。彼时的专科肄业生，沈昌文也在其中。他在人前从不惮于说自己“只有小学学历”，熟悉彼时历史的人却都明白，“那个年代上大学的都是公子哥。专科毕业的相当于今天本科毕业大学生。”1951年年初，沈昌文考入人民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社名。1951—1986年间，三联书店被并入该社。

出版序列号为001的人民出版社，和序列号002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都迁至朝内大街166号，合在一处办公。值得一提的是，翻开人文社的历史，从初代社长冯雪峰、副社长蒋天佐，到聂绀弩、周立波、张天翼、冯至等一众副总编辑，不是从上海调来，便是之前在上海求学并从事过左翼文化工作。

在人民出版社，沈昌文从校对员做起、一直做到副总编辑。一本1960年代出版的《编辑手册》（内部读物），记载了彼时作为编辑的他的点滴心得。这本泛黄的小册子在三联书店韬奋图书馆的编号为“0038608”。平整的书封外，套上了一层透明的塑料书皮，表明它保存至今受到了接力不断的呵护。馆长关丽侠把馆藏中沈昌文写作的六本书，悉数在桌案上一并摆开，嘱咐小心轻放，不要折角后，便不愿意再多说些什么。

《编辑手册》（ 编者：沈昌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版） 摄影：王诤

这本《编辑手册》的封面设计很有些三联藏书票木刻画的味道，简约、素净。前后环衬为蓝线勾描的中国、世界地图和地理概况。内文扉页上写着“编者：沈昌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版”。与那个火热的时代相应，毛泽东语录拓印在对页上，“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再翻一页，是鲁迅亲拟的《海上述林》广告以及郭沫若谈校对工作的影印件，“《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都由我自己校对了几遍,但终不免仍有错字,深感校书之难。中国假如由我辈任校对,而有更笃实的学者著书。学术界的进展，谅必大有可观了。”

《编辑手册》内文 《谈校对工作》 摄影：王诤

这是一本工具书，余下的文字与配图自然遵循说明文的体例，略显枯燥。令人感兴趣的是，编者常常在一章写完之余添加的“补白”。六则嵌入文末的“补白”，第一则便是谈校对工作者的《原稿十忌》：一忌字迹潦草；二忌标点混乱；三忌规格不一；四忌生造汉字；无忌抄写不校；六忌外文草写；七忌铅笔改稿；八忌画改过乱；九忌符号不明；十忌加工不好。

或许是校对出身，沈昌文在这本《编辑手册》的最后附文一篇《谈校对工作》，文末署名（W.Y.）。虽然还是列了十六项问题逐条分析，不过一个“谈”字挂帅，遣词造句间多了些娓娓道来和源自经验的案例枚举。比如写到校对要防止大笑话，“连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名都排错之类。这很值得注意，否则要闹大笑话”；更将校对工作的提纲挈领形容为，“要抱大西瓜，又不能放过一颗芝麻。”

《编辑手册》内页 毛泽东语录 摄影：王诤

《编辑手册》内页 《郭沫若谈校对工作》 摄影：王诤

“任时光匆匆流去”

余下五本书则都是新世纪后出版的，从一个侧面见得沈昌文近二十多年间“退而不休”的人生追求。编号0027778的《任时光匆匆流去》，卷首便是一篇写于自己80大寿前夕的代序，《对上海的怀念》。“我是六十年前从上海去北京学做出版的，现在回顾自己的整个做出版的过程，觉得实在离不开当年在上海所受教育和影响。”继而表示要用上海话说说“我”所受到的教育：第一是知道办事要“落槛”，“就是事事合乎情理，不要强行所难”；第二是学会“轧闹猛”，“有了‘闹猛’才能有人脉，有稿源”；第三，在沈昌文看来最重要，却只会用宁波话讲“XIEXIE GA”(意为埋头苦干)。

循着这位在京海派的乡音，再看这本《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编号0027777），沈昌文从不喜自诩知识分子，总说自己是个“知道分子”，这本书述说的脉络颇有些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的味道。沈昌文自道原名锦文，自幼家道中落，一度生活在沿街的“棚户”。为了能读小学而寄人篱下，不得不改姓“王”，甚至改了名字“昌文”。吸食鸦片的父亲死得早，以及在银楼学徒收拾烟灰的经历，让他虽然嗜好颇多，却终生不碰烟草。从宁波嫁来的母亲信奉宁波有钱人家的家庭教育，“第一条就是让孩子吃苦。家里有现成的家业，也要让孩子去做学徒。”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学会了记账，甚至成了勘验黄金成色的行家，更对师徒制的行规了然于胸，“后来念《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说到行会制的重要性，我是有过充分体验的。”

《读书》总是跟很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打交道，沈昌文给编辑们提供的经验却在八个字里：“谈情说爱，贪污盗窃”——“你们要‘有情有爱’地跟读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但这一关系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从这些作者身上组到最好的稿子。”具体到他对《读书》上发表的文章的希冀，则是“言在书内，意在书外”。除了这些言简意赅谐趣的“箴言”，沈昌文主理《读书》期间，还先后撰有大量“编后絮语”“编辑室日志”，是每一期编务的心得与思考，也是与读者亲切交流的重要窗口。很多读者拿到新一期杂志，会习惯性地先翻到最后一页，看看“老朋友”这回说了什么。后来这些文字，都拟定标题，以《阁楼人语》为题结集成书。

“阁楼”二字的得缘，除了向那本“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阁楼上的疯女人》致意，“编刊物不免常常犯错误，出了错承认是出于‘发疯’，处分起来可以宽一些。” 也源于他在上海做小店员时，“一直羡慕上海的文人当年在亭子间里做事。”而希尔弗斯坦的诗配画《A Light in the Attic》，“阁楼里亮着一盏灯……我从屋外瞧见那灯火，而我知道人在屋内……正望着我。”更让沈昌文恍然大悟，“在阁楼里可以做得大事，中外通例。”

编辑工作，如饮杯水，冷暖自知。循着沈昌文的回溯，“我们当年，编辑部或在地下室，或在厂房，不成体统。本人忝为主编，文房四宝之外，斗室之内有三样不可少：冰箱，电砂锅，咖啡壶。电砂锅里经常炖着肉，到时候垂头丧气或兴高采烈地回到编辑部，肉香阵阵，好不刺激。然后约二三同事，打开冰箱里的‘普京’（普通燕京啤酒），讨论过去、现在、未来，快何如之。” 对于自己的厨艺，他十分自信，写到曾向京城大玩家王世襄讨教烹饪“葱烧海参”和“麻豆腐”。特别的，80年代王世襄参加朋友便宴的情状颇有名士之风，“骑着自行车，车前挂着挑洗后的菜蔬，车后捆着他自己专用的锅勺，兴致勃勃、飞车过市，来到尊府烧烹并赴宴。”

除了好吃善做，沈昌文的业余爱好便是“对邓丽君情有独钟”，这从他把那首《我只在乎你》的歌词用作自己的书名便可见一斑。写到自己对流行歌曲的嗜好，沈昌文的笔法现在看来有那么点“凡尔赛”：“我的青少年是在上海的小铺子的柜台旁过的。所受的音乐教育，是每天十来个小时无间断地听大喇叭里播放的周旋、白光乃至沈俭安、薛筱卿……”对邓丽君的身世颇多感喟，想得深入一些，沈昌文便又推荐起大思想家关于妇女问题的著述，“有心的朋友，翻翻三联书店新近重印的聂绀弩著《蛇与塔》即知。”

在那篇书、稿同名的文章《任时光匆匆……》的最后，沈昌文写道，“你如此劳心费神，万一无法从现行奖制中得到宽慰。万一你有时处理失慎、犯了错误——如我当年常有之情况然，那末，亲爱的朋友，我劝你，在编稿之余，乃至在紧张的工作之际，听听邓丽君吧：Goodbye My Love，我的爱人，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我的爱，相信我，总有一天能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