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俞晓群忆沈昌文：找好稿子，不如找好作者

1月10日上午，澎湃新闻记者从出版人俞晓群获悉，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作为一段国内出版界的佳话，同样是资深出版人的他，近三十年来同沈昌文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两人不仅一同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图书，后者更曾多次为俞晓群的新书欣然作序。

2020年，俞晓群的新书《两半斋随笔》出版时，沈昌文照例写了序言。有感于此，在《两半斋随笔》推出期间，俞晓群自费刊印了《沈公序我》一书赠送给亲朋好友。在自序中，俞晓群写道，“回顾恁些年，从二〇〇三年我的小书《人书情未了》开始，沈公的序就成为我的著作的标配，不管我写的东西是否好看，不管沈公是否感兴趣，只要我极力恳求，他总会答应下来。转眼十多年过去，到这本书为止，他竟然已经为我写过十三篇序言。此时我不禁感叹：何谓师父？有沈公这样的关照，它的本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尤其是写到这一篇序言时，沈公的年龄已经由七十几岁到现在的渐至九十高龄，文章由长渐渐变短，文字由涌动渐渐平缓，但文中的思想愈发深刻，情感愈发浓烈！”

今日午后，俞晓群在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以下以口述体呈现。

2020年，为沈昌文做寿。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海书展，“明年（2021）一定去！”

沈公爱热闹，而且他能吃会做。只是最近几年，吃上明显不如从前，牙不行了，但酒还是要喝。最后一次聚会是去年9月26日，他89岁生日当天，我给他过生日，沈公依然喝了一两瓶啤酒。后来三联书店也为他做寿，我因为感冒没敢去。生日当天，他状态就非常不好，回家就发现“胀了”（腹水），不得已又在10月住了一段医院。沈公后期的耳朵太背了，很难和人正常交流，我们间说话都费劲——最近六七年，我每年七八月份我都会带他一起出席上海书展。2019年，《八八沈公》这本书就是在上海书展上发布的。2020年因为疫情，我就跟他说，“今年咱们不去了，您把身体养好，明年一定去。”

去年年底，沈公把一部分家藏的书信交于我整理，这些书信都是对方，那些大家寄给他的。目前还在收拾，不准备重排了，就是直接影印。之前海豚出版社就出过他的两本书信集，《师承集》《师承集续编》，在他看来，那些大家作者都是他的老师。 两周前，我们拿了一些书请他签字。沈公签了一半，签不动了，就说“我拿回家签。”上周三，本来他女儿说老人状态有缓解，想出来一起坐坐。临出门前，又给我们电话说老人又有点咳嗽，还是再缓一缓。北京现在也有疫情，我们想去看他，又觉得进出不便。结果今早从他女儿那里得知，沈公走了……

2020年11月，沈昌文最后一次为读者签书

拜师，“哦，你也是三联人啊”

我早年一直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我作为辽教社的副社长在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封四上投广告，那可能是《读书》上第一个广告。平时我也写点小文章发在上面，这么着，认识了《读书》的编辑赵丽雅，由此认识了沈公。他当时还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说实在的，那会儿青年出版人想结交沈公的太多了，我想和沈公多亲多近，且巴结不上呢。

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数术探秘》一书。中国社会自古就对“数术学”讳莫如深，它和谶纬之学是一个门类。当权者既利用它，也戒备它。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这方面的东西就更变得缥缈神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出版界的风气逐渐宽松了下来。当时三联书店出了一套“中华文库”，除了我的这本《数术探秘》，其它诸如《天人合一》《幽冥人生》也有不少，葛剑雄先生的《中国历史的启示：统一与分裂》也在丛书之中。沈公当时和我已经很熟了，但他是拿到这本书才算和我对上号，“哦，你也是三联人啊，那就更亲更近了。”沈公还是比较讲“门户”的。

1996年，沈公从三联书店退下来后，手头有很多资源，也没法全在三联消化，我们爷俩才算一拍即合，推出了《书趣文从》（全6辑60册）。丛书提出读书这件事，实在并不简单。“读以致用是好事，并不立即‘致用’也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知识者，人人都应有‘致用’和‘不立即致用’这两种读书态度的结合。什么是‘不立即致用’，那就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兴趣，简单说来，‘书趣’即是。”这话是同沈公一起商量出来的。他不要什么名义，甚至说，给我当助编就行。

2019年合影

在京海派之一，“有门户，无门派”

上海是中国现当代出版业的发祥地，当年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商中世大开”，全都集中在上海。“商”，就是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1912年创办的中华书局；“世”，1917年创办的世界书局；“大”，1916年创办的大东书局；“开”，1926年创办的开明书店。这五大书局，特别是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它们的出版物（册数）得占到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说“半壁江山”都是谦虚，一段时间里，全国每10本书中有9本都是上海出的。

得了出版业“真传”的不少人，后来都到了北京，他们被称为“在京海派”，沈公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包括范用先生，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沈公的老师，出版过《随想录》《傅雷家书》，创办了《读书》杂志，也是当年从上海来的北京。包括上世纪90年代《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都是上海人。

沈公在喝酒上，不像上海人。他不喜欢白酒，就爱喝啤酒，从我认识他时就爱，从不挑牌子，但都要喝冰镇的。晚年肝脏不好，大夫早就不让他喝了，饶是如此，出来吃饭至少也要喝上一瓶啤酒。沈公酒量极好，我一开始根本喝不过他。印象里他只有两次喝醉：一次是在香港，人家宴请有XO，他当药水糖浆喝，喝大了；还有一次是在上海，被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喝倒过一次。

沈公的出版理念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服务精神。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一说就是“我是个知道分子”。他曾跟我说自己是学徒出身，“什么是学徒？就是人家在那高谈阔论，我是一边端茶倒水的。”他从来不标榜自己的“学问”，曾跟我说，我们做出版的，不要讲门派，不要介入到什么学术论争里去，但在服务的过程中，出版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倾向和臧否，有自己的理想和理念。再一点，就是他认为“找好稿子，不如找好作者”，这其实也是三联书店一直以来的出版宗旨，“我们三联就是个小酒馆，就是个咖啡厅，出来进去的作者都是当代最优秀的人物。”

沈公自己说过，“我就是个精于算计的人。”但在他身上其实有很多出版人理想主义的一面，这一点上，沈昌文、董秀玉、范用等那一批三联人都继承了上溯至创办者邹韬奋的“三联精神”。“三联精神”首要一点就是“思想先锋”，出版人要坚持思想先锋性。沈公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可你要这么去恭维他，他又会正色道，“你不要抬高我，我就是商人。”

先锋精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哪些东西该出，哪些不该出，沈公的脑子非常清楚。沈公同我合作的时候，他作为策划人也常强调严格把关，“你们（作者）有些观点不能强加给俞晓群，让俞晓群去挨板子。”有一次改董桥的书稿，搞得后者也是哭笑不得，“不要再改啦，你可以删，但不要改啦。”这一点上他确实有着海派的精细，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后辈出版人的保护。

《沈公序我》

《两半斋随笔》

沈公序我，“不要怕”

从2003年我的小书《人书情未了》开始，沈公前前后后一共为我写过十三篇序言。《人书情未了》一书的序言名字有点拗口，“出于爱的不爱，和不爱的爱”。这篇文章，沈公主要是讲同我合作的缘起：自己从三联退下来，但依旧爱着三联，爱着出版事业，是为“爱的不爱”；“之前不认识俞晓群，因为俞晓群做的事情我很喜欢，后来一起共事，就是‘不爱的爱’。” 第二篇是给我的书《数与数术札记》，在中华书局出的。这篇序里，他就有点春秋笔法了，说我不好好工作，老是爱研究数术学，他说你这个数术在中国社会不灵啊，总是没算准（笑）。

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给我的《前辈》一书作序。沈公提到自己感触最深的前辈还是书中我写的邹韬奋一章。他回忆说，邹韬奋去世前已经说不了话了，女儿趴在他的胸口哭，邹就在纸上颤巍巍地写了三个字，“不要怕”，这是他临死前最后留下的字。然后沈公就感慨了：我们一直说要追随“韬奋精神”，但直到晚年我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三字。

最后一次给我做序，就是《两半斋随笔》，题目叫“巨大的另一半”。讲的是一个人本职工作是出版人，还有另一半是写作，而且另一半（成就）也很大，而且这样的出版人历史上是很多的，于是就写了几个人。沈公心目中是很佩服那些既能把本职工作（出版）做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的。他最佩服的出版人前辈，是曾任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先生，说他还是语言学家，学问做得好，文章也漂亮，会多国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