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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俞晓群忆沈昌文:找好稿子,不如找好作者

2021-01-11

1月10日上午,澎湃新闻记者从出版人俞晓群获悉,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作为一段国内出版界的佳话,同样是资深出版人的他,近三十年来同沈昌文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两人不仅一同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图书,后者更曾多次为俞晓群的新书欣然作序。

2020年,俞晓群的新书《两半斋随笔》出版时,沈昌文照例写了序言。有感于此,在《两半斋随笔》推出期间,俞晓群自费刊印了《沈公序我》一书赠送给亲朋好友。在自序中,俞晓群写道,“回顾恁些年,从二〇〇三年我的小书《人书情未了》开始,沈公的序就成为我的著作的标配,不管我写的东西是否好看,不管沈公是否感兴趣,只要我极力恳求,他总会答应下来。转眼十多年过去,到这本书为止,他竟然已经为我写过十三篇序言。此时我不禁感叹:何谓师父?有沈公这样的关照,它的本义已经不言自明了。尤其是写到这一篇序言时,沈公的年龄已经由七十几岁到现在的渐至九十高龄,文章由长渐渐变短,文字由涌动渐渐平缓,但文中的思想愈发深刻,情感愈发浓烈!”

今日午后,俞晓群在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以下以口述体呈现。

2020年,为沈昌文做寿。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海书展,“明年(2021)一定去!”

沈公爱热闹,而且他能吃会做。只是最近几年,吃上明显不如从前,牙不行了,但酒还是要喝。最后一次聚会是去年9月26日,他89岁生日当天,我给他过生日,沈公依然喝了一两瓶啤酒。后来三联书店也为他做寿,我因为感冒没敢去。生日当天,他状态就非常不好,回家就发现“胀了”(腹水),不得已又在10月住了一段医院。沈公后期的耳朵太背了,很难和人正常交流,我们间说话都费劲——最近六七年,我每年七八月份我都会带他一起出席上海书展。2019年,《八八沈公》这本书就是在上海书展上发布的。2020年因为疫情,我就跟他说,“今年咱们不去了,您把身体养好,明年一定去。”

去年年底,沈公把一部分家藏的书信交于我整理,这些书信都是对方,那些大家寄给他的。目前还在收拾,不准备重排了,就是直接影印。之前海豚出版社就出过他的两本书信集,《师承集》《师承集续编》,在他看来,那些大家作者都是他的老师。 两周前,我们拿了一些书请他签字。沈公签了一半,签不动了,就说“我拿回家签。”上周三,本来他女儿说老人状态有缓解,想出来一起坐坐。临出门前,又给我们电话说老人又有点咳嗽,还是再缓一缓。北京现在也有疫情,我们想去看他,又觉得进出不便。结果今早从他女儿那里得知,沈公走了……

2020年11月,沈昌文最后一次为读者签书

拜师,“哦,你也是三联人啊”

我早年一直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我作为辽教社的副社长在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封四上投广告,那可能是《读书》上第一个广告。平时我也写点小文章发在上面,这么着,认识了《读书》的编辑赵丽雅,由此认识了沈公。他当时还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说实在的,那会儿青年出版人想结交沈公的太多了,我想和沈公多亲多近,且巴结不上呢。

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数术探秘》一书。中国社会自古就对“数术学”讳莫如深,它和谶纬之学是一个门类。当权者既利用它,也戒备它。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这方面的东西就更变得缥缈神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出版界的风气逐渐宽松了下来。当时三联书店出了一套“中华文库”,除了我的这本《数术探秘》,其它诸如《天人合一》《幽冥人生》也有不少,葛剑雄先生的《中国历史的启示:统一与分裂》也在丛书之中。沈公当时和我已经很熟了,但他是拿到这本书才算和我对上号,“哦,你也是三联人啊,那就更亲更近了。”沈公还是比较讲“门户”的。

1996年,沈公从三联书店退下来后,手头有很多资源,也没法全在三联消化,我们爷俩才算一拍即合,推出了《书趣文从》(全6辑60册)。丛书提出读书这件事,实在并不简单。“读以致用是好事,并不立即‘致用’也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知识者,人人都应有‘致用’和‘不立即致用’这两种读书态度的结合。什么是‘不立即致用’,那就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兴趣,简单说来,‘书趣’即是。”这话是同沈公一起商量出来的。他不要什么名义,甚至说,给我当助编就行。

2019年合影

在京海派之一,“有门户,无门派”

上海是中国现当代出版业的发祥地,当年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商中世大开”,全都集中在上海。“商”,就是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1912年创办的中华书局;“世”,1917年创办的世界书局;“大”,1916年创办的大东书局;“开”,1926年创办的开明书店。这五大书局,特别是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它们的出版物(册数)得占到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说“半壁江山”都是谦虚,一段时间里,全国每10本书中有9本都是上海出的。

得了出版业“真传”的不少人,后来都到了北京,他们被称为“在京海派”,沈公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包括范用先生,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沈公的老师,出版过《随想录》《傅雷家书》,创办了《读书》杂志,也是当年从上海来的北京。包括上世纪90年代《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都是上海人。

沈公在喝酒上,不像上海人。他不喜欢白酒,就爱喝啤酒,从我认识他时就爱,从不挑牌子,但都要喝冰镇的。晚年肝脏不好,大夫早就不让他喝了,饶是如此,出来吃饭至少也要喝上一瓶啤酒。沈公酒量极好,我一开始根本喝不过他。印象里他只有两次喝醉:一次是在香港,人家宴请有XO,他当药水糖浆喝,喝大了;还有一次是在上海,被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喝倒过一次。

沈公的出版理念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服务精神。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一说就是“我是个知道分子”。他曾跟我说自己是学徒出身,“什么是学徒?就是人家在那高谈阔论,我是一边端茶倒水的。”他从来不标榜自己的“学问”,曾跟我说,我们做出版的,不要讲门派,不要介入到什么学术论争里去,但在服务的过程中,出版人当然也有自己的倾向和臧否,有自己的理想和理念。再一点,就是他认为“找好稿子,不如找好作者”,这其实也是三联书店一直以来的出版宗旨,“我们三联就是个小酒馆,就是个咖啡厅,出来进去的作者都是当代最优秀的人物。”

沈公自己说过,“我就是个精于算计的人。”但在他身上其实有很多出版人理想主义的一面,这一点上,沈昌文、董秀玉、范用等那一批三联人都继承了上溯至创办者邹韬奋的“三联精神”。“三联精神”首要一点就是“思想先锋”,出版人要坚持思想先锋性。沈公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可你要这么去恭维他,他又会正色道,“你不要抬高我,我就是商人。”

先锋精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于哪些东西该出,哪些不该出,沈公的脑子非常清楚。沈公同我合作的时候,他作为策划人也常强调严格把关,“你们(作者)有些观点不能强加给俞晓群,让俞晓群去挨板子。”有一次改董桥的书稿,搞得后者也是哭笑不得,“不要再改啦,你可以删,但不要改啦。”这一点上他确实有着海派的精细,也可以说是对我们后辈出版人的保护。

《沈公序我》

《两半斋随笔》

沈公序我,“不要怕”

从2003年我的小书《人书情未了》开始,沈公前前后后一共为我写过十三篇序言。《人书情未了》一书的序言名字有点拗口,“出于爱的不爱,和不爱的爱”。这篇文章,沈公主要是讲同我合作的缘起:自己从三联退下来,但依旧爱着三联,爱着出版事业,是为“爱的不爱”;“之前不认识俞晓群,因为俞晓群做的事情我很喜欢,后来一起共事,就是‘不爱的爱’。” 第二篇是给我的书《数与数术札记》,在中华书局出的。这篇序里,他就有点春秋笔法了,说我不好好工作,老是爱研究数术学,他说你这个数术在中国社会不灵啊,总是没算准(笑)。

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给我的《前辈》一书作序。沈公提到自己感触最深的前辈还是书中我写的邹韬奋一章。他回忆说,邹韬奋去世前已经说不了话了,女儿趴在他的胸口哭,邹就在纸上颤巍巍地写了三个字,“不要怕”,这是他临死前最后留下的字。然后沈公就感慨了:我们一直说要追随“韬奋精神”,但直到晚年我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三字。

最后一次给我做序,就是《两半斋随笔》,题目叫“巨大的另一半”。讲的是一个人本职工作是出版人,还有另一半是写作,而且另一半(成就)也很大,而且这样的出版人历史上是很多的,于是就写了几个人。沈公心目中是很佩服那些既能把本职工作(出版)做好,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的。他最佩服的出版人前辈,是曾任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先生,说他还是语言学家,学问做得好,文章也漂亮,会多国语言。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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