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马克思主义名播京城

编者按

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2021年。

把它放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您会惊喜地发现，引领我们走向“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共产党，正迎来她砥砺奋进、波澜壮阔的第一个一百年。

这一百年的光荣与梦想，属于全体为之奋斗的中华儿女！

新年伊始，对于首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探寻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在京的红色足迹，聆听京畿大地可歌可泣的历史回声，访谈古都新貌的变迁历程，和读者朋友们分享述说不尽的亲身感受，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幸！

严寒的天气催促着我们加快脚步，迈向北京的一个个红色地标，去追寻党旗下的先辈足迹，去感受共产党人在一百年前民穷国弱、山河破碎之时，如何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的中国，贡献青春与汗水，乃至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去细细体味这些红色地标里发生的每一件史实。它们或者被人们熟知，或者被时间遗忘，或者淹没于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但这一件件史实，正是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付出的青春热血。

上周二，本报在《京畿红迹——点亮北京的100个红色地标》中，以地图的形式为读者呈现出100个红色地标，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为读者陆续寻访，今天采写的四个红色地标中，第一个是北大红楼——这幢记载了众多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的红色建筑。李大钊在北大红楼里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创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等一批青年学子在北大红楼里汲取新营养，成为最早一批党员；党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正是在红楼精神的滋养下，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引领中国走向解放，引领民族走向复兴。

我们寻找的第二个红色地标，是亢慕义斋。如果说北大红楼是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研究会的地方，那么亢慕义斋则是研究会设立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第三个红色地标来今雨轩，则是研究会与其他进步团体交流及扩大影响之处。第四个红色地标碧云寺，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共一大准备材料的重要所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这四个红色地标，像四块厚重坚实的基石柱础，为红色中国的百年大业夯实了底座。

红迹1

北大红楼

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孕育之地

顺着沙滩南巷往北走，小巷的尽头就是五四大街，这条街以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得名，北大红楼就在五四大街的北边。当年的莘莘学子和新潮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是新思潮、新时尚、革命主义的代表。

为了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的重大日子，北大红楼正在提升改造。前些年，我曾来此参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时漫步红楼，听着脚下红漆木地板发出的响声，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北大，仿佛看到了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先辈们在这里活动的身影。李大钊和陈独秀在这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正是他们，使这幢红楼积淀了多彩厚重的历史文化，使她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永载史册。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李金光曾这样谈及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1921年7月，中共一大于上海召开，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降生之地；确切地说，北大红楼则是她的孕育之地。”

让我们先来了解北大红楼的历史。时光回到1918年8月，一座有着浓郁西方建筑风格的大楼在当时名为“汉花园”的地方拔地而起。这座楼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工字形结构，墙体的主要部分均用红砖砌成，且用红瓦铺顶，故名“红楼”。大楼建成后，这里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这一年，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相继迁入红楼。如今的红楼中，已经复原了李大钊的办公室。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李金光在北大红楼中介绍当年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

红楼注定走上历史的舞台：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当时的北大红楼，迅速成为新思潮的中心，这里不仅有《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还有众多接受新思想的社团。

五四运动后，社会革新思潮风起云涌，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一期，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名为“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秘密成立，其主要活动是“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并加以编译和整理。值得一提的是，与李大钊私交甚笃的北大教授髙一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文章里这样回忆，“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注：李大钊，字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当时不用马克思的名字，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因为‘马尔克斯’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语音上很接近，稀里糊涂的警察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得以迅速传播，而这一系列影响的最重要成果，便是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通信相商，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0月，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经过一番调整后，同年底，北京共产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缪伯英、高君宇等人。

事实上，其中的很多党员，正是秘密状态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1921年11月17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这标志着研究会的公开亮相。

在这篇启事中，除了介绍研究会的宗旨外，还公开了最初发起这个组织的19名进步学生。这19人中，至少有15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钧伟介绍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组织学习、翻译书籍、依托《新青年》的阵地办刊物、到工人中宣传新思想等。

▲李大钊 新华社图片

1922年2月19日下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会，李大钊作了题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演讲，大大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开过一次为期两天的辩论会，主题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李大钊担任评判员。辩论结束时，李大钊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阐述“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辩论会后，研究会的成员增加到数十人，其影响力也由校内发展到校外。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在全国逐渐传播开来。

红迹2

亢慕义斋旧址

专门的马克思著作图书室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得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经过蔡元培的同意，在北大第二院西斋为研究会拨了两间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图书室名曰“亢慕义斋”（Communism的音译，即“共产主义小室”的意思），“亢”取其“盈”、“高”之义，研究会成员常简称为“亢斋”。

当时，亢慕义斋设备齐全，火炉、用具应有尽有，因为亢慕义斋离校长办公室比较近，还有校警站岗。

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图书室，如今是否还留有痕迹？我来到沙滩后街55号，这里还保留有和硕和嘉公主府大殿以及北大数学系楼等建筑。公主府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校址，1918年，公主府一带成了北大二院。当年因为住房紧张，在公主府西墙外，建起了十四排平房，作为学生宿舍，是为西斋。

▲西斋旧址

从公主府旧址往西，走过几十米，便能看到一座旧式的四合院门楼。门牌号为沙滩后街59号，墙上附有“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文保标识，上面提到，京师大学堂遗存的建筑，有公主府大殿、数学系楼以及十四排平房的西斋。东侧刚刚看过公主府大殿和数学系楼，那么这里就应该是西斋旧址了。从大门望过去，不远处是一座影壁，上面写着大大的“福”字，院中依然能看到一排排平房的格局。可惜的是，当年亢慕义斋具体在哪间房屋，已经不得而知。

著名党史专家、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岳介绍，当年亢慕义斋墙壁正中挂着马克思像，两边贴着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旁边还有两句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相关展览中还原的亢慕义斋室内场景

“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宋天放的“墨宝”，这句对联上下联都有“典故”。1919年6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随感录。文中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实验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而下联则是研究会成员之间的“玩笑”，研究会中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李大钊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而南方人则称李大钊为“北方之强”，“南方兼有北方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

作为图书室，“亢慕义斋”收集了多种马克思主义期刊，诸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语言版本的书籍。研究会成员们还自己动手，翻译外文版书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钧伟介绍说，毛泽东当时读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并油印的。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

当时，研究会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有这样一个细节，因为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翻译，比较困难。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就让翻译组犯难：对于这句话，他们觉得怎样译都不合适，因为“幽灵”“徘徊”在中文都是贬义词。于是，在翻译时，他们加了一段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

红迹3

来今雨轩

进步社团的活动据点

冬日的中山公园，在苍松和柏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肃穆。从南门往北走几十米，便是著名的保卫和平坊，这座石牌坊后面是孙中山先生的立像雕塑。从这里右转，向东穿过一片古柏，再走过一条长廊，便能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来今雨轩。

正门上方，悬挂有“来今雨轩”的匾额，这是赵朴初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所题写的墨宝。门外廊檐上有一副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大有历经沧桑后，期待故人相见的江湖快意。周围古树林立，抬头东望，便是故宫金碧辉煌的建筑，的确是观景的好去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储著武介绍，民国时期，来今雨轩是社会名流经常聚会交流的重要场所。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17年至1929年间，鲁迅先生二十多次到这里饮茗、交谈，甚至还在这里翻译小说，《小约翰》正是在这里翻译完成的。

除此之外，作为民国时期少有的公共空间之一，来今雨轩更是吸引了众多进步文化学术团体在此活动，他们或在此召开成立大会，或在此举办各种活动。在中国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它发挥了重要作用。

储著武说，这里与李大钊还有极深的渊源。1919年7月1日，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成立。学会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以及《少年世界》等杂志，在李大钊的带领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团体虽然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但会员非常广泛，它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青年社团之一，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毛泽东、张闻天、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是这个社团的成员。

来今雨轩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据点”。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的北京会员与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等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讨论研究新思潮，商讨革命运动的方向。三天后，意犹未尽的青年们，来到来今雨轩，再次召开茶话会，李大钊提出了学会“对内对外似均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即指出该学会要有一种主义作为指导。

1921年6月17日，少年中国学会十来位成员如约来到来今雨轩。此时，作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最早成员之一的邓中夏，经过半年多的历练，已经发展成为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这次的会议由他主持。他力主“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潮再次得以大力推广。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今雨轩与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学会还处于秘密状态时，学会的成员们就常到来今雨轩讨论会务。由此可见，来今雨轩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立及其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座颇受文人雅士欢迎的茶座，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红迹4

碧云寺

邓中夏为一大准备材料

位于香山公园北侧的碧云寺是一座布局紧凑、保存完好的园林式寺庙。寺内各组殿堂层层迭起，上下相差二百多米。登顶展眼远望，松柏掩映寺墙，别具一番风韵。

世人熟知碧云寺，除了其作为古建筑的本身价值外，和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灵柩曾停放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券门内有关。鲜为人知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刘仁静，受李大钊之托，就是于1921年6月份在碧云寺中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准备材料的。

▲邓中夏 新华社照片

迈进山门，沿一条槐径前行，中有“绿玉之华白石桥”一座，下临数丈深的沟壑，沟底溪流淙淙，环境优雅。弥勒殿前，石狮蹲坐于须弥座上，雕工精美，栩栩如生。穿过弥勒殿，就进入大雄宝殿院落，大殿正上方悬挂乾隆御笔所题的匾额“能仁寂照”四字。据说邓中夏为中共一大撰写材料时，就租住于左近的厢房中。可惜的是，邓中夏到底租住于哪间房屋，至今仍是难解之谜。碧云寺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民国时期寺中租住者众，各厢房住过哪些人，并未留下文字材料。

不过，邓中夏的住处并非无迹可寻。以前碧云寺允许住人的就是大雄宝殿东边的含青斋和西边的禅堂院。含青斋院内叠石为池，景致秀雅，有“云容水态”之称；禅堂院为僧人修行之处，现在是《千年香山》展室。当年周作人就住在禅堂院里，他在《山中杂信》中写道：“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往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房，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搬到该处的是否是邓中夏并不可考，不过，邓中夏和刘仁静到碧云寺的时间是六月份，他们还曾到周作人的房中座谈。

▲碧云寺禅堂院

碧云寺松柏蓊郁，涧泉潺潺，环境优美，建筑宏丽。邓中夏和刘仁静在这优美的环境中短住几天，为中共一大准备了相关材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室主任王钧伟介绍说，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是李大钊，他委托邓中夏为一大准备材料。由于革命年代的特殊原因，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文版并未保存下来，邓中夏为一大准备的材料也未保存下来。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195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时，带回了几箱档案。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一大纲领的俄文版，令人欣喜的是，与中共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王钧伟介绍说，像一大纲领有两个版本，一是俄文版，二是英文版。英文版是陈公博到美国读书时写论文，把一大纲领翻译成了英文，但是翻译时依据的中文版也找不到了。不过，对比两个版本，内容基本一样，而且都缺少第11项，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当时或者对第11项有争议，或者出于保密需要。

从苏联带回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俄文版，1958年后由有关部门译为中文。《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分析了北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如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展开宣传工作。

去南京参加另一会议的邓中夏并未出席一大。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出席一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宣读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一报告究竟是张国焘所写，还是邓中夏为一大准备的材料之一，已经无从可考。不过，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到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继而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再到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准备材料，中国革命的希望之火在北京这座古都逐渐点燃，并随着革命的进程愈燃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