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我不能把大故事强加给他们
现代快报讯（记者 白雁/文 赵杰/摄）二十年前，王尧写下了长篇小说《民谣》开头的一句话。在那之前的1998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文革文学”研究》答辩。对王尧而言，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是对自我成长的一次批判。沿着这个思绪回溯自己的青少年生活，他开始有了写小说的冲动。
小说完成得并不顺利。接下来的二十年，隔几年写一点，却始终处于待完成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常的忙碌，作为高校教师，王尧兼顾教学与研究，先立说后著书，推出多部学术著作，小体量的散文也一直是他钟情的对象，并结集出版了多部。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对长篇小说心怀敬意的王尧，一直在寻找自己经营长篇小说的理想方式，包括如何为这部小说命名。王尧曾为小说命名《年代》《东风吹》，但都在后面特意备注“暂名”。一个尚在孕育中的胎儿，将来户口簿上的名字，还要再斟酌。
2019年秋冬之际，王尧在一座城市的街头漫步，有婉转的二胡声落入耳内。那段曲子让他想到了自己的小说，就在那个瞬间，名字定了下来——《民谣》。
2020年的春节之后，王尧终于坐下来重写了小说的前四卷。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的“杂篇”和“外篇”，《民谣》谱写完毕，并在2020年《收获》第六期刊出。动作敏锐的译林出版社闻风而动，已经锁定小说单行本的出版发行，预计近期推出。
在这部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里，王尧用细腻平实的语言构建了主人公王厚平的少年时代和他的江南公社。小说的第一句，保留着二十年前的那句——“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回到1972年5月，走进江淮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江南大队”，故事将从这里开始。而在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以外，极具意向性的码头上还具备着无限延展的寓意。这寓意究竟是什么？作为小说家的王尧和作为批评家的王尧，一起把阐释的空间交给了读者。
我是不是那个少年已经不重要了
现代快报读品：了解您的读者，在读《民谣》时，通过里面的主人公或者说叙述者王厚平，一定会联想到您，王厚平这个人物和作为创作者的您是什么关系？
王尧：我起初辩解我不是那个少年，那个少年也不是我。但现在觉得我是不是那个少年已经不重要了。王厚平身上有我少年的影子，我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很容易让别人觉得这部小说有点像我的自传。我写完之后重读，也很好奇，这位王厚平是我吗？答案当然不是，他是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写作当然无法摆脱自身的经验，最初我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虚构了他，但在写下去以后，他几乎不受我的控制了。我的经验不足以支撑这个人物，而他一旦在字里行间活下来，就有了自身的逻辑，我得从人物的逻辑出发去想象。其实我希望他就是我，如果我当初是他，也许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和今天还有差异。这些日子在一个人独处时，我想想王厚平，在他身上我也看到了我不熟的自己。今天在回答你的问题时，我感觉那个王厚平好像在看着我。
现代快报读品：《民谣》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超过五十个，这是个相当庞大的体量，有的人物虽然着墨很少，但却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吃惊，您是怎么做到的？
王尧：谢谢你如此用心。坦率说，我不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人物，看来，我也有必要去数一数。在完成初稿后，有位朋友看了以后说，你小说里的人物太多了。如果你对人物的深刻印象是真实的，那我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么多人物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我在最初构思时，并没有这么多人物。我也画了一个简单的关系图，人物并没有现在这么多，但写着写着，那些人物就出场了。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看，一些人物只是其他人物的铺垫，或者配角，这是技术分析。如果小说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人物，在生命的意义上都至高无上，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其中一些人物也许微不足道。我的人道主义是对卑微的人生也给予尊重，我觉得小人物总是比大人物多。以前生活困难的时候，好的毛巾先用来洗脸，旧了再用来洗脚。写小说不能这样，对笔下的所有人物都需要用一样的毛巾。在写人物时，我比较重视场景、细节，如果出场不多，我考虑的是用细节将这个人物留住。
现代快报读品：您用非常细腻的语言塑造
人物、描写细节，甚至没有大的历史场景。为什么选择这种书写方式？
王尧：语言的问题非常难谈。我有个奇谈怪论：历史是故事，人物是细节。我想写的“历史”是没有大的历史场景的，但它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在我的构思中，这个村庄是没有大人物的，只有小人物。他们有故事，但不是波澜壮阔的那种。我甚至不能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历史，也许只能说历史的光影破碎地洒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本身是微小的存在，不是我把他们碎片化了。我不能把大故事强加给他们，语言的细腻与此有关。
不赞成“批评家的小说”这样的提法
现代快报读品：小说的结构很独特，由四卷构成，四卷之后又有“杂篇”和“外篇”，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结构？
王尧：作为研究文学的学者或批评家，我一直关注小说的结构问题，在写作散文时，结构也是我用心之处。一个作家的结构力是他观察、把握和写作世界的能力，反映在小说写作中就是小说的结构方式。我们不能把结构仅仅看成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和审美方式。我二十年前动笔时，深入思考过自己的小说结构。最初我是分成内篇、杂篇、外篇，在写了内篇四卷的一部分后，我先完成了“杂篇”和“外篇”。有几位朋友在十几年前就读到我的“杂篇”和“外篇”，这次重写时，我修改了部分人物的名字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最后定稿时，我觉得用内篇、杂篇和外篇在形式上过于整饬，就删除了“内篇”对前四卷的冠名。这样一种结构的方式，当然借用了《庄子》的概念，但更多的与我试图创新小说结构的冲动有关，支撑它的是我对历史的理解。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分裂的语言中成长的，在《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创作谈《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中述及了这个问题。这三种结构便体现了语言的分裂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复杂的思想、生活、人性和内心世界。
现代快报读品：您说过，如果写作者能够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审美方式，他所有的资源将会提升他的写作境界。具体到这部小说，您是怎么找到这种审美方式的？
王尧：我好像说过这句话。它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而是说我认为优秀的写作者应该达到这样的境界。我对自己是不是已经找到这种审美方式是将信将疑的，《民谣》发表后，受到一些好评，我心里当然是很开心的。但因为自己毕竟从事文学研究几十年，理性就出来了，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写好了《民谣》。如果说我在这方面有所收获的话，简而言之就是我想写出一部具有“异质性”的小说。一个人总有自己的写作方式和理想。在几十年之后，我重新在记忆和虚构记忆中回到青少年时代，我把自己在语言、叙事、历史观、人性观、审美观等方面的所有积累几乎都融化到文字中了，我首先确立的不是小说的异质性，是个人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的异质性。
现代快报读品：因为《民谣》，您有了一个新身份——小说家，回头看，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批评家的身份是否影响您对文本走向的把握？
王尧：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是《民谣》发表以后很多朋友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赞成“批评家的小说”这样的提法的。我以前对自己是批评家的身份都不太习惯。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我长期从事文学研究，是以知性为主的学术生涯。尽管我一直在写散文，但五四以后的文学秩序是以小说为中心的，似乎只有写了小说才成为作家。我多次表达这样的想法，特别羡慕现代史上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也做学术研究，做作家也做教授。如果批评家的身份表达的是我之前以知性为主的生涯特征，其实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我一直觉得感性、审美能力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且不论我的文学批评如何，但批评文字中也有我的感性和审美力存在。在进入小说写作时，这一部分的感性和审美力有效转化了。我从事了几十年的文学教育，现在也常常反思，觉得文学研究如果仅仅视乎一种知识生产，那么这样的文学教育似乎是残缺的。从写作小说的角度讲，知识生产的方式是大障碍，知性、概念、理论通常会妨碍想象力、语言表达和故事展开。很多朋友听说批评家写小说，最担心的是理性太强，不能跨过讲故事这一门槛。这也是我一开始写小说就警惕的。我不能说我做得很好，但批评家的身份在写作中让我融合了多年阅读小说的经验，让我在语言、形式、结构上有更自觉的意识，让我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在意故事背后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含量。我还特别要说到，写小说，我是新手，我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向小说向文学、向我尊敬的小说家文学家表达自己朴素的敬意。
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
现代快报读品：整部小说读下来，从时间轴的纵深和地域轴的宽广，我读出了一个庞然大物的感觉。接下来您是否会继续这个题材的书写？
王尧：我特别在意你这个问题的前半段。你前面说，我没有写大的历史场景，现在说到自己读出了“庞然大物”的感觉。这是不矛盾的，我确实放弃了对大的历史场景的叙述，但我希望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读到大历史，延伸出某种无限的东西，由小见大。我不知道我后面会写出什么，但肯定会写下去。写小说就像抽烟一样，会上瘾。我现在希望自己戒掉香烟的状况下继续写小说。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我没有功利的压力，我只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从故乡出来四十年了，不仅丢掉乡村生活，对自己的故乡也开始陌生。如果我对乡村的记忆不能长出新芽，也就构不成小说的枝干。在一段时间内，我不会写这个题材了。我近四十年在大学生活，我一直关注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如果再写，可能是这个方向的故事。
现代快报读品：您之前说，想通过写作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我感觉这个重建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想问问，在重建中，“我”与“历史”的联系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王尧：我一直觉得汉语写作的文体是多样广阔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文体表达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我现在仍然要说，我们不能用身份去限制一个写作者尝试文体多样化的可能。在我这里，同一个问题是“我”与“历史”的联系。如你所说，这个重建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一个人思想认识的边界是不断打破的，当你在现实中的困惑越来越多时，你就会想到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之前想得比较多的是个人在历史塑造中的被动性，但我现在更多地想到个人在历史中的选择同样重要。
王尧
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等，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江苏省社科一等奖等。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