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雪堂：知我心忧，谓我何求，惟适然也
宋·夏圭《雪堂客话图》，28.2cm x 29.5cm，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
元丰二年（公元 1079），苏轼离开江南湖州的鱼米之乡，前往湖北的黄州（今黄冈）任职，这一次，他因“乌台诗案”而仕途遭遇重大打击，朝廷给他黄州“团练副使”这讽刺可笑的芝麻绿豆官，远远地把他打发了。苏轼还曾下狱，在御史台狱中被关了四个月，对文人清高如他者，莫不是深深的羞辱。他身心悉皆疲惫不堪，托着一家老小二十来口，来到了这偏僻的乡下地方。前途茫茫，一切未卜。
几经辗转，多番周折，他一度流离失所。且由于俸禄的骤减，他的日常饮食起居变得份外拮据，每日一家人开销不过百十钱。他起初寓居在定惠院内，和僧人们一道同吃同住，布衣蔬食，晨钟暮鼓，倒也乐得清净，这在他自述“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可见。无奈僧院房舍有限，哪容得他一家上下，于是，在友人的帮助下，他移居至黄州江边的临皋亭，“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饮之，皆公恩庇之余波， 想味风义，以慰孤寂。”临皋亭相对宽敞了些许，但西晒却很严重，到了夏日暑热难当。
出于临近江水的便利，苏轼时常一个人跑到江边，望着江水痴痴地发呆，或乘着一叶轻舟任自流，跟着江水的起伏随船飘荡，漂到哪就是哪。他当时的心情，或许就像这悠悠江水， 空茫一片，烟波泛起，似乎走到穷途而不知归路。想那晋代阮籍每每驾车驶到渺无人烟之末路，便要下车放声哭号，而苏轼当时人生低谷的境况，也差不多如斯。“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他的心境状态，可谓一度低迷不振。
二
在黄州过了度日如年的两岁，他的生活方迎来了些许转机。热心肠的友人马正卿帮他向都郡求情，总算求得原是军营废地的几十亩荒地，可供他重新开垦耕种，以资一家大小之口粮。苏轼躬耕其中，拿起锄头，成了一名每日汗滴禾下土的农夫。
在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每一个人都处在自己所属的阶层内，安分守己， 乐天知命。而原本作为士人阶层的苏轼及其父兄，世代都是出则为官为仕的读书人，他和弟弟苏辙同年进士及第，是当时轰动京城的美谈，弟弟苏辙后来更官至宰相，加上父亲苏洵， 一门“三苏”皆位列唐宋八大家。而苏轼正值壮年，此刻却耕种于黄州田地里。而他对这一切，却似乎处之泰然。在《东坡八首》中，“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可见，他对于耕种之事的熟稔，身体上的辛劳却使他的内心更加踏实安稳。除了为糊口所迫的清贫、对古人陶渊明耕于柴桑东篱的田园生活之向往，更出于他天然对世情的洞察与接纳，使得他逐渐从失落的困局中走出来，过起了“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的生活，从这时起，他彻底以“东坡”自嘲兼自居了。
也是在这一年后的一月雪天，东坡先生在自家田地的一片高岗上，手把手建起了他的“雪堂”。
东坡先生在《雪堂记》中，这样写道：“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 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於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雪堂，建于鹅毛大雪纷飞之时，在一众邻里和上下亲友同心协力下，茅草为顶后方覆瓦， 刈草为席，草屋五间，勉强可容膝屈伸，作一固定居室。适逢冬日寒天冻地，雪天盖屋的艰辛可见一斑，但在诗人的眼中，却让飘飘大雪中的房舍有了份外殊胜、清凉的高洁。于是， 作为后世文人画创立者的苏轼，趁着快雪纷飞，在墙上奋笔疾书，不一会儿，在满室四壁之间，竟画出了雪的模样，也许是寥寥数笔，以形写神，也许借助墨色与留白的相间，那不可捉捕的白雪，竟然在他的小小穹庐里片片绽放……恰好又得苏轼的好友，亦是当时篆书名家的李元直手书“雪堂”二字，置于堂前，这风雅无比却又清简至极的草房，至此完工了。 东坡先生还在雪堂前后遍植树木花果，前有细柳，后有梅花，周围栽满墨竹，自凿一浚井，西侧还有一泓微泉。堂之下，则种有向山寺中大冶长老所乞得的桃花茶树（苏轼作有《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并写下“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的句子），委托友人巢谷从老家带回的元修菜，以及游定惠院过何家而乞得的丛橘，四周还环绕着稻麦、桑树、池塘， 好一派生气勃勃的田园景象。
三
在自叙《雪堂记》中，东坡先生以“苏子”和“客”二人的自问自答，巧妙地展开了他心中曾有的、关于天地宇宙和个人出入世的无限困顿与思索。
“客”率先发问：“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天机浅，拘人也而嗜欲深。”散人，江湖散诞之人，前有唐代陆龟蒙“以舟载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江湖，号江湖散人”， 拘人则更次，一般世俗拘泥于琐事和困于日常、且甘于此者，可谓拘人。散人与拘人，前者放浪形骸，不被接纳，自愿逃遁于世俗行为规范之外，又或将一切得失毁誉、功名及自我都不放眼中，物我两忘，更接近于老庄的清静无为；而后者则困于人欲而不得超脱。
“客”试问苏子，你是否是想要成为散人，却惶惶而不可得呢？也许是因为还没有掌握到成为散人的关键方法。但苏子却以寥寥一句反驳之：“予之于此，自以为藩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
“客”则更进一步表示，苏子还没有真正从这世俗藩篱内解脱。所谓的“藩篱”，不是功名利禄的诱人，不是人伦道德的束缚，也不是这一间雪堂所营造的安居，“特智也尔”， 真正束缚人们的，是这狭小身躯之内、一颗心灵所能拥有的智慧，智慧的多寡，决定了人们是否能超越藩篱，不假外力，不依贫富，唯有智慧才决定人的高下。而这“雪堂”的固有居所，也许反而约束苏子灵性的滋长。恰如疾风过处，凹者陷而凸者去，凹凸之势乃天地之大势，岂非一己人力所能改变？苏子强于此高岗上建“雪堂”，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这空空洞洞、家徒四壁的陋室，也不过是徒增他人口中的笑柄。
至此，苏子才终于将自己的心声发表，反被动为主动，其曰：“予之所为，适然而已， 岂有心哉，殆也，奈何！”
四
苏子以古之黄帝北游赤水，登昆仑而南望以寄情而适意为喻，表明“雪堂”之所在，摆脱了那些虚无缥缈的幻想，舍远而得近，使四海八荒的乐趣都能在苏子的眼底和心中泛起； 又能使诗人免于漂泊游荡、风餐露宿之疾苦，使他得以“适然”，适然者，没有身体发肤上的饥寒痛楚，也没有心灵上的煎熬与苦思冥想，既免于遭受当权局势下豪强的逼迫，又免于人在其位时，整日忧国忧民、居安思危、诚惶诚恐的饮冰忧心之苦。雪堂的功劳可谓大矣。
也正是在雪堂之上，东坡先生的一心得以释然。他接受了自己变成赤脚农人的身份，接受了遭朝廷贬斥的辱没，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心中远大理想和贫瘠现实的巨大差距，在出世入世之间、在老庄的逍遥和世俗拘人的庸碌之间，他找到了“中道”。厌膏粱者，不弃糟糠，衣文绣者，不愧布衣，凡事总是难在二者间尺度的把握。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完美的概念世界，是他的心灵归依处，而耕种于东坡之上，寓居于雪堂之侧，则是他身体的安歇处，也是他借以抵达仿若柏拉图“原形”世界的阶梯。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到最后，也就像东坡先生对于“雪堂”的寄望， 惟有一心适然而已，而心安之处，便是吾乡。正如苏子最后在《雪堂记》中所作之歌，歌声唱和曰：“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唯有在精神上，忘却世事机锋的复杂，无限趋近于高洁纯净的雪花，纷纷然飘落于红尘之世，却能生出一颗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真心。
注：
苏轼《雪堂记》：“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而厌于凸哉，势使然也……”
《雪堂记》：“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
参考资料：
宋·苏轼《东坡八首》、《与李康叔书》、《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雪堂记》；
宋·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
唐·陆龟蒙《江湖散人歌》，《书言故事·渔钓类·江湖散人》；
《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王兆、陈朝鲜（武汉大学文学院）《论苏轼躬耕东坡的原因和意义》，齐鲁学刊，2019 年第 2 期。
关于作者：
邓颖秋，现工作生活于上海，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