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被人用最阴险最有效的“文字狱”来陷害。还好那是在宋朝
苏轼曾被人用最阴险最有效的“文字狱”来陷害。还好那是在宋朝。
他诗里有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密、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龙指皇帝，蛰龙来喻当今皇帝，这不是罪大恶极吗？
说起苏轼这次被捕入狱，是因为他喜欢乱讲话，还由于他写了一首不合时宜的长篇叙事诗。
他把什么话都讲给上司沈括听。这看起来也不全怨他。
苏轼
沈括离京到杭州任两浙察访使，神宗特意交代他：“到了杭州，你要好好对待苏轼。”沈括为了落实神宗的指示，对苏轼很友善，并把苏轼所有的情况都上报给神宗，证明自己用心对待了苏轼。
可苏轼面对如此友善的领导，忍不住无话不谈，毫不保留地告诉领导他如何反对王安石新法。这一切当然都报告给了神宗。
而苏轼写的那首不合时宜的诗是写给朱寿昌的。情节催人泪下，是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
朱寿昌是位小官员，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
朱寿昌的爸爸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这个妾休了。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但是，朱寿昌却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他找得很辛苦但决不放弃。他从少年找到青年，又找到中年，还是没有找到。他一狠心，辞官走遍天下找妈妈，“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５０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７０多岁了，也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和那些子女都接回家去，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苏轼就是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长诗称颂朱寿昌。可没想到，却把另一个人得罪了。
这人是李定。
李定本来与苏轼政治立场就不一样。李定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不支持变法的一派想法找出他的个人污点来诋毁他—就是他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不得已的理由，由于他生母被休出家门，他父亲也死了，他生母到底是谁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可这与朱寿昌一比，就显得太不孝了。
王安石
苏轼歌颂朱寿昌的诗流传越广，李定就越显得卑鄙无耻。所以，他开始对苏轼不满。
可苏轼并不知道有这个情结啊。他作为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经常写一些反对新法的小诗，这可叫李定抓住了把柄。
李定把苏轼写的这些诗汇总成集，送交宋神宗。神宗正好在看沈括提交的关于苏轼言论的公文，立即就火大了。
苏轼攻击新法，诽谤朝廷，甚至影射皇帝的罪名终于成立了。
之后，苏轼被押解进京，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用的就是“文字狱”法。
苏轼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密、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硬说这是影射当朝皇帝的。苏轼立即拿出王安石的诗句来，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蛰龙就是指的这个蟠龙。 李定等人哑口无言了。
在审讯时制伏不了苏轼。可在牢房里，苏轼就被人黑了，被人在黑夜里轮番痛打。这显然是公报私仇的行为了。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几乎是所有顶级权贵集体努力的结果。各界名流和德高望重的老臣都为苏轼请命，替他担保。
最后是王安石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的心动了。此时重病中的曹太皇太后也为苏轼说了话，说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皇帝不要被小人利用。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
宋神宗
此后，他的那首蛰龙诗还被另一个人当“文字狱”再次用过。
那是五年之后，神宗皇帝又想起了他，想让他修国史。
这让一个人很愤怒，即首相王珪。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修国史的工作，王珪觉得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又把苏轼的那首蛰龙诗拿了出来，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
可是，现在皇帝神宗听了却不生气。
他说，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
这次对苏轼的构陷不了了之。
@生活打印机：从宋朝的这个“文字狱”案件可以看出：
一、宋朝的政治环境是十分开明的，尤其是对士大夫阶层。“文字狱”指控的罪名是允许反驳的。其实文字狱基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类型的，在其他朝代是没有反驳的机会的。
二、还可以看出，苏轼这个大文豪也是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他不支持王安石的新法，虽然作为诗人很有才情和创造力，但对待社会问题是偏保守的。
三、王安石的胸襟十分博大。苏轼被捕入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触怒了支持新法的皇帝所致。但王安石却并不因此借机报复苏轼，反而搭救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