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浩军（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
地处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因其在丝绸之路咽喉要冲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不仅保存了诸如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黑水城文书等大宗中古至近古的文献资料，而且还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镇墓文、衣物疏和买地券等丧葬文书。这些中古时期的文字资料有着多方面的文献价值，近年来，学界利用它们进行宗教信仰、丧葬风俗、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创获颇丰，但对于其中所体现的文学方面的价值则关注较少。
这类实用文，用于丧葬仪轨中，文风质朴。如下面这则镇墓文：“庚子六年正月水未朔廿七日己酉，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昌利里张辅，字德政，薄命早终，算尽寿穷，时值八魁九坎。今下斗瓶，用当重复。解天注、地注、人注、鬼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乐莫相念，苦莫相思。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不得相注仵。如律令！”篇幅短小，却具备了一般镇墓文通常所具有的要素：规范而准确无误的纪年，死者所属郡县乡里贯和姓名字号；说明他寿数已尽，死亡时正遭值“八魁九坎”；在丧葬中将一斗瓶置于墓中，为其解除重复，用以厌解各种注鬼；劝他在阴间不要想念阳世的亲人，告诫他生死有别，不得施注于阳世，等等。思路顺畅，章法严谨。从语言风格上说，虽然也使用了对偶等修辞手法，但总体上呈现出简洁质朴的风貌，体现着那一时代的主流文风。
但也有例外，如出土于酒泉市南郊三百户墓群的《西晋永嘉五年（311）樊氏镇墓文》，它的作者应当是民间方士，在履行其神职时，似乎不甘于循规蹈矩、因袭现成的范本，而是要借机发挥其语言天赋，运用反复、排比、夸张等手法，来渲染丧葬气氛，加强告诫意味，表明决绝的态度。如文中“星辰日月，自有纪纲。生人有里，死人有乡；死人入□，生人前行；死人却之，生人得长；死人属阴，生人属阳；生人□□，死人用藏；中祥外祥，客死不葬”等，就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镇墓文为了强调阴阳隔绝，就近取譬，以葬仪中镇墓罐中所装物品为喻，列举诸如焦大豆生叶、段（毈）鸡子雏鸣、铅人能行、瓦狗能吠、桃李生莇、人参能语、铅券华荣等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千秋万岁，乃复得会”，以杜绝死者与亲人团聚的幻想，告诫他们的阴魂不要返回阳世作祟生人。这种表现手法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汉乐府民歌《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以及近代江南民歌《莫分离》：“要分离，除非天地合；要分离，如同日出西；要分离，大海变作平洋地；要分离，铁树开花落满地——‘分离’二字切莫提起；要分离，除非你死我断气。”
它们之间相通的是，都连续借用多组颠倒是非、违背常情常理到了极致的意象，使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表明一种决绝的态度，抒发一种强烈的感情，都是从反面设誓，是正话反说。所不同的是，以前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古今民歌表达的是情的炽烈和爱的坚贞，是要死要活都要在一起，都要不分离；而现在我们从镇墓文中感受到的是魏晋时期的先民“一方面爱丝未断，厚葬以奉死者；一方面又怀有畏惧的心情，怕死者作祟”（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的复杂矛盾的心情，是无论如何都不愿重聚首，都不得再相见。尽管镇墓文和民歌阴阳殊途，具体功用不同，所表达的感情恰好相反，但其表现手法和审美趣味却是惊人一致的。
河西镇墓文中的这种表现手法上承汉代乐府民歌，下启唐末五代的敦煌曲子词，为七八百年间中断了的链条增加了一个环节，无疑为我们追溯古代民歌中一些常用手法的源流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我们考察中古时期河西地区民间艺术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审美趣味增加了新鲜生动的材料。
北凉政权的都城建康郡城遗址（即今甘肃张掖骆驼城）附近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还出土有一方冥婚墓券：
耿氏男祥，字少平，年廿，命在金；
孙氏女祥，字阿玿，年十五，命在土。
谨案：黄帝司马季主《九天图》、太史历记言得用。今年十二月廿三日，月吉日良，星得岁对，宿得天仓，五男四女九子法，冢前交车，作舍作庐。穆穆雍雍，两家合同；雍雍穆穆，两家受福，便利姑妐叔妹。共上仓天，共作衣裳，共作旃被，共作食饮，共上车，共卧，共起，共向冢，共向宅，共取新，共取水，共产儿子，儿大共使。千秋万岁，不得犯害家人。生死异路，各有城郭；生人前行，死人却略；生人上台，死人深藏埋；生人富贵，死人日远。自今相配合，千秋万岁之后不得还反。
时共和合，赤松子如地下二千石、灶君共三画，青乌子共知要。急急如律令。
这件券文语言形式讲究，句式整散结合，奇偶相生，参差错落，灵活而富有变化，音韵和谐，读来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文学意味。开头一节章法谨严，行文老到，似是娴熟于官府衙门公文起草的刀笔吏所为。中间“穆穆雍雍，两家合同；雍雍穆穆，两家受福，便利姑妐叔妹”，化用《尚书·洪范》“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的句式，运用对偶和反复的修辞手法，强调这桩婚姻对两家的利好和美满吉祥，语言风格典雅，赋予婚配仪式庄重、肃穆的基调。接下来，“共上仓天，共作衣裳，共作旃被，共作食饮，共上车，共卧，共起，共向冢，共向宅，共取新，共取水，共产儿子，儿大共使”，以阳间世俗婚姻生活为参照，连用十三个短句，构成排比句式，极尽铺陈夸饰之能事，表达出对冥婚青年男女在阴间幸福婚姻生活的祈愿，语言通俗浅显，口语化色彩鲜明，语调轻快，洋溢着婚礼场面所特有的热闹喜庆气氛。但在这热闹喜庆中，仍没有忘记举行这场冥婚仪式的终极目的，即借以安顿死者，告诫他们“千秋万岁，不得犯害家人”，达到安宅镇墓的终极目的。最后几句“生死异路，各有城郭；生人前行，死人却略；生人上台，死人深藏埋；生人富贵，死人日远”，以整饬的句式，用对偶、铺排的修辞手法，反复申说生死异路、阴阳相隔的道理和事实，严正警告死者：“自今相配合，千秋万岁之后不得还反。”
王瑶曾说：“文主绮丽，是魏晋的普遍观念。但这时所谓的绮丽，实即自然的美观，和齐梁文学的作风不同。”（《文论的发展》）这则出土于北方十六国时期的冥婚文书，其绮丽而清新的文风正证明着这一论断的精辟。
如众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动荡分裂的“衰世”；在这个衰世，文学也处于衰落的状况。而这一时期，南北文学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即南朝要比北朝兴盛。并且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衣冠南渡，北方又大都处在当时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因而这一时期的北方文学又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衰落的。但近年来，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的学者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徐公持即鲜明地提出“衰世文学未必衰”的观点（《衰世文学未必衰》），周建江也说，北朝文学“自然有其出众之处，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湮没在典章文献之中，不像南朝文学那么显著罢了”（《北朝文学史》）。这些出土于河西走廊墓葬的文书正以其幽暗的光亮折射着近1600年前北方文学曾经有过的辉煌。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9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