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轻武，才华洋溢的苏轼为何会屡遭贬谪？同他性格有关

苏轼二十一岁时参加科举，高中进士第二名，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赞叹不已：“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不出欧阳修所料，在文学艺术上，苏轼于散文、诗词、书法、绘画方面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散文一道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方面他是“宋四家”之一。

但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苏轼的事业却并不顺利。他“道大不容，才高为累”，“一生凡九迁”，仕途可谓坎坷至极。

苏轼一生坎坷，屡遭贬谪，究其原因，和他的性格脱不开关系。

苏轼是一个豪迈、洒脱之人。有一次，他在沙湖道上突然遇见大雨，同行之人皆拿着雨具去避雨时，他却杵着竹杖，穿着草鞋缓缓漫步在雨中。面对着众人狼狈躲雨的样子，苏轼却悠闲地放声高歌起来：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笑对困难，率真、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苏轼是值得敬佩的，同他做朋友，无疑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反过来讲，他这样的性子便代表着，他是一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男人，放在官场上，苏轼的“不合群”就成为限制他事业的重要因素。

明代文学家毛晋所辑的《东坡笔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的原因，正如王朝云所言：一肚皮不和入时宜。

回顾苏轼的仕途，对他影响力比较大的两件事分别是“乌台诗案”和抨击司马光、王安石变法一事。

乌台诗案发生前，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曾公开向皇帝上书陈述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一边是当朝如日中天的宰相，另一边是新晋才子苏轼，二者的影响力显然不是一个级别，苏轼也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自断前程，但……对于苏轼而言，不吐不快啊。

说出了心里话的苏轼，爽够之后，便主动申请离京，到地方上担任通判去了。

有才华的人，到哪里都会发光，苏轼在地方上做得有声有色。

他在担任徐州知州期间，遇上了黄河决口，于是苏轼亲自率领士卒到抗洪前线修筑堤坝、疏通河道。为此，他还在城墙上搭了个草屋，作为自己的临时居所。

百姓看在眼里，苏轼在民间拥有了很高的声望。

在基层工作期间，目睹了民生疾苦的苏轼，对于新政更加不喜，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吐槽自己对王安石新政的不满。

比如在《山村五绝》中，苏轼便点出了王安石“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地方朝廷强行让百姓借贷谋取私利的现象：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的心很热，他看不惯不平事，但他又无能为力，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民众，偶尔再写写诗词发发牢骚，不过正是此举，为乌台诗案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时，例行所写的公文《湖州谢上表》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他在公文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点名自己不满新政“生事”，自己愚钝“难以追陪新进”，这种文人间吐槽的话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可苏轼的对手却认为，这是击败苏轼的机会。

于是乎，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纷纷上书，公开批判苏轼“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衔怨怀怒”，他们从苏轼往日所写的诗词中寻找“证据”，向皇帝进言，污蔑苏轼这是目无君王，意图不轨。

宋神宗勃然大怒，即刻差人将苏轼捉拿入狱，打算严惩不贷。

监察御史舒亶弹劾苏轼奏书：“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