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细节中试探宋朝的历史密码

作者：云韶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自从其问世之后，数百年来，以《水浒传》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自然，关于这本书的解读角度，也不尽相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史研究名家虞云国在专业著述之外，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成果，新近出版面向大众的通俗讲史著作《水浒寻宋》。在他看来，撇开主题思想不论，如果对书中种种生活化的细节描写进行审视，《水浒传》堪称一部以梁山好汉兴灭聚散为主线的社会风俗史，虽然部分内容和历史真实有所出入，但仍充分摄录保留了宋元时代的社会影像。

《水浒寻宋》虞云国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重细节：了解《水浒传》一把钥匙

《水浒传》是一本古典名著。既然是名著，其谋篇布局都是非常高妙的，讲究“草蛇灰线，伏行千里”。只有读懂了这些细节，才能真正读懂这部小说。

在《水浒寻宋》中，虞云国就以大量的篇幅，为我们讲述了书中各种细节的来龙去脉。借此，《水浒传》的各个人物变得更为立体。这其中笔者印象最深的便是《樊楼》一章。

樊楼是个酒楼，这是林冲最不愿意回首的地方。

林冲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教头，虽然官职不大，但也算小康之家。在林冲“误入白虎堂”之前，高俅曾授意商贩卖给林冲一把刀，价值1000贯铜钱，换成现在的货币，也就是25万—30万元人民币。林冲毫不皱眉就能拿出这样一笔钱，足见其家底的殷实。

不过，在《水浒传》的世界中，有钱的永远斗不过有权的，贵为柴家后裔的柴荣尚且被冤下狱，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如果说五岳庙的上香，开启了林冲命运的悲惨乐章，那樊楼的酒宴，则是这篇乐章最为哀婉的序曲。这次宴会的东道主，是陆谦，他是林冲“表面”上的朋友。在书中第七回，陆谦为了让高衙内得手林娘子，计赚林冲去樊楼吃酒，当时他们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了阁儿，唤酒保吩咐，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

过往读到这一段时，笔者只关注剧情主线，往往忽视樊楼的环境。其实这才是施耐庵的妙笔之处，结合虞云国《水浒寻宋》，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陆谦会在樊楼宴请林冲。

在《水浒寻宋》中，虞云国拿出了不少篇幅来介绍“樊楼”。读罢后，不得不佩服虞云国的考据功夫和史学功底。他首先考证出了樊楼的所在地，是在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然后又解释了樊楼的来历，“本来是商贾贩鬻白矾的集散点。可能原先是矾行的酒楼，也有可能后来在这里盖起了酒楼，于是就称为矾楼，也叫作白矾楼。日久天长，才讹传为樊楼，后又改称丰乐楼，但总比不上樊楼叫得响亮。”

在介绍完樊楼的来历后，虞云国又指出，在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樊楼改建为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的主楼，《水浒传》中林冲去喝酒时应该还是改建前的老楼。

对于老楼的布局，虞云国并没有过多涉及。不过，对于新楼的繁华，《樊楼》一篇可是不吝笔墨。他写道：“新樊楼各楼之间用飞桥栏杆连接，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改建完工重新开张的头几天里，最先光顾者赏以金旗，以招徕宾客。每到元宵灯节，樊楼顶上每一道瓦楞间各放莲灯一盏，把樊楼点缀得分外靓丽妩媚。”

新樊楼如此“高档”，老樊楼估计也不会太差。可见陆谦为了在高俅和高衙内面前“邀功”，真下了血本，樊楼的环境越富丽堂皇，越能反映出陆谦此人的卑鄙龌龊。

借助《樊楼》这一章，笔者对陆谦的认识加深。可以说，虞云国《水浒寻宋》一书，最大的优点也便在于此，他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考据，将书中的细节，以史学家的严谨态度，为我们一一还原。而这些还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物，了解人物，评价人物。《水浒传》因此变得更为立体，更为生动，更引人入胜。

精于考究：还原历史上的高太尉

在《水浒传》中，最大的反派当数高俅高太尉。许多人上梁山，皆与他有关。在不少读者眼中，高俅要比蔡京、童贯“坏”得多。

不过，这样一位在民间赫赫有名的奸臣，在《宋史》中竟然没有立传，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正因为史料的缺乏，所以我们对真实的高俅，认识很模糊。令人庆幸的是，在《水浒寻宋》这本书中，虞云国以自己史学家的严谨，和在宋史上多年的探索，为读者复原出了高俅的形象。

虞云国首先考证了高俅发迹前的历史。《水浒传》介绍高俅时，说他本是一个“破落户”，虽然也会填词作诗，但是游手好闲，不走正道。在施耐庵的笔下，高俅与现代的痞子混混没什么区别，而这也是王进父亲教训他的原因。虞云国在《水浒寻宋·高俅》中介绍，《水浒传》中关于高俅的介绍，虽有历史上影子，但有失偏颇。历史上的高俅，并非破落户，他真正的出身是“东坡先生小史”，也就是苏轼的书童。能够侍奉东坡笔墨，高俅的文才应该不差。

此外，《水浒传》中还说，高俅本名“高毬”，发迹之后才把“毬”字改为“俅”。虞云国否定了这一说法。他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有“傑、伸皆俅兄，坐根括犒军金银，而相与隐匿，为婢所告也”的记载，其中“傑、伸”皆立人旁，按照旧时论辈起名规则，高氏三兄弟应该是人字辈，“可见高俅其名应是其父所起”。小说之所以这么写，“纯粹是用北方骂人的脏话来糟践他”。

《水浒传》第七回说高俅有个螟蛉之子，名叫“高衙内”。正是这位，导致了林冲的家破人亡。其实在历史上，高俅是有儿子的，而且有四个儿子。在《宋会要》中，有多处高俅为其子求官职的记录。虞云国指出，《水浒传》说高俅没有儿子，其实是作者对他的诅咒，乃“虚构之笔”。

在小说中，高俅因“蹴鞠”技艺发迹，这符合史实。因为有道君皇帝的垂青，高俅的晋升之路也是异常平坦。据虞云国考证，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高俅就从一介胥吏做到了步军最高统帅。政和年间，更是成为殿前都指挥使，升迁速度令人咂舌。

在宋代，殿前都指挥使，是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并称禁军“三司”。由于宋代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政策，禁军的战斗力最为强劲。正因如此，“三司”的官职非亲贵不授。高俅能够担任此官职，足见宋徽宗对他的信任。

身居高位的高俅逐渐变得不可一世。他与蔡京、童贯勾结，沆瀣一气，惑乱朝纲，把好好的大宋王朝弄得乌烟瘴气。当时东京城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虞云国指出，“穜蒿”指的是童贯，“菜”说的是蔡京，“羔儿”则是高俅的谐音。这首歌谣充分表达了人们对这三人的愤恨。

关于高俅之死，《水浒传》中并没有涉及。《水浒寻宋》中则为读者还原了高俅的暮年时光。据虞云国考证，高俅命丧于靖康之变时，起因是“狗咬狗”。为了争夺宋徽宗的护驾权，蔡攸、童贯对高俅进行了排挤。高俅郁郁寡欢，向宋钦宗请求离职养病。没过多久，宋钦宗又起用了高俅，不过受到了以陈东为首的爱国将领的反对。最后，宋钦宗就把高俅给“晾”了起来，最终高俅死于任上。

文史互证：阅读名著的有益思路

虞云国在《水浒寻宋》中，大量使用了“文史互证”的方法，对《水浒传》的各种细节进行探究。

所谓“文史互证”，是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首创者乃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这种方法主要包含两层意义：其一，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从历史的层面对古诗文进行周密的考订、辨误和解说；其二，从文学角度阐释历史，即以诗文为史料，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历史要素，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

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水浒寻宋》典型的例子便在《大相国寺》一章。在小说中，施耐庵用一篇百十来字的骈文描写了大相国寺：“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当头敕额字分明，两下金刚形势猛。五间大殿，龙鳞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龟背磨砖花嵌缝。钟楼森立，经阁巍峨。幡竿高峻接青云，宝塔依稀侵碧汉。木鱼横挂，云板高悬。佛前灯烛荧煌，炉内香烟缭绕。幢幡不断，观音殿接祖师堂；宝盖相连，水陆会通罗汉院。时时护法诸天降，岁岁降魔尊者来。”

虞云国指出，这篇骈文虽然文辞优雅，但是其所描写的场景，与真正的大相国寺相距甚远。虞云国从历史的角度，为读者阐述了大相国寺从无到有、从有到兴的过程。由于作者钻研宋史，因而对宋朝时的大相国寺用墨较多，借助《投辖录》《东京梦华录》等史料，虞云国为读者勾勒出了一个无比端庄大气的皇家寺庙。而我们也对这个鲁智深出家之所，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至于用文学角度阐述历史，《水浒寻宋》中更是比比皆是。如对“沙门岛”的考证，便很有意思。

“沙门岛”，读过《水浒传》的朋友肯定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话说卢俊义因中了吴用之计，被扣上了“私通梁山”的罪名后，官府为其选择的流放地正是此处。当初读到这里，笔者对这个地名并没有过多研究，虽然董超、薛霸这两个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说了“沙门岛”的位置，但也只是在脑中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心中仍是把这里当成“小说家言”，认为是作者杜撰的。

不过，经过虞云国的论述，笔者才勾勒出“沙门岛”的具体形象。而虞云国所使用的工具，便是诗文。如苏轼的《北海十二石记》《登州海市》，再如南宋的话本《菩萨蛮》。借助这些文学作品，虞云国指出，“沙门岛”是确实存在的，隶属于登州，位置大约在如今长岛一带。在北宋时，沙门岛是流放要犯的集中营，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昼监夜禁，与死为邻”。读到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燕青会在路上用弓弩解决了董薛两人，救出卢俊义了。

总之，虞云国利用“文史互证”法解构《水浒传》，为人们阅读名著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面对类似的研究对象，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虞云国曾经使用过的方法来实现研究目标。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问题，对这些方法进行再阐发和再创造，而这正是《水浒寻宋》留给读者的最大启迪。（云韶）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