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蒙元考古综述

蒙元王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多民族封建政权，“蒙”是指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元”是指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时间从成吉思汗建国漠北至元顺帝退出中原，即1206-1368年。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族融合、东西方文化交流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都具有深远影响。

早在1689年，法国传教士张诚即对应昌路遗址进行了记载。鸦片战争后，内蒙古地区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1872年英国驻华使馆医官卜士礼考察了元上都。此后英、俄、法、日等国人员多次考察元上都和应昌路。从1908年开始，俄国人科兹洛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开始盗掘额济纳旗黑城遗址。1933年美国人拉铁摩尔在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发现了景教寺院遗址。1935年日本人田村实造调查了翁牛特旗元蓟国公张应瑞家族墓地，后刊布“张氏先茔碑”。1936年美国人海涅士和马丁再到敖伦苏木古城，又找到一批景教遗存。此后日本人江上波夫等盗掘敖伦苏木古城，清理了一座景教教堂遗址、汪古特王府和一些教徒墓葬。这一时期在元上都、应昌路、丰州城、黑城、德宁路等重要遗址均留下外国人大肆掠夺的足迹。

1927年我国学者徐炳昶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了黑城遗址，黄文弼调查了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发现了《王傅德风堂碑记》石碑。

我国学者真正意义上的蒙元考古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成立，标志着内蒙古文物考古春天的到来。在1956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发现了大量蒙元时期的文化遗存。80年代以后，通过第二次、第三次文物普查和大量基本建设工程，蒙元时期的许多遗存得以进行科学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成果日渐丰硕。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址、聚落、墓葬研究三个方面。

元上都穆清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城市研究是蒙元时期考古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内蒙古境内蒙元时期的城镇遗址计达85座之多，内涵都城、路府州县、投下城等不同类别。对这些城市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开展较早，1956年始对元上都遗址展开调查工作，上都作为元代重要的统治中心之一——夏都，在元朝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6年元上都遗址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为配合申遗，1996-2010年对古城进行了全面调查、勘探、测绘、航空摄影，并对重点区域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了大安阁、穆清阁等宫殿基址及南关、西关、护城河等，清理修复了东城墙、明德门及瓮城、御天门等，较翔实地了解了城市的整体布局及城外相关情况，为申遗工作提供了考古支撑。

元上都遗址城垣迹遗迹情况

2012年6月29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元上都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内蒙古唯一一项、中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1956年调查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2002年对古城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发现了一批汪古部的景教遗物。该城址为元代德宁路，是汪古部的首都，也称“赵王城”，是研究金元时期汪古部的重要文化遗存。1956年调查和林格尔县小红城、凉城县淤泥滩古城、兴和县魏家村古城等。1957年调查应昌路、翁牛特旗乌丹镇全宁路故城、兴和县台基庙古城、多伦县白城子古城、呼和浩特市白塔村丰州故城。应昌路为弘吉剌部在其封地所建城郭，又称“鲁王城”，元末曾短暂作为都城，是内蒙古地区保存现状最好的蒙元城址之一。1958年、1976年、1977年、2002-2013年，对元代集宁路古城进行了数次发掘，特别是2002-2004年、2011-2013年，对古城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厘清了金代集宁县和元代集宁路的平面布局，城址内遗物丰富，大量窖藏瓷器极其精美，为研究元代城市制度、经济文化生活提供了翔实资料，荣获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59、1960年发掘辽中京遗址，亦发现了元代遗存。

集宁路古城出土的青花瓷壶

集宁路古城出土的釉里红玉壶春瓶

1975、1987-1988、1989年调查发掘科左中旗腰伯吐元代古城，推测为折连怯呆儿千户所故址。1978年发掘准格尔旗大沙塔古城址。1983-1984年，发掘额济纳旗黑城子遗址，明确了元代亦集乃路城叠压在西夏黑水城上，清楚了城市布局，获得一批珍贵的汉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和古阿拉伯文文书，对研究西夏和元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95年调查四子王旗净州路故城，发掘乌审旗三岔河古城，发掘察哈尔右翼中旗广益隆古城。2000年发掘察哈尔右翼后旗韩元店古城。20世纪末以来，随着遥感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对上都、应昌路、大宁路、集宁路、德宁路、亦集乃路等古城遗址进行了航拍。

通过近70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元上都、敖伦苏木古城、应昌路、亦集乃路、集宁路、净州路、砂井总管府、全宁路、宁昌路、桓州城、松州城、威宁县城、宣宁县城、平地县城、丰州城、云内州城址、东胜州城址、红城屯田所、大宁路、武平县城、高州城、兀剌海路城址、黑山头古城、巴彦乌拉古城、大浩特罕古城、小浩特罕古城等大量蒙元城市的基本情况及性质。

2006年燕家梁遗址发掘全景

与城市考古相比，蒙元时期的聚落遗址主要以调查为主，经考古发掘的相对较少，主要有1954年、2006-2007年对包头市燕家梁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这是元代聚落遗址中发掘规模最大的一处遗存，发掘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发现了交错的道路、布局有致的房址，特别是在发掘区中部发现了保存较好的酒肆客邸区及大量的墨书题记器物，出土陶、瓷、骨、铜、铁、玉等不同质地器物数万件，为研究元代村镇、驿站位置布局、经济形态及居民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是内蒙古乃至我国继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后元代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荣获2006-2007年度“国家田野考古奖”三等奖。1991年发掘丰镇市八号地聚落遗址。1994年发掘丰镇市黑牛地遗址。1992年发掘正蓝旗羊群庙祭祀遗址，该遗址是蒙古贵族举行隆重祭奠的场所，反映了蒙元时期蒙古贵族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1996年发掘武川县上南滩遗址。2000年发掘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发现了大量元代贮粮窖穴，是首次对元代屯田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对研究元代红城屯田、振武屯田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2002年发掘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镇二台沟遗址。2012年对凉城县榆树沟元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因蒙元时期特殊的丧葬习俗，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蒙元时期墓地相对较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蒙元时期墓地80余座，墓葬数量达3000余座。最早发现的蒙元时期墓葬是1927年日本人在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附近发现的汪古部墓葬。1954年在托克托县伞盖村发掘元代墓葬。1957年调查翁牛特旗乌丹镇张应瑞家族墓地，1999年清理了张应瑞夫人刚氏墓。张应瑞为汉族官员，死后被追封为蓟国公。该墓地建有茔墙，地表有大型石像生，为内蒙古地区发现的级别最高的元代汉族官员家族墓地，对研究元代丧葬习俗极为重要。另外，该墓地发现的“张氏先茔碑”、“住童先德碑”等，其汉文为元代大书法家康里巎巎所书，堪称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珍品。1958年在察右前旗集宁路古城西清理元代墓葬，发现了大型石像生。1959年在呼和浩特市五路村发现元代石棺墓。1965、1976年发掘了赤峰红山区三眼井元代壁画墓。1973年在四子王旗大黑河乡丰收地村清理元代墓葬。1974年在达茂旗白彦敖包苏木毕其格图好来、额尔顿敖包苏木发掘元代墓葬。1974年、1997年发掘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附近的元代古墓群。

1976年在兴和县五股泉乡五甲地村清理蒙元时期墓葬。1978年、1985年发掘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计明水墓。在阴山以北地带发掘的墓葬如宫胡洞、潮格温克沁、乌兰忽洞、五甲地、明水、毕其格图好来、王墓梁、城卜子、木胡儿索卜嘎墓葬等，大多属汪古部遗存，部分墓葬还出土景教墓顶石等，反映了汪古部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1978年清理发掘准格尔旗大沙塔壁画墓。1982年清理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1988年发掘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墓葬，出土一批蒙元时期器物。1988年发掘赤峰翁牛特旗梧桐花元代壁画墓。1989年发掘赤峰市沙子山元代壁画墓、1990年对凉城县后德胜元墓进行发掘。1990年、1998-2000年对多伦县砧子山墓地进行多次考古发掘，该墓地有墓葬1500余座，是目前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蒙元时期的最大墓地，大部分墓葬有石块垒砌的墓茔，是元代汉族居民的丛葬区。1992年发掘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及墓葬。1995 年在乌审旗河南乡五大队古城村清理元代墓葬。1995-1998 年在正蓝旗上都音高勒苏木清理元代墓葬。1995年发掘元上都一棵树、卧牛石元代墓葬，乌审旗三岔河元代墓葬，四子王旗城卜子墓葬。一棵树和羊群庙墓葬的葬俗葬式及陪葬品，带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特色，此两处墓地是普通蒙古人的墓地。1996年发掘达茂旗木胡儿索卜嘎墓地，该墓地发现墓葬380余座，规模较大。2000年发掘正镶白旗三面井、伊松敖包元代墓地，正镶黄旗乌兰沟元代墓地、博克敖包元代墓葬，锡林郭勒盟贝力克牧场元代墓葬。2001年发掘准格尔旗大路乡元代壁画纪年墓，发现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元代墓葬。2007年对和林格尔县小红城墓葬进行考古发掘。2011年发掘东乌珠穆沁旗哈立雅儿墓葬、乌兰沟墓葬、恩格尔河墓葬，其中哈立雅儿墓葬出土了一批马具等贵金属器物，应为蒙古贵族墓葬。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该项目的立项和实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13-2014年发掘了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对研究早期蒙古族的丧葬习俗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城市、聚落、墓葬研究一直是蒙元时期考古的重点领域，但依托城址、聚落、墓葬出土的丰富材料开展的陶瓷、丝织品、玉器、骨器、碑刻、牌符、印章、服饰、货币、文献、交通、屯田、宗教、建筑、环境、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日渐深入，研究内容和对象不断丰富、细化，研究领域、范畴日渐扩大，研究视角、手段亦逐步更新。诸如武川县发现的与成吉思汗家族有关的“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中发现的国内已知时代最早的成吉思汗家族图，呼和浩特、乌兰察布、赤峰、包头等地发现的大量瓷器、丝织品、金银器窖藏，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内发现的现存年代最早的元代纸币“中统元宝交钞”，亦集乃路出土的大量文书，赤峰出土的元代“富裕站印”、凉城县出土的“常乐驿站”铜印，清水河发现的素银牌、兴安盟出土的五体文夜巡铜牌，以及全区内发现的大量碑刻等等，均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资料。

目前蒙元考古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与我区丰富的蒙元时期文化遗产相比，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阶段，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欲通过这些文化遗存全面揭示蒙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以达到“透物见人”，还需开展更为深入的工作。另外，目前尚没有形成一个研究能力较强的团队，这是我们的短板。如何补齐短板、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地深入开展蒙元考古综合研究，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转载自《草原文物》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