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儒家的解构与重构-姚海涛（腾讯网）
荀子对儒家的解构与重构
姚海涛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6)
[摘要] 荀子是儒家道统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他接续了孔子的文化焦虑，在孔子对儒改造基础之上，借鉴批判了孟子对儒的理想主义改造，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知统类视域下对儒位阶的理性重构。孔孟荀对儒的循环上升式改造，使得儒这一阶层在关键历史时期做出了正确抉择。这对于后来定儒学于一尊、两汉经学的兴起，对将来儒学历史之传承，乃至中华文明之延续都起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荀子；儒；解构；重构
引言
荀子（约西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战国晚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亦为先秦儒家之集大成者，甚至亦可称之为先秦时代思想的综合创新者。
荀子主要活动之时期恰处于战国时期古代中国社会制度大变动、大倒塌、大变革、大迁移的时代。当是时，制度层面上，奴隶制度业已土崩瓦解，封建制度开始逐步确立，秦、齐、楚、韩、赵、魏、燕七雄割据争霸，新兴地主阶级已然登上历史赋予他们的舞台。学术层面上，百家之学渐渐进入了相互渗透、交融并开始进行新的突破、整合、创新、重塑期。面对生存格局之断裂、百家思想之迸发、激荡以及时代氛围、社会心理与民族习气之剧变，荀子沿袭了儒家自孔子以来儒者所秉持的历史责任感、时代担当意识、积极救世之博大情怀，并以其个体生存体验、独特的致思取向对流传已久的诸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式的融合与创造性的重铸，力图重新架构起一个能适应当时深刻剧变的、儒家视域下的新价值系统，以延续儒家思想发展之统绪，并支撑起华夏文化薪火相传的天空。
作为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的荀子对儒的解构、重构便是其针对时代特点的恰当而准确的回应。在其对儒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实是对当时社会大剧变、大动荡、大撕裂问题开出的极具针对性的药方。历史视域下对儒的解构与重构于思想史的意义甚大。作为荀子批判式融合与创造性重铸的儒思想理论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仍不失其应有之意义与价值。
下面从儒的流变、荀子知统类视域下对儒位阶的重构两个向度展开论述。
一、儒的流变
前辈研究者早已指出，儒与儒家不同。儒早于儒家也成为学界定论。儒与儒家的分界实自孔子始，孔子之前有儒，但不得谓有儒家学派。孔子之后儒家才成立。
(一)孔子之前的儒
儒之一字出现在公认为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中。学界认为甲骨文中的需字即是原始的儒字。其字形像是用水沐浴之状。其本义明显是沐浴之意。胡适指出，儒在殷商时代是专为商王及其贵族主持祭祀、接待宾客等的职业。故《礼记儒行》中有“儒有澡身而浴德”之说。扬雄《法言·君子》：“通天地人曰儒。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儒，柔也，术士之称也。郑玄：“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儒其身。”[1]P6－8
殷属东夷民族有迷信鬼神之传统，观甲骨文之来源可知。殷代夏后执行所谓“鬼治主义”原则，故需要有专门职事负责此类事务。由上述称引可见，此种职事地位毕竟卑微，故形成了柔弱的性格。
周代商之后，儒者由于是当时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故被周的统治者所重视。周人奉行礼治主义，重视人民的力量，注重教化的作用。周公制礼作乐之说绝非虚言。儒者于是从原来的商贵族附庸，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定位——社会的文化传承者。
（二）孔子对儒的改造以及儒家之成立
儒的转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但也必须由一个历史担当者来扭转旧风气以开出新性格。从轴心时代的世界文化比较视野来看，孔子无疑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扭转旧风气的历史担当者是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子。从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从来没有单一类型的儒家传统。也就是说，儒家是有着一条主线但是又朝多面向发展的儒家。这条主线便是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而多面向的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儒家一以贯之之道的主线是由孔子所开出。
中国上古思想的发展最初是隐密不公开的、知识与权力统一的贵族之学，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导致私学下移而使知识阶层分散于民间。孔子开自由讲学之风，倡平民学术，发起了对儒的历史性改造。
作为研究孔子思想最真实资料的《论语》中“儒”字仅出现2次。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2]P88孔子对儒的改造意很明显。由于意恐自己的门人对儒的认知出现偏差，思想被蒙蔽，故孔子在这里以君子与小人对举，彰显出了儒之作为一种谋生职业还是一份可以终生保守之事业的差别。
孔子对儒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将原来的小人儒改造为君子儒，柔弱品性之儒改造为刚健品性之儒，懦弱本性之儒改造为刚烈本性之儒，职业谋生之儒改造为事业担当之儒。于是儒的形象高大起来，挺拔起来，光辉起来，盛大起来了。一个无终食之间违仁，颠沛造次必于是的儒家学派诞生了！
孔子以“斯文在兹”自任，以“述而不作”自命，以华夏文化传承自道，仁基与德慧双显之大智慧，遥契天道而践仁知天，本天道而立人极，法天道而开人文，自觉挺立起个人主体意识乃至开启儒家学派这一群体意识。
（三）孟子理想主义视域之儒
《孟子》一书儒字只出现2次。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3]P59来概括儒家原则性观念。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就圣贤式人格，内圣与外王通而一之。
南宋大儒二程兄弟对孟子的评价甚是精当。孟子“其迹著”、“并秋杀尽见”、 “露其材”、 “尽雄辩” 且“有些英气”，有“泰山岩岩之气象”。[4]P127这些评价我们可以从《孟子》的文章中得到印证。《孟子》文章所体现出来的雄辩的色彩、充沛的激情、凌厉的气势，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时代的风浪中纵横恣肆、在绝境中也丝毫没有退缩反而迎难而上、步步紧逼的孟子形象。
还是用《孟子》中的大丈夫人格理论立论吧。大丈夫人格是一种理想主义之儒格，也从某些方面折射出了孟子力图将儒者改造成为的理想形象。
在《滕文公下》中，孟子否定了“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之流为大丈夫，认为他们只是“妾妇之道”，继而提出了他的大丈夫标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P265-266
孟子认为，大丈夫的儒格不同于当时社会上通行的认知，以是否能建功立业为准。而是有其内外统一之道。内在的品性必须要符合儒家的“志”，外在的行为也要符合儒家的“行”，做到内外、志行合一，能够为天下之表率，立社会的标杆。继孔子提出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后，孟子沿着孔子理路从个人超拔之独立意识角度进一步升华了儒的史感意识、传承意识、群体意识与责任意识，将儒塑造成为理想主义之儒，突显出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气象。
孟子“大丈夫”人格理论可谓独创之理论，无论是对当时启迪社会还是对后世士人品格标准都影响深远，构成了中华民族担当意识之来源。
二、荀子知统类视域下对儒位阶的重构
较之孔孟二圣，荀子在其著作中则大面积论述儒、剖析儒、评判儒、整饬儒。其从惯常的知统类的逻辑理性视域进行了解构与重构。《荀子》一书出现儒多达50次。其中与儒者之儒无涉之“侏儒”之“儒”2处。
（一）荀子对孔子、思孟学派的认知反差
作为儒家传道之儒的荀子对儒家开山的孔子与谪传的思孟学派认知完全不同。孔子在荀子心目中地位极高，在书中提及孔子80次左右，无任何批评之义，或引用孔子之语，或借孔子之口说出荀子本人思想，均为颂扬之语。“孔子仁知且不蔽”，“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5]P（《解蔽》）的正面积极评价可见，荀子认同孔子为儒家真精神之代表。
荀子对自视为儒家正宗的思孟学派的认知截然相反，评价也反差极大。于是在《非十二子》、《性恶》诸篇中不惜笔墨，对其学派大加鞑伐。其学术分歧很朋，有些方面势同水火。具体表现在诸多方面，如性恶与性善的对立，如法后王与法先王的分别，如对思孟学派的“甚僻违而无类”、“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5]P93的指责。在荀子心中，思孟学派是打着孔子真先君子旗号而将儒门引入歧途，实质上堵塞了儒门学术发展之路。在荀子看来，思孟学派从思想层面瓦解了儒家，应该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被清除出儒家队伍。
（二）荀子对儒位阶的重构
荀子则一改孟子好为高言之理想主义姿态，扫除了其对儒过高的感性期许，将对儒的认知与改造回归于理性之维。荀子儒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视野下的礼治之儒。
《韩非子》中提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6]《显学》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认为：“孔子死后的儒家，除了战国末期的荀子（孙氏之儒）综合各家思想，代表了向上的发展并与法家结合以外，其余各派均已失去孔学的优良传统，或古言古服，固执著孔子所批判的形式文化而自谓真儒，实则仍继承邹、鲁搢绅先生的传统儒术——形式说教，如荀子在日常生活中形容了十三个样子：一个流派包括奇形怪状的‘然’字之儒者，……；另一个流派则抹杀实践与感觉，斤斤于容貌辞气，求远于鄙倍，战战兢兢于日三省吾身，陷入于神秘的唯心主义，由曾子传至子思、孟轲，成了‘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思想，遂开战国邹衍阴阳家无稽之谈的先河。凡此两个支流，都在思想上反映着社会的落后残余，而表现为孔学积极精神的萎缩。”[7]P191-192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士阶层的地位呈现上升态势但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其精神却呈堕落之势。孔子之后，在儒分为八的演化过程中，上承自孔子且经历过孔子刚性改造之儒也出现了许多分化的问题。儒家的发展遭遇了双重危机。所谓正宗嫡传不明、不畅、不通，分化后的旁支侧室败坏门风声誉。这些问题的出现体现出了一些儒者在对儒的认知上的迷茫与错误，呈露出一种下坠与堕落的态势。这一切不能不令荀子痛心疾首，令其不得不拯而救之，挽狂澜、扶大厦。面对人心无处安顿，天道无处依傍较之孔孟时代急转直下的时代，荀子进行了金刚怒目式的省思。
“统”与“类”的逻辑观念在《墨子》中已有“知类”的表达。孟子在那些论辩的岁月里，有批评告子“不知类”之举。荀子作为一个知性哲思特强之思想家，特重概念之延伸、思维之开拓，继承、厘清并铸造出了一系列的哲思概念。荀子之哲思已触及“类”与“统”这些概念，充分挖掘了“统”与“类”内涵。如“统”与“类”合言，出现达6次之多，其单独出现统或者类的次数就更多了。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有一定标准、固定含义，别于他人之观念。于是这些概念在荀学中具有了抽象的哲学意义与位阶的价值意义。故其对儒的认知更全面、评价更客观、论述更精到。
1、由事业之儒堕落为偷儒惮事之儒——贱儒
荀子接续孔子以来的对儒的历史担当感的肯认也有自身对儒的深刻体察，重新铸造出了具有荀子个人鲜明特色的儒的不同位阶。荀子融旧铸新、纵贯横摄之新气象。何谓纵贯横摄？纵贯是指荀子贯通儒家传承之统绪；横摄是指荀子解构儒是从彼时儒家分化之种种表现出发，展现出了综合、实用、合时的新气象。荀子对儒的改造贯穿了有破才有立、破与立相结合，解构与重构相统一的原则。
荀子之破是基于知统通类的破，对堕落之儒进行了分类鞭挞。荀子先来批判无责任感、担当意识的偷儒惮事之贱儒。“偷儒”之“儒”出现4次，分别是“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5]P29，“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5]P34，“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5]P104，“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謑訽”。[5]P103
王先谦集解中解释偷儒之儒，亦谓懦弱畏事，皆懒惰之义。[5]P29张觉《荀子校注》中则认为，儒：通懦，指怕事。偷儒：苟且偷安，懒惰。[8]P13从中可以看出此处之儒意为早期儒之柔弱、懦弱之义。也就是说当时儒分为八之后，儒家门派的一些弟子堕落了，竟回到了原始儒的以之为职业的饮食之儒的状态。
《墨子》评当时儒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飢寒，危于冻馁。……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 此衣食之端也！”[9]《非儒》《庄子》中有“儒以诗礼发冢”[10]《外物》之语。二书中的记载未必只是学派之间的过分贬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儒家确实出现了非常多的败类。
荀子对此相当愤慨，连用“贱儒”一词3次，点名批评了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贱儒丑态百出的表现辱没了儒家。这些儒家败类只重儒家之外在之形，而无其实。或“弟陀其冠，衶禫（冲淡）其辞，禹行而舜趋”[5]P103——帽子歪斜、颓唐不振、言语浅薄、惺惺作态，故做圣人之姿；或“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5]P103——洋洋自得、装模作样、故做高深以沽名钓誉；或“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5]P104——性情肮脏、逃避苦累、胆小怕事、无廉耻、荣辱之心，在酒食声色之中迷失、堕落为饮食之儒。
在这些批判中无不体现着荀子对儒家道统的清理、修正、还原与扬弃，处处表现着对当时堕落之儒身份的批判与超越。
2、礼之统类为标准划分下的陋儒、散儒、腐儒、沟瞀儒、俗儒
荀子对儒的改造破中又有立。立是基于“不学礼，无以立”基础的立，是以知统通类基础上的立。
“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5]P340礼义与性情二者不可兼得。儒家以礼制情，以礼化性，使人两者兼得。墨家则不然，只会使人两者兼失。
以礼义为标准划分众儒，有不尊崇良师，不隆礼重法，只知诵读《诗》、《书》的浅陋之儒；学问杂博虽能言善辩但散漫无礼的散儒；不喜言谈、只重实惠不顾及言谈之术、言论文采的卑陋庸俗腐儒。还有受思孟学派蛊惑、学术上愚昧无知、不辩是非、假先圣之言以欺世盗名、沽名钓誉的沟瞀儒（沟瞀通怐愗，愚昧无知。有“甚愚陋沟瞀”语，可参看）[8]P82。
俗儒之论述是与大儒、雅儒、小儒的对举中体现的。俗儒是高于俗人的一个位阶，其附属、追随公卿贵人，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与世俗同流合污以求得衣食足用为目的的儒者。
当年孟子高举“辟杨墨”大旗以维护儒家道统。如今荀子以礼为标准，从儒家团体化代际生存的角度，以薪火相传的重大人文关切视野提出儒墨之分以辟假儒、树真儒，将废儒与真儒区割、剥离开来，有坚壁清野之义。
3、儒者之标杆，功业之儒——大儒与小儒
在对儒家队伍中做了坚壁清野的功夫之后，荀子正式提出了对儒的定位。何为真正的儒？真正的儒，无论身在何处，名在何位，都应该是有益于人，有益于国者。“儒者……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5]P117在这里的“贪”字，梁启雄认为，《新序》贪作食，义较长。[11]P80笔者从之。意思很显明，就是针对儒者之堕落为无廉耻而嗜饮食的子游氏之贱儒而言。真正的儒者应该效法先王，重视礼法，深明大义，意志坚定，忠信爱人。在其位或是王公之材，或是社稷之臣，施于政则能美政，达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政治效果。不在其位，虽在处穷困冻餧之中，居于穷阎漏屋之下，也会行义淑世、比中而行，辟邪道、为人师、美风俗。
接着，荀子对大儒与小儒做了区分。
“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5]P144大儒与小儒甚至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德性与才能的不同。真正的大儒即使隐居在陋巷，不得其时，王公贵族也不能与他争名，即使处在大夫的地位，国君也容纳不了他。大儒的道德位阶就是圣人。大儒的典范就是周公、孔子、子弓等圣人。大儒的作用是“一天下者也”，得其时就能够以百里之地显示其才能与功业。大儒有治理万乘之国之才，其合先王之道，比中而行，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合于礼义，合于天，事虽未见但能以统类应之，处理事情张弛有度、若合符节，故可以实现天下一统。
思想能克制私欲，公正之心战胜私人感情之蔽，明智、好学而有才能是小儒。小儒为士君子，也应该承担起淑世教化之重任。雅儒效法后王、尊崇礼义敬畏法度但轻视诗书，言行合礼但智慧未达，知之未知从不欺骗，能使千乘之国安顿。
结语
综上，荀子在战国群雄逐鹿的动荡世界中拒绝儒的横向撕裂，力图接续孔子文化焦虑并重新打开儒者职分之门，以其思理一贯的理性通达思路遮拨出儒之所以为儒的天空使其调适上遂，达到臻于德化的文化与政治的大道。荀子也绝不像韩昌黎所言的“大醇而小疵”而是构成了儒家道统的重要人物。正如李泽厚所云：“荀子可说是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12]P106孔孟荀对儒的循环式上升式改造，使得儒这一阶层在那些逝去的关键历史时期不致于下坠甚或集体堕落，而能把握方向、能立得住并能逆向迎上做出正确抉择。这对于后来定儒学于一尊、两汉经学的兴起，对将来儒学之历史传承，乃至中华文明之延续都起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