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外媒如何看？

北京时间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颁奖词写道：“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因为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们的处境所具有的坚定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这个结果不仅让国内读者和出版社大跌眼镜，即使在国外，古尔纳虽然知名度高一些，但也不算名气特别大的作家（去年的诺奖得主格丽克在国内也算是冷门，但在美国属于国民桂冠诗人）。古尔纳的英语写作以及与英语文学的紧密关系，使得今年的颁奖结果虽说看似关注了非洲，却仍旧没有摆脱欧洲为中心的文学评价模式。

近些年来，深陷舆论漩涡中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对外承诺将重视“多元性”，并“放眼世界”。从古尔纳的身份和其文学关心的主题来看，他的获奖似乎也可以说是印证了这一承诺。本文浏览、梳理了大量外媒报道，整理了外媒对于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写作与获奖的评论，同时也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正在“走向多元”？

许多外媒评论指出，古尔纳的作品本身也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其对移民、难民的身份认同，殖民主义带来的历史创伤等深刻命题的探讨，都契合当下时代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命题。流亡、个人记忆、后殖民时代的自我认同，这些文学主题或许是支持古尔纳获奖并在欧洲文学体系中弥补非洲记忆的重要因素。

演讲中的古尔纳。

作者 | 刘亚光

徐悦东、李永博对此文亦有贡献

01

古尔纳书写的不只是失去家园的非洲人，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年诺奖公布前各大国内外媒体的预测榜单上，古尔纳都几乎不曾被提起。9月28日公布的赔率榜中也有非洲人的名字，不过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古尔纳的作品没有中译本，但是其中的一些也已经引发过关注。他最著名的小说《天堂》（Paradise）曾入围布克奖，2020年，他还出版了最新的小说《重生》（暂译，原作名Afterlives）。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1968年因逃离政治迫害而前往英国。这段经历几乎奠定了古尔纳写作的主题和基调，即对殖民主义、难民、移民经验的关心。他的前三部小说《启程的记忆》（1987）、《朝圣之路》（1988）和《多蒂》（1990）就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当代英国的移民经历。

古尔纳的小说除了讲述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施行的残酷统治以及移民们遭受的孤独与心理创伤外，还包含很多极为特殊而细腻的移民心理。例如在小说《海边》中，失去了原有财富、地位的主角会采用“假装不会说英语”的策略，让自己“更有可能寻找到庇护”。在古尔纳看来，这是一种因殖民而在移民心中产生的特殊文化创伤。

正如瑞典学院的评语中写道：“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是其身份认同。他书中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这种描述非常类似于社会学者齐美尔所说的“边缘人”，古尔纳的写作大多在其“流亡”期间完成，但都与其故乡相关。或许也正是古尔纳文学书写的这种边缘性，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官方评述：“记忆，永远是古尔纳笔下重要的主题”。

古尔纳2020年出版的新书《Afterlives》

记忆的主题鲜明地体现在古尔纳2020年出版的新书《Afterlives》中。《卫报》的书评认为，相对于已经被频繁书写的许多殖民地历史，德国对非洲的殖民史常常为人所忽视，古尔纳的这本书正是借助主人公的视角讲述了德国殖民为非洲带来的延续性影响。书评的作者“十分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够尽快被翻译为德文”。

《伦敦杂志》今年9月的评论更是指出，古尔纳的写作常常像“拼拾碎片”，“他的记忆破碎，但努力使其完整”。而《Afterlives》的写作和出版对于当代来说恰逢其时，因为“英国、德国在近些年正在面临新的对其历史的进一步的检视”。古尔纳的学生、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Florian Stadtler 博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德国在当下依然时不时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一个创造过伟大文学艺术和思想的国家，如何与自己曾经创造的可怕的残忍共存？而古尔纳的作品，帮助人们重述并直面它。

除了对记忆的重视，2012年的研究论文Becoming Foreign: Tropes of Migrant Identity in Three Novels by Abdulrazak Gurnah中指出，古尔纳的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即国际移民内心深处产生的疏离与孤独，以及在一个后殖民时代“家”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作者认为，古尔纳的重要贡献是他以一个获得了足够声望的移民的身份，唤起了我们对那些同为移民但却在“流离失所，充满忽视、敌意、冷漠的环境中挣扎求生的人们”的关注。

同时，古尔纳的小说还被作者认为是一种将殖民行动的“帝国叙事”转化为“个人叙事”的尝试——古尔纳希望用被殖民者自己的语言去讲述历史。古尔纳非常关注“讲述历史”的方式，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古尔纳曾谈到哲学家德里达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差异”及“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强调。不同的语言背后所蕴含的说话人的置身的历史背景，始终为古尔纳所强调。《伦敦杂志》的评论更是提到，古尔纳在作品中经常使用斯瓦西里语的单词，他的写作“促使读者不断认知语言和殖民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对讲述殖民历史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话题也具有普遍意义。这篇评论的最后写道：古尔纳关心的其实不仅是那些可能默默无闻的非洲移民，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古尔纳编辑的《萨尔曼·拉什迪读本》（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书封。拉什迪亦为移民作家，其作品显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02

诺奖日渐兑现“放眼世界”的承诺？

2018年，一桩丑闻使得诺贝尔文学奖暂停一年颁奖：与颁发诺奖的瑞典科学院成员关系密切的克洛德·阿诺特被曝出性侵丑闻。随后的2019年，该奖也因此同时授予了两位作者：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不过，随后汉德克也因其对巴尔干冲突的政治立场饱受批评。接踵而至的争议也让诺贝尔文学奖深陷舆论漩涡之中。

作为一名非洲作家，古尔纳的获奖想必也会引发媒体们对诺奖多元性的讨论——在最近的诸多诺贝尔文学奖的舆论争议中，这可能是其中被讨论得最多的。“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批评始终伴随着诺奖的评选——当然，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早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多是欧洲男性作家。2009年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历史学家贺拉斯·恩道尔（Horace Engdahl）就公开宣称：“欧洲仍然是世界文学的中心”，“美国太孤立，翻译太少，也不参与到真正的文学对话之中”。当时的美国文化媒体Slate也曾表示“诺奖评委会对美国文学一无所知”。

自1987年起，古尔纳一直担任英国文学杂志《瓦萨非瑞》（Wasafiri）特约编辑。

为扭转这种印象，2009年，贺拉斯·恩道尔的继任者Peter Englund在上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时就曾表示，要“在全世界绝大多数语言的使用者中，都能找到有资格获得诺奖的作家，包括美国和整个美洲”。从2010年以来，十多年的诺奖得主中，欧洲文化之外的获奖作家比例也大幅上升，包括秘鲁作家略萨、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中国作家莫言，等等。而就在去年，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也公开承诺，该奖项的评选将逐渐淡化“欧美中心”、“男性中心”的特征。

近些年来，媒体们依然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多元性在性别、地域等多个方面都有提升的空间。法国媒体France 24在今年诺奖评选前的评论中就指出，除了欧洲、北美之外，亚洲、非洲等地区的文学严重缺乏关注。根据统计，自1901 年第一次诺贝尔奖以来，在 117 位文学奖获得者中，95 位（ 80% 以上）是欧洲人或北美人，仅法国就赢得了 15 次，同时，获奖者中，有101 名男性，只有 16 名女性。评论认为，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和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在2019、2020年分别获奖，或许表明诺奖在性别方面的多元性有所提升，但“在扩大地理范围方面，承诺仍未兑现”。

不过，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永远离不开政治，但是其中也绝不仅有政治。在《新共和》最新的采访中，奥尔森主席就表示，“归根结底，文学功绩永远是学院判断的绝对和唯一的标准”。

该周刊刊发的一则最新评论也提及，瑞典学院自身的左翼政治倾向常常影响其遴选获奖者。作者认为，对“政治多元”的强调使得近些年的诺奖有些“过度矫正”，“褒奖的品质正在变得不那么明显”。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格罗宁根大学欧洲文学与文化教授巴勃罗·瓦尔迪维亚(Pablo Valdivia)接受采访时认为，如果我们回溯诺贝尔奖的初衷，则会发现理想文学的概念可能在世代变迁之中也发生了改变。诺贝尔认为值得获奖的科学和文学应该同样都能追求“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具有某种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意义。“虽然在现在，被读者认为好的文学有时候并不一定与这些道德原则保持一致。因此，现实中有很多不会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杰出的作家”。

古尔纳此次的获奖是这种承诺的深入兑现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待各家评说。不过从上面这番评述来看，古尔纳或许绝不仅仅是因其特殊的身份而获得了足够的关注，其作品所具有的道德分量与时代价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例如对帝国主义的重新反思，在一篇较早的采访中，古尔纳就曾提到他通过写作希望探讨的帝国主义自身具有的矛盾：“一方面，它包含着暴力胁迫，另一方面，它又希望提倡形成一种公共性的新道德”。他还曾提及，“当下全球社会的氛围，一直充满着对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敌意，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有一种持续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