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一个多甲子的念想——从连阔如先生说《东汉》的草桥关谈起

在历史上，草桥关实有其地，位于今河北高阳县以西二十里，为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所置三关之一。《清一统志》卷一一《保定府二》：“草桥关，在髙阳县西二十里，周显德六年（959）复三关以控燕蓟。雄曰瓦，霸曰益津，髙阳曰草桥。俱置以重兵。”在东汉时期，并无草桥关的设置，《后汉书》中甚至连“草桥”两字也毫无踪影。显然，评书《东汉演义》中的草桥关当属清至民国间人的虚构，不过因此关口与颇具喜剧色彩的文学人物姚期大有关联，并在京剧中大有影响，特别是它与笔者自幼难以磨灭的一个记忆点发生关联，因而一个多甲子的念想就暗然萌生，至今不忘。

大约六十多年以前的1955年中，笔者尚在学龄前的童年时代，就痴迷于北京广播电台的评书连播《东汉演义》，这一节目每天半小时，似乎还有重播，由著名评书家连阔如先生播讲。依稀记得《东汉》是在《三国演义》播讲完毕后开篇的，对于当时连阔如《三国》连播的记忆，今天已然模糊不清，年龄尚幼因素是其一，“话匣子”接收效果不佳也是重要原因。家中原有一台日本产再生式老电子管收音机，搜寻电台时，常因信号再生反馈产生尖锐刺耳的鸣啸声，令人掩耳不及；加之灵敏度、保真度以及音量皆有限，放声也有些飘忽不定，并时而“罢工”。如此收听条件下的评书播讲，实在难以引起学龄前儿童的兴趣。邻居杜教授家有一台落地式收音机，其上半部有一个普通手表般大小的指示窗，其绿色扇形面的开合可以显示电台频率调整的准确与否，而且这台收音机放声低音浑厚，保真度极高，音量可以也大得驰声于屋外，满足一个小四合院内听众的需求。这大概是当时较为先进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了，而听《东汉》也恰好是教授家两位与笔者年龄相仿佛男童的最爱，于是“借光”就成为必然，一起听书而外，小伙伴们游戏时也有了共同的话题。

“姚期、马武、岑彭、杜茂”，连阔如先生那疾徐有致、抑扬顿挫的“惯口”，以及惟妙惟肖的马嘶模仿、千军万马震天动地般的厮杀声的口技复现，至今记忆犹新。20世纪70年代中，笔者曾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临场听过刘德海先生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其中对垓下从“小战”至“大战”的音乐写意，正可与连派评书的争战场面相媲美。至于评书中用“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骓”形容姚期的坐骑，因为念起来颇为顺口，于是就成为小伙伴们一时嬉戏时的口头禅。不过因为当时还只“略识之无”，当然搞不清“滚风骓”的写法与确切涵义，只是简单地理解为骏马能够“追风”般的迅跑而已。家父的一位朋友有一头浓黑的头发，属于自来卷，仿佛着意修饰的烫发。笔者听书入迷，口中不免时不时地念叨“卷毛狮子黑”一类的话语，这曾引起这位碰巧不听评书的叔叔的反感，疑心生暗鬼，以为是一种不怀好意的嘲讽，丢下一句“这孩子越大越不学好了”怏怏而去。

然而家父的另一位属于忘年交的朋友梅大爷，听到少不更事的我口中常常对评书《东汉》中语念念不忘，就会呵呵一笑，平静地说：“连阔如的评书真是老少皆宜，我也爱听。与你爸爸一样，将来也学文吧！”梅大爷六十多岁，经常一袭灰色大褂，面目清癯（互联网上的照片稍显丰腴，当属于其年轻时的玉照），仪表儒雅，说话慢条斯理，可以印证“腹有诗书气自华”那句诗的确切无误。怹是北京二十八中的退休语文教师，与父亲相识大约也是50年代初在那所位于西长安街北侧的中学有过一段短暂交集的结果。怹年长于家父近三十岁，当属于笔者爷爷一辈的人，却自我谦抑，让我们以“大爷”相称，大约是老者有意拉近这一忘年交情的距离。所谓“交情”，无非是与家父象棋对弈与闲聊，时而留下小酌一番，并常以饺子代替“鸡黍”。“原汤化原食”，是梅大爷用过饺子之后喝汤时必说的一句话，于是喝饺子汤乃至面条汤，也成为我们家的饮食习惯之一。所谓“小酌”，两人加起来也不过二两酒的量。用成人手掌般大小的扁方便携酒瓶到黄米胡同北口马路对面的小酒铺打酒，常常由我跑腿，奖励是可以花两分钱买一块耐嚼的“牛皮糖”。这爿位于大佛寺街拐角的酒铺，不过一间门脸，存在过很长时间，化身为渔具商店已经是70年代以后的事了。梅大爷的大哥梅贻琦先生，曾当过清华大学校长，这是多年以后家母告诉我的，当时初中已经毕业的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十多年后读了大学，才知道梅贻琦先生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至今想来也不过时。

讲完这段插曲，再言及连阔如先生的《东汉》，就能够充分理解50年代中“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的盛况了，那时临街的茶叶铺或理发馆，也以播放连阔如的评书招徕生意且卓有成效。然而最令我们小伙伴念念不忘的并非逍遥王刘秀的中兴大业，而是岑彭的九耳八环刀以及姚期在霸王祠巧获的吸水提炉枪，后者的枪尖居然能够将茶壶中的水吸出从枪杆后喷出，若扎在对手身上，其威力可想而知，绝非寻常冷兵器可比了。姚期凭着这杆枪与那匹“卷毛狮子黑”的宝马，一度威震草桥关，令与刘秀作对的小枪王部下猛将梁林不敢贸然进攻，但乌云压城，一场大战也似乎正在酝酿之中。然而就在这“马踩车”关键时刻，评书却毫无预兆地停播了，连阔如的声音也就此绝迹于广播电台。这令笔者与小伙伴们倍感失落，仿佛丢失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其后不久随同家父逛东安市场，还特意到一家书店问询有无“大战草桥关”的小人书，引来售书阿姨的大惑不解，还是家父经过一番解说才令这位阿姨释然。记得那一次我要买一本《儿童时代》杂志，家父说太深，仍让我回家看订阅的《小朋友》，可见那时还未踏进小学的大门。然而从此“草桥关”就成了我一个挥之不去的念想，也可以说是一种情结吧。

由于家庭变故，1959年初，笔者迁居于新街口附近的百花深处胡同，这个胡同的东头临近护国寺的后门，每月逢七逢八日可以由此方便地进入当时还算盛行的庙会。笔者那时已升入小学四年级，八道湾小学是半日制，下午就有了届时一逛庙会的闲暇。一位瘦弱而背微驼、年纪约五十岁上下的艺人撂场于此，似是演说薛家将平西的大书，围观者众，至少比拉洋片的场子热闹多了。这位说书者间有唱词，演唱时以右手持鼓箭敲击书鼓，左手两指夹一对月牙板，左右摆动叮当作响，似乎还有三弦伴奏。所幸他以说为主，唱的时候并不多，“说的比唱的好听”，这也许是大多数围观者的感觉，因为他一开唱，年轻一些的听众就会散去不少。其书内容颇涉神怪，记得有关薛丁山三请、三休樊梨花的故事，就包含不少呼风唤雨一类的怪异情节，虽荒诞不经却能引起青年人的好奇心，萌生“问个究竟”的期待。个人感觉，这样的说书形式不如连阔如的评书来得生动传神。几十年后方知这是大鼓书，与评书异轨，而不同的艺术形式，是不能以个人的好恶评判其孰优孰劣的。至于这位艺人的名号，曾有一位友人告诉笔者当是艺名“小蜜蜂”的张秀峰，然而以后经查得知，小蜜蜂是竹板书艺人，1958年已受聘于中国评剧院，不会再现身庙会。看来是张冠李戴了。这位说大鼓书的艺人，所持形似月牙的鸳鸯板为钢制，不似山东快书所用的铜书板那样金光闪闪；负责为其手捧铜盘收费的是一方面大脸、头梳双辫的二十多岁妇女，很是厉害，往往与吝啬的观众发生口角，这时还需要说书艺人出面和颜悦色加以平息了事。读者若有知其行实者，尚祈赐示一二以解惑。

记得到护国寺听书，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庙会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至于书馆一类的娱乐场所，多在南城或郊区，二三十年前的我闻所未闻，于是自幼萌生的“草桥关”情结竟至于无解了。

花开二度，再入黉门以后，图书资源较前丰富了许多，解决这一问题似乎唾手可得，笔者却又因忙于诸多编辑事宜与自身业务，竟然无暇顾及。其间也发现京剧传统剧目有《草桥关》，虽也事关姚（铫）期，却是刘秀登极以后险些诛杀功臣事，并非对于君臣创业中艰难历程的搬演。至于民国间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套书，早年笔者曾间断地有所涉猎，其中《后汉演义》并未发现有关于草桥关的线索。

笔者于20世纪末供职《文艺研究》杂志，21世纪初设置“学者访谈”栏目，曾经策划做一期连派评书传人连丽如先生的访谈，因为她的一位嫡传弟子恰巧在中华书局工作，笔者便于通过书局的老同事加以联络。如能如愿，所谓“草桥关情结”当可迎刃而解了。联系商讨后似已谈妥，后不知何故中辍，随即笔者也办理了退休，于是这桩美事终于不了了之。

年逾古稀，近来总算有了饱览“闲书”的时间。上网一查，中华书局十五六年前即已出版连阔如口述的《东汉演义》，2020年8月又出版连阔如口述、贾建国与连丽如整理的全本《东汉演义》，亟网购一套，终于发现第五十回即“姚期插枪镇草桥”，其后的情节是：因刘秀于中秋节思念姚期，就派贾复、吴汉去草桥换防，不料姚期这位“福将”的离去，随即阴差阳错地导致了草桥关的失守，并没有发生所谓“大战草桥关”的战役，一个多甲子的念想终于落地，勉强算是得偿夙愿了。

经过这次通读《东汉演义》，才知草桥关之后，刘秀君臣与赤眉军的争战逐渐演变为评书的主线，樊崇领导的赤眉军是反抗新莽政权的农民军主力，而镇压农民起义一度被视为历史人物的人生污点，东汉末的曹操、北宋末抗金的岳飞似乎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因有触时讳而被腰斩，50年代中停播《东汉演义》似乎也顺理成章。这当然只是事后诸葛亮的猜测，难成定论。

评书属于市井文化，为迎合各阶层听众的需求，贴近社会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市场，连阔如所谓“懂多大人情，说多大书”绝非虚语。以明清的社会风习想象两汉的社会情景，与今天的戏说历史毫无二致。第六回“马武大闹武科场”、第三十九回“战梁林王伦殒命”，前者将中国的科举制度提前了近六百年，后者有关王伦力举千斤闸的描述，更将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城门前面的瓮城建置提前到两汉时代。这是借鉴了《隋唐演义》所谓“天下第四好汉”雄阔海的故事。千斤闸设置于瓮城门洞中，木质，有滑道，其上安装有绞盘收放。今北京市前门箭楼尚有千斤闸的遗存，重约四千斤，绝非人力所可托举。隋唐及其以前的时代，城市没有瓮城的建置，何来千斤闸？

此外，在《东汉演义》中的武臣战将，都有关于“护背旗”的描绘，这又显然借鉴了戏剧的舞台人物形象。至于元帅的护背旗可多达八面，已然超出了舞台的夸张，可不论。评书中还有一段关于占山为王者山寨的描写，出现了天棚、鱼缸，这又显然脱胎于对旧时北平四合院“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中产之家想象，这里恕不赘言。

幼年时听播《东汉》，对“隗嚣”这个人名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连先生念此二字拖长音调，极具韵味。当时不可能通晓这两字的写法，只觉得以“葵销”发音的人名很奇怪，因而记忆深刻。今天找到连丽如先生的《东汉演义》录音片段，播讲中这个人名仍以“葵销”发音，的确师传有自。实则“隗”作为姓氏有两个读音，“葵”以外，还有“委”一读，因而电视中的历史文化节目，多有学者将此东汉初的人名读作“委销”。前一阶段，笔者因选注《三国志》，也有涉及这位东汉初期陇西割据势力首领的内容，对这个名字的读音不得不加以关注。《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唐李贤等注云：“嚣音五高反。”显然“嚣”属于零声母字，自以读“熬”为是。若连其姓氏，当读作“委熬”。

连类而及，评书艺术中的人名读音皆不可不慎。笔者一度热衷于《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于现代评书《聊斋》也颇多关注。余生也晚，前辈陈士和、赵英颇的风采无缘领略，王玥波先生的评书《聊斋》通过电脑下载过几篇，感觉趣味横生。他是连丽如先生的义子，其评书风格却与连派有所不同，而是另有师传，不时如相声般地抖出个包袱，令听众解颐。《聊斋·马介甫》一篇中的惧内主人公杨万石，其弟名杨万钟，“石”与“钟”是古代的量词或容量单位用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六百四十升或一千升为一钟。蒲松龄为兄弟二人如此取名，无非是平民家庭企盼家财万贯的用意。而“万石”另有位居高官的吉祥取义，汉代三公因俸禄高即别称万石。王玥波先生将杨万石读作“杨万旦”，“石”取俗读之音“旦”，是否符合作者原旨，大可商榷。“石”在宋以前没有“旦”的读音，秦汉作为官俸的计量单位，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中二千石”等称谓，“石”读原音，不能读“旦”。作为古代的入声字，“石”在《康熙字典》中只有“常只切”一读，未收“旦”（得按切）的俗读音。今人《汉语大词典》于“石”作量词使用时，括注“今读dàn”，惜未明其原委，令人不得要领。但无论如何，读书人蒲松龄笔下的杨万石是不能读作“杨万旦”的。

今传连阔如先生的评书仅传《东汉》中“三请姚期”《水浒》中“鲁达除霸”《三国》中“辕门射戟”三段录音，总共不足100分钟，喜好连派评书艺术者只能尝鼎一脔，略知其味而已。以“三请姚期”为例，对照今中华版《东汉演义》第十二回《刘秀鬼神庄三请姚期》，两者存在一些区别。可见“道儿话”与“墨刻儿”不尽相同，正如今传宋元话本只是当时说书人的底本而已，并不限制艺人的临场发挥。笔者没有临场听过连阔如的评书，不知是否带“刀枪架儿”，不过从其较快捷的语速判断，似乎没有较为激烈的动作演示。其评书为正面人物代言，所用类似于京剧中的韵白，与其他人物的口语模仿形成对比。说书中常用“欸”的口头语，用此叹词或作情节连接，或为故事转折，并不令听者生厌，堪称恰到好处。《东汉演义》“墨刻儿”的再行问世，整理者尽心竭力，编辑者也恪尽职守，其出书质量颇可赞，对于弘扬连派评书艺术功不可没！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刘秀的第二任皇后阴丽华，《后汉书》卷十上有传，位于刘秀第一任皇后郭圣通之后。刘秀微时曾有“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的一句名言，因被正史记述，大为后世人津津乐道。《东汉演义》先是将“阴丽华”多次误书为“殷丽华”，第五十三回“八党奸臣献长安”有一段中“殷丽华”与“阴丽华”竟交替出现多次（第810~811页），未顾及这位大名鼎鼎女子姓氏书写出现不同，令读者匪夷所思。

因系“全本”，2020年版《东汉演义》又附录了《东汉演义》续集七回，其第六回“建武帝醉斩姚期 马子章夜叩金阙”，讲述刘秀的西宫娘娘郭妃为报父兄之仇，故意于刘秀醉酒中假传圣旨杀了姚期，马武叩阙为姚期保本不准，也一头撞死在左金门。历史上的汉光武帝并没有对功臣大开杀戒，偏偏京剧中的《打金砖》《上天台》以及前述《草桥关》等剧目，专门搬演其莫须有的这些斑斑劣迹，也是令后人大可诧异之事。

无独有偶，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以“杯酒释兵权”的策略，已经大致解决了日后可能出现的内部权力纷争，然而京剧《斩黄袍》也没有放过这位未杀功臣的皇帝。赵匡胤因宠爱韩妃之故，醉酒后误杀北平王郑恩，这与刘秀误斩姚期一事简直如出一辙。《斩黄袍》中一段“孤王酒醉在桃花宫，韩素梅生来好貌容”的西皮二六，被民国间的艺人刘鸿声演绎得淋漓尽致，曾一度风靡京畿。

评书与京剧都属于旧时的市井间艺术，至于以后京剧荣登“国粹”的宝座，原因非止一端，已是后话，这里不论。是市井文化，有时就不免欺软怕硬，那个不断虐杀功臣的朱洪武就少有反映其残暴成性的艺术展示。这也许正应了陆放翁的那两句诗：“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