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渊｜民国时期的祁县报纸之一——刊行十一年的《明报》

民国时期的祁县报纸之一

——刊行十一年的《明报》

民国时期，祁县境内刊发的报纸，按时间顺序，先后出现过《星期报》、《明报》、《祁县党报》、《新报》和《新祁县》等，其中，维持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首推祁县《明报》。

图：民国十四《明报》合订本原件

关于祁县《明报》，1998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下卷·祁县部分》和1999年出版的《祁县志》中均有记载，如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下卷·祁县部分》（第1000页）中，《明报》的相关介绍为：1924年12月25日，学界人士张景舫、范树斋等创办《明报》周刊，对开四版。内容较通俗，富有地方特色。开始由太原印刷厂承印，因往返耗资费时，后购买机械自行印刷。30年代初，增设“画报”、“童乐园”、“‘抗日附刊”等栏目。每期印300份。本县城内机关、学校、商店及农村学校订阅160多份，其余发往外埠有祁商设点的商号等长期订户。《明报》所处的时代为五四运动之后，正当反帝、反封建呼声极高之时，以“作民众喉舌，为地方兴利除弊”为己任，转载报刊的优秀文章，揭露社会黑暗，协助工人运动，呼吁减轻农民负担，言辞多激烈，故而触犯当局，先是国民党组织唆使人滋事殴打编辑。既而迫使其改为官办，又借口未寄中宣部审阅处以罚金。但《明报》深人人心，受到各界欢迎，特别是进步人士给予大力支持，故得以坚持开办。1937年10月，日军迫近县城，被迫停办。

《山西档案》2006年第5期，刊登了一篇介绍祁县《明报》的文章《富有商业特色的祁县民国报纸——民国二十一年山西祁县》”。文章全面具体地介绍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29日的《明报》的具体内容，为我们研究祁县《明报》提供了很好的史料素材，很难得，也很珍贵。文章的开头部分对1932年5月29日的《明报》作出如下评价：“也许这张报纸是现存县级报纸中最早的一张”，“笔者所购《明报》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5月29日的一张，404号，是其开办九年时的一份报纸，此报从创办到停刊，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维持达14年，在民国山西县级报刊中是极为罕见的，且国内所存者仅此一张，可知其贵。”

经过笔者考证，民国二十一年（1932）5月29日的《明报》，其实并不是现存县级报纸中最早的一张，也不一定是国内仅有的一张，《明报》的创办时间应是11年，并非14年。

在《明报》的故里祁县，藏有许多民国时期祁县刊发过的报纸，其中，《明报》的数量居多：

图：民国十四年《明报》合订本复印件

（一）在祁县史志研究室，现藏有：民国十四年（1925）全年的《明报》周刊（第1号至第49号）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民国廿三年（1934）7月1日《明报一张》。民国廿三年（1934）6月17日《星期画报》（明报副刊）一张。（注：原件现转交于县档案局馆保管）

（二）在祁县收藏家赵先生那里，藏有7张《明报》和4张《星期画报》。他那里收藏最早的《明报》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4月10 刊发的一张，第219期。其中，还有一套完整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8月28日《明报》（第417期），连副刊《星期画报》（第157期）两张。据赵先生介绍，《明报》的收藏空间非常大，民间散落的《明报》还有很多。民国二十一年（1932）5月29日的《明报》不一定是全国仅有的一张。

（三）在原祁县党史办副主任段达海那里，藏有一本1985年出版的第3期《晋中论坛》。在这一期《晋中论坛》中，发表了一篇由张景房（《明报》主编，祁县贾令镇东阳羽人，学名张祖良，参加工作后改名为张景房或张景舫，担任《明报》主编前曾任长治县视学。）编写的文章《刊行十一年的祁县》”。这篇文章的发现，为我们全面认识祁县《明报》、研究祁县《明报》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为了帮助大家认识祁县《明报》，全面了解《明报》创办的经过以及它所起到的社会作用等情况，经笔者挖掘整理，现总结出来，与大家共享。

图：民国二十一年8月28日《明报》

一、《明报》的创办

1919年“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成为当时救国的口号。不久，国共两党合作，孙中山先生发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7月，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祁县籍进步青年阎毓珍（祁县贾令村人），倡议并和张惟琛（字淮珍，东阳羽村人）、袁贵显（东阳羽小学校长）和阎定础（1907—2003，贾令人，原名振基，离休前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人，在祁县东阳羽村组织成立了以“研究学术、相互研究、联络感情、服务社会”为宗旨的“祁县青年俱乐部”，并以东阳羽初级小学为活动场所，进行学习和传播革命思想等活动。为祁县的建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当时的祁县进步人士认为，祁县的时局发生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有实行民主的渴望。为了启发民智，获得适应时代所需的知识，有必要刊行一种通俗易懂、具有地方特色的报纸。《明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学界人士范树斋（小桑村村长）、杨绍绪（丰泽村村长）遂联合祁县中学教师马愚若、四隅模校校长马鸿杰等，联名请准祁县县署，并诚邀张景房为主编，于1924年12月25日（云南起义反帝纪念日）刊行了第一期《明报》（创刊号）。

图：旅平同学留念（1931年）

（二排左二：学生会会长柳文渊、前排右三为《明报》主编张景舫）

《明报》为周刊，创办之初为铅印，每期对开（16开）四版，由山西晋商日报馆代印，共印300份，纸质较脆。一版、二版主要刊登全国、本省及本县的重大事件，并摘登或提出社论；三版、四版主要登载文艺、小品、短评等内容。《明报》售给本县有学校的村庄160多份，城内各机关、学校、商店几十份，在外埠的祁县各票号、茶庄、钱铺等商号及私人订阅者几十份，余存一、二十份，寄赠给赞助《明报》的进步人士。

两年后（1926年），报社因在太原刊印耗资且费时，一般需要四、五天时间，严重影响了重要新闻的及时传播。报社遂购买回二号石印机自行刊印。从此，《明报》改为石印，版面大小也由最初的对16开四版改为对四开二版一张。《明报》改版后，主要登载国内外、本省及本县的重大事件。

1928年，创办于1919年的《星期报》因亏赔停刊，无法偿还外债，经人介绍，将《星期报》报社的三号石印机及其它器材全部转售给了明报社。明报社规模因此扩大。

上世纪30年代，明报社又添印了以漫画为主的副刊——“星期画报”和适应少年儿童的“童乐园”（专载文艺作品，多系学校师生的稿件）。随着《明报》副刊的增设，《明报》的数量也由对四开二版一张增加到了两张，具体哪一期为两张，在每一期的《明报》报头下明确标注说明“本期连副刊二张”字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号召抗日，报社又添印了“抗日副刊”。《明报》一版主要内容为本县广告如名医介绍，及本县琐闻等；二版内容特改版为国内党政军务汇刊，包括国际电文等。

1935年，《明报》曾不定期地编发“音乐副刊”，供教学使用，主编郭少仙。内容为歌曲和儿童歌曲，大部转抄摘录于各音乐专刊，也有少量自编歌曲，如《春光好》、《春风颂》等，以晋剧音乐为谱填词，乡味浓郁，易学易唱，唱词优雅健康。

明报社除刊印《明报》外，还代售进步书籍、杂志与儿童读物，并在报社内设有“书报阅览处”；订有本省及外地报刊，任人阅读。因当时的报刊杂志需直接订购，邮局不予代办，因此，也代读者订购报刊杂志。

明报社白手起家，起初只有社员3人，人员最多时也超不过10人。报社每日开支不到50元，全年收报费约600多元（1925年每份两角三分，1929年改为每月大洋三角）。1928年，报社添置石印机后，开始承揽印刷业务，增加了不少收入，增设了各种副刊，但时值晋钞毛荒，报费因此改为每年6元。当时热心人士捐助给报社的款项，也都用于购买各种图书杂志，如商务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等等，价值近千元。（价格均为时值）

二、《明报》的停刊与停办

从现有的《明报》资料来看，明报社前后搬迁了3次，社址分别为煤市街29号（1927年7月祁县总工会在此成立，也是国民党县党部所在地。）、北大街路西长泰泉商行（长泰川圪道）和小东街路北47号。明报社在短短的十四年内先后搬迁了3次，可见其创办的艰难。

《明报》创刊后不久，遂因抨击贪污土豪，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民主革命，呼吁减轻农民负担，言辞激烈，故触犯当局。1925年9月，国民党当混唆使他人滋事殴打编辑张景房等人，报社投诉后，商界头面人物为息事宁人，遂从中调解，代被告方面到报社赔情道歉，并允许为报社“书报阅览处”捐助百元以上的图书，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不久，明报社迫于官府的压力，报社被迫改为官办。后来，官府又以报社未按期寄中宣部审核为由，处以明报社罚金。迫于种种压力，明报社被迫搬出煤市街，迁到北大街邮局对门——长泰川圪道。

1931年，《明报》主编张景房因病赴北京治疗，在北京，祁县会馆学生会会长柳文渊（祁县较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曾联合同学举行欢迎会，并摄影留念。看病期间，张景房在学生会代表的陪同下，想方设法去面见当时驻京的山西省省长商震，请求减轻祁县当时支应兵差的负担。接连去了好几次，省长均不予接见，最后只好递了一份申请，希望省长予以尽快处理。

张景房在京看病期间，祁县方面组织召开了绅商会议，会上，一位劣绅声称：明报社编辑张景房在京勾结共产党，阴谋捣乱，企图封闭明报社。幸有开明人士未予同意，《明报》遂得以继续开办。不久，明报社由北大街搬到了小东街。

就这样，明报社屡办屡停，开办时间加起来前后有11年。尽管如此，也是民国时期维持时间最长的报社。

《明报》创办以来，深入民心，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进步人士经常投文稿，画漫画，给予报社大力支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占领了大同、太原。10月，日军迫近祁县，迫于形势，明报社宣告停办。报社将石印机交给了抗日政府和部队使用。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们也难逃一劫。日军侵占祁县后，由于汉奸的告密，副主编魏椟夫和范毅民二位同志被捕牺牲；主编张景房同时也遭到汉奸的诬告，日军率队到贾令镇搜捕张景房。庆幸的是，汉奸把张景房的“房”字说成了“华”字，虽然日军调查了户口本，终未查出张景房，张景房因此幸免于难。（实际上，张景房是贾令镇东阳羽人，东阳羽和贾令村相毗邻，貌似一个村，一般人看不出来。敌人搜查的是贾令村，不是东阳羽村）

《明报》从创办开始到停办，走过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经历了11年的风风雨雨，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明报》的社会作用

在《明报》走过的11年历程中，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明报》实物资料的面世，仿佛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历史镜子，为我们研究祁县那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真实史料，也为我们了解祁县那一时期的“老新闻” 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明报》书写了祁县的历史，也证明了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一）《明报》本身的社会价值

《明报》作为一种刊物，刊登国内外及本县的重要新闻，及时准确的把信息传递给人们，实现了报纸应有的功能；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载体，从它创办到最后停办，始终以反帝当封建、宣传民主革命为宗旨，向祁县人民灌输了新文化、新思想，有效地推动了祁县民主革命运动的热潮，是《明报》有别于其他报纸的特点。

《明报》担当了祁商与家乡的桥梁和纽带的角色，深受祁商们所喜爱。它为在外经商的祁商们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以及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彼此之间互通有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这也是《明报》维持11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明报》的创办者——明报社的历史作用

在言论不自由的年代，明报社因抨击土豪劣绅，编辑因此遭到劣绅的殴打。明报社后来被迫改为官办，但明报社的同仁们没有被吓到，愈加坚定了他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报社先后增设“书报阅览处”、“ 教学研究会”，并联合社会各界，积极有效的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抗日救亡等爱国宣传活动：

（1）设立书报阅览处，成为祁县首家图书馆，为新文化、新思想在祁县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场所。

据1999年出版的《祁县志》记载：“1925年，县人张景房创办《明报社》，并备有图书报刊，供群众阅览，是祁县首家面向社会的阅览场所。1926年……1937年11月，祁县沦陷，《明报》社图书阅览室、竟新图书馆均被迫停办。”

（2）设立教学研究会。

明报社还附设有教学研究会，专门订购回许多关于教育方面的书刊杂志，集合教师中追求进步的分子，每月召开两次研究会议，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3）提倡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明报社为鼓励人民锻炼身体，经常登载体育活动的消息和论述，同时购买篮球用具，组织了一支“工余篮球队”。队员由化妆讲演团成员、城内中学生及机关人员组成，他们利用工余时间和星期天集合于球场练习。1929年暑假，还专程赶往乔家堡村，和“乔氏”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

（4）组织社会各界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抗日等一系列宣传活动。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明报社联合各界，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祁县分会，开会宣传。并选举张景房等人赴太原参加全省代表大会，张景房还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参与了草拟宣传文件的活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报社大力宣传反帝活动，与各界组织沪案救援会，捐款救沪。同时，在太原的祁县学生会代表来祁，报社积极配合学生会代表组织捐款，接济上海工人。

协助工人运动。1926年，祁县大盛川票号店员韩钟乾（字惕斋，文水县人，中共祁县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始人），经人介绍与《明报》主编张景房相识。此后，韩钟乾经常与祁县益晋工厂工人到明报社开会，益晋工厂工人举行了祁县历史上第一次罢工（要求厂方加薪）。罢工后，厂方不给罢工工人吃饭，韩钟乾遂向明报社借了十元钱，度过了那几天工人吃饭的困难。后来，省工会派人解决了此次工潮，期间，省工会代表即住在明报社。

呼吁减轻农民负担。祁县当时有东南、西南两条官路支差，车马运输，均由农民负担。同时，还有省、县的各项临时派款，也由农民们按照土地或人口来负担，农民们因此怨声载道。明报社再三为民请愿，最后由县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对差傜及一切派款，由农民、商户、富户各承担三分之一，缓解了农民的压力。此外，明报社协助祁县农会编印了《农民杂志》，寄发各村，倡导科学种田。

组织成立化装讲演团、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上世纪20年代后期，明报社组织了化装讲演团，演出反帝、反封建的话剧，当时人称“文明戏”。县内知识界人士、旅外学生竞相参加。“九·一八”事变后，主要排演《卧薪尝胆》、《不抵抗主义》、《触目惊心》、《温峤绝裾》、《怨日行》等话剧，还演剧捐款，寄赠抗日英雄，引起轰动效应，许多青年踊跃参加抗日部队。化装讲演团所有成员，在日军占领期间无一屈膝变节。

明报社还与各界联合组成抗日救国会，除增加“抗日副刊”外，还与学生联合，抵制日货，希望以实际行动唤醒民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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