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裂的大师——笛卡尔
《开启理性之门·序》
［法］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冯俊 译
（雅克·董特:也有人译为雅克·敦德，法国哲学学会前任会长，国际法语国家哲学联合会前任主席。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教授。现已去世。此序是他用法文写出，由本书作者翻译成中文。）
在这本精美的书中，冯俊教授不仅向他的同胞们展示了笛卡尔哲学，而且还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了法国。实际上，人们常常说“笛卡尔精神”体现了法国人的特点，它也使法国人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精神面貌。冯俊先生清楚地知道在这个说法中有一些夸大其词，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每时每刻都表现出哲学家所期望的那种良知和精神的明晰性。幸运的是，人们实际上在不同的地方遇见了许多善于做出正确推论的人，冯俊先生尤其如此。
虽然笛卡尔本人仍然带有他时代的特异性，并且他有意与先前的思想家保持距离，但在他典型地描绘法国人的著述中包含的相对真理的颗粒并不少。因为他既不崇拜过去、不崇拜国家，也不崇拜个人和习惯，他只是被前进中的真理所吸引。趁冯教授现在这本著作出版之际，在众多作家当中，专门回忆一下笛卡尔其人其书的特色也是正合时宜的事。
笛卡尔
决裂的大师
笛卡尔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人。在他一生中，他避免安土重迁。现在普瓦图人(Poitevins)和图赖纳人(Tourangeaux)还时常重提那个不久以前针锋相对的争论:笛卡尔是出生在普瓦图(Poitou)还是出生在图赖纳(Touraine)——法国的这两个古老的省份?这样的问题能够被提出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它至少暴露出意味深长的不确定性。这是巧合，但是非常惊人的巧合。这个人在精神上极富自由、无拘无束，来到这个旅途中的世界，在非常温暖的宿营地中发现了真理，热爱旅途生活，并且死在旅途中，他就是如此。至于学者们关于他的出生地的争论，他以其诉诸背靠背的诉讼和制伏各种轻蔑言辞时的声望事先给这个争论做出了结论。无论是普瓦图人还是图赖纳人，都没有显示出要把他留在它们身边的尊严。一有可能，他就既离开了普瓦图，也离开了图赖纳。他逃离了这个国家，决定要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国家，生活在非常不同的人们中间，但是又不过于亲密地融入他们的生活，既无牵挂又无依恋。他有精神孤独的趣味，他认为他在民众中找到了他的自由和幸福，除了在民众之中，无处能发现这种精神孤独。
距离
从许多方面看，笛卡尔都是一个决裂和否定的英雄，而不是传统的继承者和保卫者。毫无疑问，他未能有效地摆脱一切传统的影响，或未能摆脱得与他事先期望的那样多。另外，他对分离的迷恋使他得到了暂时的平静。他有几位朋友，然而并不十分亲密;他在几个非常喜爱的住所居住过，然而时间都不太长。人们不能忘记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其他一切东西清心寡欲。他离群索居，体会到人类的一种抽象的爱——在他生活的时代的伟大革新。对于一些人来说，对一部分人的爱和尊敬与对另一部分人的恨和轻蔑是相辅相成的;与这些等闲之辈相反，他给予一切人同样的尊严。在他看来，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理性的普遍存在，使他觉得所有的人在理智上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就是像这样尊重个人。然而，在这一方面，个人只是在“抽象的普遍性方面”才显现出来，就像人们常说的一样，它全部消失在它的纯粹思想和理性存在的本质中，而损害了它的具体方面和它的独特性。再说，笛卡尔对所有人的爱常常被表现为一种人们之间相互不信任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承认笛卡尔处心积虑地完成的人文决裂的分量和重要性。因为如果他曾疏远了一些东西，这并不是为了和另一些东西保持亲密。
国家的及宗教的决裂
笛卡尔的决裂是国家的决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宗教的决裂。他抛弃了他的祖国和故乡，他拒绝生活在法国。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在别处找到安定。他似乎对一切参与性活动过敏。然而，在1617年，他21岁时，他确实“参与”了，这里是指这个词的军事意义——参军。他参加到那梭的摩里斯王子(Maurice de Nassau)的荷兰部队中。但这些参与也是非常相对的，因为这个有着天主教出身的法国人，进入到与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作战的新教首领的军营中，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允许他从参与中摆脱出来。另外，1619年他换了一个军营，加入到天主教王子、巴伐利亚选帝侯(LElecteur de Bavière)的军中。而这位选帝侯则离开了部队，转而就任布克瓦(Bucquoi)伯爵了。似乎笛卡尔被接纳参加了“白山战役”中的一次关键性战斗，在这次战役中捷克的新教部队被打垮。当然，笛卡尔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予国家的归属以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还有，笛卡尔在这方面的兴趣走得太远了一些，改换门庭和背离祖国都同样地轻而易举。在这个全欧洲充满着宗教大战、宗教排他主义的时期，笛卡尔至少能表现出信仰追求的坚贞和坚定性。但有时候人们究竟怎么看待这位身处新教部队行伍之间的战斗着的哲学家的天主教信仰呢?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在亲自参加打败法国新教徒之后，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拉罗舍尔(La Rochelle, 1628)的住所，去新教的荷兰生活二十年。在这个国家，他仍然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旅行癖”的牺牲品，这种癖好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不清楚，这一点不能不使我们琢磨。大旅行家在那种困难的、常常是危险的条件下，跑遍了德国、匈牙利、波兰、瑞士和意大利。他本能够找到一个定居之所并享受安逸。但是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他在荷兰也不断地变换居所，阿姆斯特丹、代芬特尔(Deventer)、乌特勒支(Utrecht)、莱顿、哈勒姆(Harlem)、埃格蒙(Egmond)、恩德基斯(Endegeest)等地，好像每一个城市的太阳烧烫着他的脚掌，或像一个坏人试图逃脱追踪。他以他的方式驱逐定居生活的魔法。
家庭的决裂
笛卡尔不仅损害了国家和宗教的传统，他的离去也使他的家庭分裂。他再也没有回到祖国来接受一笔明确地分摊给他的遗产。无论他离开了他的家庭，抑或是他仍然待在家里，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家庭已离他而去——这并不是为了去建立另一个家庭。他在荷兰真的有过一个小女儿，但是年纪很小就死了，此后他表达出非常强烈的遗憾。人们可以想象，他破例地赞成这样一种爱。但是命运割断了笛卡尔的唯一亲情。对于这个小女孩的母亲，除了知道她是新教徒并且笛卡尔无意和她结婚以外，我们一无所知。这种严重的背信弃义导致了那种分离、分裂和异乎寻常的孤独的生活。笛卡尔的生活是坎坷的、充满痛苦和戏剧性的。但是，他的生活保持着一种大拒绝的严酷，这一点是真的。
决裂的世纪
不过，不应该根据单一的现象乱做评论。如果与这个时代的社会没有更深刻而又不可见的联系，这种存在的、自认为是个人的决裂大概是不可能的。个人主义和孤独对社会条件也要做出反应。笛卡尔出生在一个世纪末，在这个世纪刚刚结束了一场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动荡。中世纪的经济根本上是一种农耕经济，逐步地转变成一种商人的经济和工匠的经济。在笛卡尔选择定居的荷兰，人们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最好的例证。这个荷兰，它的大部分人口已经脱离了农民的状况，在那些对国际交通开放的大港口，人口众多、活跃、繁荣、集中。同时，古代的经济结构也逐渐地瓦解了，社会关系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为了从利益和服务的商业交换关系中得益，人们摒弃了作为中世纪特征的依附关系。现款支付和信用关系取代了效忠关系。农民社团解散了，将组成这些社团的个人解放出来。封建制度表现为人与人直接关系的等级体系，封建诸侯通过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首领结合在一起，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具体地表现为臣从效忠，而从此以后人际关系的建立越来越以金钱为中介。贵族威风不再，越来越依靠资产阶级的君主取得了统治地位，在紧接着路易十四继位的君主政体中，贵族开始扮演一种寄生物和装饰物的作用。大批发商和穿袍贵族变成了社会的实际的领导阶级。个人的能动性和自由的企业取代了传统的习惯。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力量按劳取酬。在这种社会的急剧变化和16世纪社会的进步与它的过去的决裂之间，在现代个人主义的出现和笛卡尔思想的涌现之间有一种深刻的联系，所有这一切都早早地预示和宣布了法国大革命的“曙光”。然而，像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笛卡尔对这种社会氛围并没有意识，他对于他的人文环境的震荡仍然是无动于衷。他对在这个世界的深渊中发生的一切全无觉察，他没有预见到随之而来即将发生的一切，他并没有关注这些。他在他的演讲中明确地提出，要警惕“与公众相关的一些最小的事情改革中出现的困难”，但他又如此矛盾地屈从陈腐的传统。他写道:“我从来不会赞成这些糊涂人的性情，以及那些既不是由他们的产生也不是由他们的幸运唤起的不安，对于公共事物的管理，我要一直不停地去做。在观念中，不停止某些新的改革。”
哲学的决裂
笛卡尔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在他分离生活的最美好的时刻，他显露出的那种否定、他无所畏惧地进行的那种精神决裂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这种不和谐影响了他的声誉。他愿意打破哲学的连续性，他起来反对自己的老师们，他否认文化遗产，他自认为是这种遗产的占有者和给予者。毫无疑问，拉·弗莱舍公学(Collège de La Flèche)的这位杰出的学生，早在幼年，就在那里享受了过多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已经把他置于共同体的边缘——他知道应得到老师的表扬。但是他的真正的优点并不在此。和众多全盘接受课堂灌输但食而不化的学生不同，笛卡尔学会了学校教给他的一切，但目的是更好地批判它们和否认它们。他所学会的知识在他看来是空洞的和虚假的，他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些知识，把它们看作多余的负担。拜耶(Baillet)以一种很美好的形象和我们讲到他，“为了区别他和他的其他同伴，他的老师们给他们戴上的那些桂冠，在他看来只是一些荆棘”。他并不尊敬他的老师们从中得到灵感的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优越地位。他嘲笑“那些只相信古代书本的人”。他既不想模仿柏拉图，也不想模仿亚里士多德，也无意效法圣托马斯。他震撼了哲学从属或附属的地位。因为他注意到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他决心在他的著名事业中，除了“世界这本大书”和他自己的理性之外，不再相信也不再求助于任何东西了。笛卡尔几乎把全部科学从那些阻碍他的古代神话中解放出来。他从他的感觉中剥去了古老的象征物，他撕碎了习惯的意象，他抗拒权威，指责权威的论证，而给一切人以及他本人以“更好地判断和区别善恶的力量”，并且肯定“为了获得真理，在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清算人们已经接受的一切意见，从基础上做起，重建这些知识的一切体系”。他宣称要把一切过去积累和传播的知识推倒重来，他愿意从零做起，以他自己的力量重建科学的总体性，不是像一个“没有行李的旅行者”，而是像一个本人把全部行李都丢到阴沟去的探险者，向真理迈进。这在他的普遍怀疑的尝试中是有些过分。笛卡尔以其全部的历史局限性，将他的勇气、努力全部放在自然科学中，他没有把他自己的事业置于人类努力的连续性之中。
不可逆转性
在笛卡尔死后三百多年，他还能够使我们愿意效法他，甚至在中国也是如此。现在该轮到我们嘲笑“那些只相信古代书本的人”。以笛卡尔为榜样，我们问自己:是否还应该读笛卡尔的书《谈谈方法》或《沉思集》?我们的科学哲学也许还不十分完善，但是我们知道21世纪的认识论将不是笛卡尔式的。我们已经形成了另一种生活经验，形成了另一些思想英雄。我们不想从笛卡尔开始，一个笛卡尔就足够了。保持笛卡尔的独特性，既不修改又不伪造，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关于认识的问题上，尤其在关于我们的实际研究的方法上，我们几乎不再有任何东西要向笛卡尔学习，然而我们并不贬低笛卡尔的传统。因为在读他的著作时，即使我们在那里不能就我们应该怎样行事和思考找到任何指示，可是我们对我们是什么可以达到一种最好的认识。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一个与笛卡尔的世界如此不同的世界中与笛卡尔如此不同，多亏这样一种疏远，我们才保留这份要传承笛卡尔的情感，以一种确定的方式传承，在反驳他的同时传承。今天我们有了这种历史感，但这种历史感未曾激发笛卡尔;我们感觉到了各种间断性和连续性，而他似乎并不了解他本人所创造的“中断”的相对特征。我们不再把人类的未来想象成一条笔直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过去的每一个世纪都曾前进了一点，使人们更加远离他们的祖先。文化在我们看来不再是补充性获得物的一种堆积或叠放，而是一些时常矛盾的战利品的收复和再吸收。
成熟精神的本性就是认识人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他形成的每一个时期的必然性和优点，把它们看成是一些不可缺少的环节。成人如果不曾是他现在不愿意再是的那个孩子，他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无须回忆他就能理解这个幼稚时期的原因。他知道他不能缺少这个阶段，他能愉快地回忆起这个阶段。
在文化中产生一种对过去的不断吸收和再吸收。前人世世代代获得的结果成为后几代人发明创造的起点和第一手材料。可是这个过程只是特别和个人的成长过程相似，因为与这里所说的情形相反，人类的生活并不因变老而被毁坏，也不会因死亡而突然中断。如果我们冒险遵循这个隐喻，我们就能够估价，笛卡尔在直到今天的思想进化中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就像在个体生活的童年时期的某种东西一样。与教条的传统主义的态度相反，笛卡尔高扬了理智的能动性、自由的探索。如果人们敢于这样说的话，笛卡尔涤除了他时代思想的独断论，驱除了传统的神圣性。这样他似乎也陷入到另一种极端，未能注意到传统的多样性，错误地攻击各种行动的主动性，而这些行动本只应该落在被动性上。他完全否认传统的价值，否定了绝对。他独立于肯定而存在，毫无保留和毫无顾忌地将其推至极端。这样，他也成了某些幻觉的受害者。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他并没有以像他所相信的那样一种如此独立的和个体的方式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他对时代的呼唤做出了回应;另一方面，他没有觉察到也不会承认，在他的学说中他最终保留或恢复了很多过去他以最坏的方式简单地借用的理论和观念。他的科学和哲学极大地得益于他的前辈。我们不是易受骗者!此外，更有甚的是，除了他面前的人，其他人他都不愿意回忆，虽然以一种彻底的方法，但他仍然按照他的方式进行下去。无论他说了些什么，他都有先行者。许多人一直是相信真理而不相信大师们的传统。同样，笛卡尔在抛弃传统时，并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又追随和加强了一种杰出的传统、最好的传统、主动性的传统和发明的传统、创造性的传统。
双重的回忆
正是为了我们今天不要犯和笛卡尔同样的错误，我们不要再像笛卡尔对待其他人那样对待他!我们深信，在21世纪还像笛卡尔那样思考和行事，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另外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同样，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也不能真的重新回到他的童年。我们现在能够以两种方式回忆起笛卡尔。首先，对我们来说，笛卡尔能够做的只在于一些僵死的东西、一些骸骨和一些固化的思想;只在于一些魔术书，它们按照一些程式来给我们提供他的凝固的思想;只在于一种确定的图画。在1793年，国民大会颁布了一项命令，将这位哲学家的遗骨转交给先贤祠(Panthéon)，因为国民大会如是说:“笛卡尔应得到归之于那样最伟大人物的最高的荣誉”。这项颁布了大约两百年的命令却从未执行过。在这一点上笛卡尔仍然表现出了他的个人主义，他反对把他的骨头和别人的骨头掺和在一起，他应该有自己的小先贤祠，奇特的、个人的先贤祠。他不应该轻视被动的传统、稳定记忆的恒久性、归还骸骨的荣誉。而我们为了重新发现笛卡尔，喜欢依靠客观的证据、手稿、发黄的书页、珍贵的雕刻。当然，我们不会烧掉笛卡尔的书!但是这些静止的记忆不应该束缚活的记忆的飞翔。让我们提防死去的记忆和墨守成规的传统，不要将笛卡尔监禁在石头的先贤祠中。笛卡尔活在那些革新和劳动的人中间，即使他们并不要求得到他的保护。奴颜婢膝地抄袭笛卡尔，那将是对他的背叛。当我们与木乃伊化了的历史决裂时，发现了一种活的历史，笛卡尔参与到这种活的历史之中。在这种情形中，真正的传统是那种不害怕断裂的传统，是把这些断裂彼此连接起来，把它们整合在一种连续性之中。人们可以说，这就是决裂的连续性、进步的连续性的传统。
《开启理性之门·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