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印刷厂论斤卖的废纸,创作出中国连环画里程碑式作品
80多年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犹如一条红色的飘带,爬雪山、过草地,走过漫漫二万五千里。然而,由于图像资料近乎空白,人们一度很难想象,红军战士经历了怎样艰辛而曲折的路途。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沈尧伊潜心六年重走长征路,创作了长达926幅的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才以直观的视觉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豪情,为人们呈现了一部壮丽的长征视觉史诗。
当记者见到沈尧伊时,78岁的他身材瘦削,胸前别着一枚特制的“红飘带”胸章,正在国家大剧院展览厅内进行《地球的红飘带》等“长征三部曲”首次联袂展出的布展工作。这条红飘带,承载着他对长征精神的毕生痴迷,引领他开展了长达几十年的艺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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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地图激起画长征的强烈愿望
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三部曲——沈尧伊连环画作品展
小说《追风筝的人》里有一句话:“为你,千千万万遍。”过去四十多年里,沈尧伊已经数不清多少次重走长征路,最初与长征的缘分肇始于学生时代。1969年,沈尧伊作为中央美院“学生连”的一员,被安排为1611部队画团史。在废弃的团史资料里,他发现了一份1962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埃德加·斯诺曾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样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总有一天’和这幅地图,从此,没有离开我的人生之路。”
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页,长征的图像资料却近乎空白。“目前为止未见一幅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的照片,红二方面军有8幅,红二十五军有7幅。当我接触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长征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话,为它留下图像史是值得我做一辈子的事”,沈尧伊说道。
1975年,已经在天津美术学院教了两年书的沈尧伊,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前社长郭钧的支持下,获得了将《跟随毛主席长征》改编成连环画的机会,第一次踏上了长征路。“临行,我向社里借支500元,归来还了100多元。”历时三个月的时间,沈尧伊从江西一路来到陕北,通车的地方就乘坐长途车,不通车的地方就靠步行、骑马。此行归来,他创作了许多表现长征题材的油画和连环画,为后来《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时间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连环画市场不再景气,革命历史题材也开始淡出创作主流。1987年,作家魏巍在《当代长篇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地球的红飘带》,这部讲述红军长征历史的47万字的长篇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虽然面临市场压力,中国连环画出版社还是决定以这部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大型连环画,用图像记录长征史实。接到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社长姜维朴的邀约,沈尧伊与他一拍即合,怀着激动的心情,再一次踏上了红色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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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苦旅沿着历史之路走进去
遵义会议
夹金山海拔4600米,横亘于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终年积雪,气候恶劣。在当地民谣中,夹金山是一个“鸟儿飞不过”的地方。红军在川西北共翻越八座大雪山,过夹金山最为艰难。在这里,沈尧伊遭遇了最大的考验,也获得了此行最大的收获。
在一位藏族向导的带领下,沈尧伊开启了徒步翻越夹金山的路程。正值4月份,天气转暖,要是再早或再晚都难以过山。此行之艰难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因为缺氧,他们几乎一步一停,越向上休息的次数越频繁,登上顶峰用了整整8小时。“我边走边想,当年有的红军战士还过了三次夹金山,这真不敢想象,要是我非掉队不可。”
过了顶峰,方知下山更难。由于下山处背阴,雪深及腰,每一步都是靠挪动。沈尧伊想尝试滑下去,向导忙制止,因为偏离路标,就可能掉进雪窝而丧命。好不容易下到雪线,两人膝以上还是雪,以下化成了冰水。几次摔跤的沈尧伊,感到里外都被汗水和冰水浸湿,脚也完全冻麻木了。直到夜晚九点,他们才登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达维桥。
飞夺泸定桥
在川西北的草地,巨大的昼夜温差给沈尧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会儿晒得你脸脱皮,一会儿冷得你浑身发抖。那里的藏族同胞穿着皮袄,天热了脱下一条袖子,再热就把两条袖子都脱了,光着膀子,夜里降温再穿上。”他琢磨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场景,“我们是吃饱的人看一群饿肚子的人,有的人觉得红军为什么不多带几套衣服,当时是夏天,长途行军打仗的战士除了随身携带干粮袋、武器、子弹袋,还有一人一个布背包,东西太多,棉袄能丢就丢了。等冷风一吹,冰雹一下,只能靠红辣椒御寒。为什么这段路牺牲了很多战士,实地了解后才能够理解。”
草地徒步
在重走长征路中,沈尧伊也多次采访了健在的红军战士。“我画了各种各样的图,问当时红军使的是什么枪,背的是什么包,他们用文字概念讲不出来,但是依照图片可以说出‘这个对’‘那个不行’。”在《地球的红飘带》中,战士们的帽子并不是规格整齐、帽檐挺直和八角鲜明的,因为在长征艰苦的环境下,帽子不可能这么规整。“当沈尧伊把画稿拿给老红军看时,他们欣喜地说:“对,我们当年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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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好长征是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沈尧伊在长征路上(北京画院供图)
《地球的红飘带》画了六年,每次经过长久的跋涉后,沈尧伊都会带着厚厚的写生稿和草图回来。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房间里将他团团围住,“每当我进行创作画到那些地方时,一种熟悉和亲切感就会涌上心头,在脑海里,这些山、水和建筑是立体的,似乎是有生命的,每每使我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把这一切尽量多地告诉读者。”
沈尧伊画《地球的红飘带》的地方,是一间小小的、西晒的卧室,“我经常画着画着,太阳就把我晒到房间门口。其实也不单单是为了躲日晒,因为房间里没有地方待了。”因为经济拮据,他从印刷厂按斤买来了印刷过的废纸,正面印着商家的商标,背面可以用来作画。“每张画要刷上三遍油墨,中间多次晾干,我的床上、窗台上全都铺满了画,再多就铺不开了,所以我每次只能做12张画。”回想当初的创作场景,沈尧伊笑道,“现在阔气了。”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地球的红飘带》横空出世,成为了中国连环画里程碑式的作品。1989年,《地球的红飘带》获得了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1991年,再获第四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创作一等奖。美术理论家蔡若虹称之为“创造了黑白画艺术的高峰,是我们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红飘带”;著名艺术家孙滋溪评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巨作、力作、是一部传世之作。”
1993年《地球的红飘带》创作完成之前,沈尧伊找到小说的原作者、著名作家魏巍,希望魏巍继续再写完长征故事,但是魏巍表示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多年深刻研究长征历史的沈尧伊,决心用连环画续写这段传奇,多次重走长征路,再度创作了《长征·1936》《征路星火》两部力作,完成了他的“长征三部曲”。“今年是建党百年,同时也是长征胜利85周年,长征三部曲一起展出,埃德加·斯诺所说的‘总有一天’,终于在我这里实现了。”
“长征时期缺少史实图像,我们作为创作视觉艺术作品的人有责任和义务去做。如果不去做,就好像欠着历史一笔债。我们这代人去创作长征题材的话,健在的参与者还能够还原那个时期真实的面貌。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做,下一代人就接不上了。”沈尧伊说道。完成了“长征三部曲”的“胜利会师”后,他还将继续创作长征题材的单幅作品,那一条“红飘带”,永远是他痴迷的方向。
时代寄语
沈尧伊说:“如果说我们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是一支雄伟的交响曲,那么长征就是其中的重要乐章。长征精神必将成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精华、一种基因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