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明代哲学之一：哲学思想及代表人物1

中国明代哲学之一：哲学思想及代表人物1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紧要的时期。明自1368年建国，至1644年被清军灭亡，中间276年，是一个历时很长的封建王朝。

明朝自建国至灭亡，正值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明代之前，东、西文化，至少在主要代表性国家的表现，可说各有千秋，旗鼓相当。但中国有汉之强，唐之威，宋之富，其经济实力和国势国威，比之西方诸国更有过之。元代时，马可.波罗来中国，把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在西方出版，引起多少西方人的惊奇、惊疑和惊叹。

但是到15、16世纪，情况发生变化。当代中国学者十分重视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变异。因为15、16世纪可以说是西方走向强盛的奠基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衰退之期。虽然英国人的大炮要到19世纪中叶才在广州海门上打响，但早在3个世纪之前，双方的发展态势，已见历史兴衰之意。应该说，没有16世纪的分野，便没有19世纪的输赢。中国人堕落为东亚病夫的病根，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其发觞生滥之时，却在明代中期。

然而，明代并非不曾强大，并非没有变化，并非止步不前，并非一片黑暗，不见半点光明。只是变与变确有不同。明代盛时，其实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否则怎能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实在明代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一大特色，是在明代出现许多前代所少见甚至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且拿这些现象和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比，至少在表面上确有种种相似之处。

就生产水平而言，16世纪时，中国与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发展水平十分相近，无论在纺织、冶炼还是其他方面，都长短互见，各有千秋。

从商业水平而言，西方近代商业始于14、15世纪，而明代商业同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客观地讲，明代商业是自中国先秦以来，最为繁荣兴盛的时代，唯有宋代商业可以与之一论，其余炎汉、盛唐皆非其匹。如果不以其发展本质而仅以其市场规模而论，明代同样不输于西方。

表现在文化方面，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文旗帜，打着复兴招牌，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明代文化自不能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但以其市俗和商业品位而言，明代文化尤其明代文学同样出现新的历史转变。西方有宗教改革，中国有泰州异端；西方有伟大的艺术创造，中国有《牡丹亭》和强调个性的画家集团；西方有杰出的《十日谈》，中国有伟大的《金瓶梅》。

但是，毕竟双方的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基础不同，国家管理体制不同。

中国古代属于儒学国家，从来没有什么政、教合一的社会现象，所以中国的封建文化，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段落中，是最为成功的文化。然而，其历史既久，其转向亦难。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特殊社会结构的重农国家，以农立国，由来久矣。明代虽有发达的商业，但商与农比，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西方近代商业如春风吹绿江南岸，挡也挡不住的；明代的商业，却似一支红杏出墙来，看着固然美丽，争奈基础不行。

西方的社会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政、教分开的历史大变化，明代却依然是在维持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双方的差异在于：明代体制已成强弩之末，西方新体制却在初建之期。

可以这样讲，15、16世纪的中国，是外变内也变，民变官也变，俗变雅也变，你变我也变。

所谓外变内也变，即外部世界在变化，中国内部也在变化，而且变变相通，至晚在16世纪，就已经有传教士把许多西方文化带入中国。这其中最有影响的人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生于1552年，大约与布鲁诺、康帕内拉、蒙田同时。他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从此开始了他影响弥远的中国之行。利玛窦之后，还颇有几位著名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如利玛窦的同乡艾儒略，西班牙人庞迪我，法国人金庄阁和德国人汤若望等。这说明传教士来华，不是一人一地之事，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向东方作历史传播的一个环节。这些传教士来华布道，一在神学，二在科学，论其实际作用，则科学更胜于神学，中国本非宗教国家，接受基督教尤其不易，况基督文化并非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特点。科学则不同，西方近代科学，一入中国，便生面目一新之感。他们带给中国人的有完全西方式的几何学、天文学种种。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即由他们带来。而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有所心得又起到传播和本土化作用的中国学人也出于此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明代西学先驱徐光启。据《明史.徐光启传》介绍说，徐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徐光启死后，时人赞慕他说：

"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

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撰文。"

但这对联有些夸大。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入欧洲，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西方科技进入中国，却启迪不多，变化不大。所谓"经天纬地，奋武撰文"，不过"一个臣"而已。西方近代科学远远高于明代的科技水平，虽然中国古代数学等自然科学也称发达，但那方式不合近代科学的需要。现在新学进入中国，勺水微澜，变化无多，其原因，自不在徐光启等人身上。实在彼时的中国的社会还缺少这样的文化基础。但毕竟有西学进入，总是一件好事，它在中国儒学传统的文化大网上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

明代思想的演变，或多或少，与此相关。

所谓民变官也变，是指明代官、民成份和思想发生显著变化。虽然依然以农立国，但工、商业确有发展，消费市场达到新的水平。富商大贾，几乎随处可见；官、商参差，成为新的特点。唯其如此，才有了如《金瓶梅》中西门庆一类的豪商劣绅，西门庆可说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典型。他身上既有旧的封建文化气，又有新的市商气，还有官僚恶棍气。在一片污浊之中，也有新的世风混杂其间。西方近代文明，开始肯定和张扬个人价值，而这种肯定和张扬，常常首先表现在享乐与纵欲方面。过去总是讲道德，讲信仰，讲忏悔，讲忠、孝、节、义，讲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此番发生变化，让这一切都滚一边去。

这样的认识，在西方近代史上的思想家中，固然并不少见，在《十日谈》之类的文学名作中，更是在所多有。昔日不能说的，今日偏说；昔日不能讲的，今日偏讲；昔日不能思的，今日偏思；昔日不能唱的，今日偏唱。有明一代，此类文化现象甚多，如《三言》、《二拍》，如《桂枝儿》、《夹枝桃》；如极具个性的戏剧与小品文；如《西游记》、《水浒传》；如久享大名的《金瓶梅》，至于西门庆之辈，连因果报应也全然不在话下，自称讲什么善恶报应，任你皇天后土、佛陀鬼怪，也挡不住他泼天富贵。西门庆之流自与哲学不沾边，但他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市民心态的某种变化。

所谓俗变雅也变，即不但市民阶层在变，而且士人文化也在变。徐光启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徐霞客代表的是另一种文化；戚继光代表的还是一种文化。更重要的，则是乱自中来，以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文化终于遇到大挑战。

虽然中国学术界习惯上将宋明儒学统称为宋明理学，但心学尤其是明代心学显然与理学有大区别。而王守仁则是这个时代文化的突出代表，他的哲学思想，代表的并非昔日的传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未来的精神。

然而你变我也变，我却没有你变得更快更深更大。于是在渐变与突变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终于拉开了巨大的历史距离。

明代思想文化，处在这种四处生变的大环境中，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特质，又反映了它的历史转变的洪流中不能不以变应变的时代特色。

总体说来，明代思想有过数次变化，而且，直至明朝灭亡，这些变化犹未完成。

明代初期，朱熹的理学地位终于得到确认，朱子之学一变而成为官学。

理学虽发之于宋，但在宋元之时，其运不佳，以致士人入考，称朱子之学者，就会被取消资格。元代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其官学地位的确立，则在明初。明太祖立国兴文，即有解缙上书，建议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始修儒学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虽然并非只收朱熹注作，但朱熹思想在其中却占有突出地位。自此，朱学统治明代初期的官学，成为定论。

程朱理学主要是朱子学说占据统治地位，顺应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对明王朝前期的强盛与繁荣确有意义。其情有类于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但毕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武帝之举，乘历史兴顺之风，有泱泱大国之气；明初尊理，其成效却是来得也疾去得也速，徒令一帮旧儒生些树老臣亡、盛事不再的感叹。明代内外的变化，实非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其思想变化，也绝非程朱理学能够局限的。于是自明中叶开始，明代思想为之一变。这种变化，简而言之，即是从宋代理学开始向明代心学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