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辽东与朝鲜半岛西北地区石棚的年代问题

论中国辽东与朝鲜半岛西北地区石棚的年代问题

田野

[摘要] 中国辽东地区南部的石棚应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年代最早者，出现的年代大抵相当于中国商代之际的双坨子三期文化时期。至两周之际的双房文化时期，这种石棚文化仍在辽东半岛一带盛行，随着双房文化势力的扩张，遂将影响向北推进到辽海东区北部一带，向东则推进至朝鲜半岛地区。

[关键词] 中国辽东；朝鲜半岛西北部；石棚；年代

浙江岱石山石棚墓早年旧照 (转引自 《浙江新石器时代图录》 )

苍南县钱库镇桐桥石棚墓

韩国江华支石墓

（以上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所论的石棚，在日本、朝鲜和韩国学术语境中又称为“支石墓”。中国的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地区，是东北亚史前石棚的重要分布区域。其中，中国的辽东地区，大体上以营口到丹东之间的连线为界，划分为辽东南区和辽东北区两个亚区。

依其功能，中国辽东和朝鲜西北部地区所发现石棚，可大体分为祭祀石棚和墓葬石棚两类；依其顶上盖石体量的大小，又可区分为大型石棚（盖石超过15 平方米）、中型石棚（盖石为5-15 平方米）和小型石棚（盖石为5 平方米以下）三类；依其建筑形制特点，可分为典型石棚和非典型石棚两类。其中所谓典型石棚，是指主体建筑高出地表、下部以三至四块立石支撑、顶上横置较大盖石的石构建筑。这种石构建筑，与日本和韩国学者所说的“北方桌子型”或“板石型支石墓”，朝鲜学者所说的“五德型”和部分“沈村型”支石墓略约相当。所谓非典型石棚，是指下部支撑石建在土圹之中，除了采用板石立支外，有的还在支石外侧以卵石或块石封砌加固，地表常以积石为封，形成封堆或墓域的石构墓葬建筑。朝鲜学者所说的部分沈村型和墨房型支石墓，即属这种形制的石棚。在上述两大类石棚中，出土有遗物者，已有数十例之多，据此可以判断出其大体建造年代范围。

一、辽东南区石棚的年代

这里的辽东南区主要是指千山山脉南段东西两侧的辽东半岛地区，现时行政区划包括辽宁省鞍山市东南部、营口市东部、大连市全部和丹东市全部。该区域属浅山丘陵地带，发源于千山东南麓流注到黄海的河流，由东北而西南主要有大洋河、英那河、庄河和碧流河；发源于千山西北麓流注到渤海的河流，自东北而西南主要有海城河、大清河和复州河。其中，碧流河流域和大洋流域，是石棚密集分布的核心区域。

目前，在辽东南区发现的石棚总数已逾200，其中已经发掘且出土有陶器者，主要有瓦房店铧铜矿、普兰店双房、[1](293)盖州伙家窝堡、[2]（800）岫岩县太老坟[3]（78）4 处，均属典型石棚遗存。前两者为中型石棚，后两者为小型石棚。

在这4 处石棚中出土的典型陶器是叠唇筒形罐和鼓腹壶。其中，完整器在铧铜矿、盖州伙家窝堡和双房石棚均有出土。

瓦房店铧铜矿石棚出土的陶器为2 罐1 壶组合，均为完整器，据三上次男作的写生图，2件陶罐皆属叠唇筒形罐，1 件陶壶为鼓腹壶（图一，3）。双房2 号石棚出土了保存较为完整的夹砂红褐色陶壶1 件，其基本形制特征为侈口、鼓腹、圈足，器腹最大径两侧饰有对称的盲耳。器表饰有刻划网格纹和刺点纹，其中领部为横向刻划网格纹带，上腹部为竖向排列网格条带纹，肩部饰有两排平行刺点纹（图一，2）。伙家窝堡发掘的5 座小型石棚均出土有叠唇筒形陶罐。其中，1 号、3 号、4 号石棚随葬的陶器均为壶罐组合，除了随葬叠唇筒形罐之外，还同时以陶壶随葬。1 号和3 号石棚出土品均为完整器。1 号石棚出土黑褐色夹砂花边叠唇筒形陶罐（图一，6）、黑色夹砂侈口高领陶壶各1件（图一，5）。3 号石棚出土的陶器共有9 件，为6 罐3 壶组合，发掘简报发表的M322筒形罐，小平底，器腹微鼓，口沿部饰有花边的外卷叠唇上翘（图一，1），同时称该石棚出土的陶壶形制与1 号石棚的同类器相同。2 号石棚出土的5 块夹砂黑陶叠唇筒形罐口沿残片，其叠唇形制同于1 号石棚出土的同类器（图一，4）。4 号石棚发现的叠唇罐和陶壶残片为夹砂红陶和褐陶。5 号石棚内发现的陶片为夹砂叠唇筒形罐口沿和腹部残片。岫岩太老坟石棚室内填土中发现的陶片兼有夹砂红陶、红褐陶和夹砂黑陶，器形可辨者有折沿罐、叠唇筒形罐、小口直领壶等，其性质与石棚所在遗址采集到的同类器一致。

此外，在庄河大荒地石棚所在遗址曾采集到夹砂黑陶和夹砂红褐陶叠唇筒形罐、小口直领壶、浅折盘豆、圈足豆柄、桥状横耳等残片。在白店子石棚也曾发现人骨碎片和残缺石纺轮，在东侧壁石外部，出土过黑陶陶片和残石器。

图一 辽东南区石棚出土的筒形陶罐与高领陶壶

1.伙家窝堡3 号石棚叠唇罐；2.双房2 号石棚陶壶；3.铧铜矿石棚出土器物；4.伙家窝堡2 号石棚陶罐口沿；5.伙家窝堡1 号石棚陶壶；6.伙家窝堡1 号石棚叠唇罐

在以往研究中，有关上述石棚出土陶器的性质和年代，学术界的看法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许玉林先生认为，双房2 号石棚出土饰有网纹和点纹带的矮领鼓腹圈足陶壶，与双坨子遗址上层出土的腹部饰有竖条网纹带的圈足壶相同，因此双房2 号石棚的性质属于双坨子三期文化，距今约3500年左右。铧铜矿出土的叠唇鼓腹罐、直领广肩壶，应与上马石上层文化有联系，年代距今约3100 年。伙家窝堡石棚出土的叠唇筒形罐和直领球腹壶，既与上马石上层文化有联系，又有所区别，其年代距今约2500-3000 年。大荒地石棚所在遗址采集到的陶器兼有双坨子三期文化和上马石上层文化的因素，从石棚的类型分析，以大荒地石棚为代表的大石棚的年代应稍早于中石棚，因此推定其年代距今约3100-3500 年。[4]（76）

华玉冰先生认为，叠唇罐是辽东南区石构墓葬遗存中的标志性陶器，可分为叠沿外翘的甲类和叠沿部分较平的乙类两种。甲类罐共存的陶器为高领鼓腹壶及侈口弧腹壶等；乙类罐共存陶器有横耳钵口壶、石质斧范、东北系短剑等。伙家窝堡3 号石棚出土的叠唇罐属于甲类罐遗存，其年代与双坨子二期文化及马城子文化一期、二期的年代有所重合，上限不晚于商代早期。伙家窝堡1 号石棚墓、双房2 号石棚墓出土的叠唇罐和圈足壶，属于乙类罐遗存，其年代为商代中期至周初。[5]（210）

赵宾福先生认为，伙家窝堡1 号、3 号、双房2 号石棚出土的陶壶与叠唇花边罐和无耳鼓腹壶均属双房文化早期遗存，其年代约相当于西周。[6]（28）

吴大洋先生在对石棚墓的形制、结构及出土遗物进行综合比对的基础上，把铧铜矿石棚和王屯M1、M2、M3 共同定为双坨子二期文化晚段墓葬，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把伙家窝堡1、3 号石棚定为双坨子三期文化早期，其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前后；把双房2 号石棚与6 号石盖墓视为同期墓葬，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前后；庄河白家堡子石棚墓与盖石墓群的年代偏晚，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7]

以上各家对辽东南区石棚的年代看法，都是建立在器物类型学的分期及演化研究基础之上，各自均具一定的合理因素，但都存在可进一步补充和调整的余地。

首先，辽东半岛地区石棚出现的上限，不会早到双坨子二期文化时期。双坨子二期文化是在来自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因素强烈影响下，在辽东半岛一带发展起来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由于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强烈冲击，致使辽东半岛地区自小珠山上层文化以来的石构墓葬传统一度中断。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双坨子二期文化时期，辽东半岛地区并未发现与之并存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既然双坨子二期文化不流行石构墓葬，此间的辽东半岛地区自然也就不存在石棚墓问题。

其次，关于叠唇筒形罐问题。目前，在辽东半岛石构墓葬中出土的叠唇罐，从叠唇处有无装饰纹样可以分为花边叠唇罐和素沿叠唇罐两类。在铧铜矿、伙家窝堡石棚两处石棚出土的叠唇罐均为花边叠唇筒形罐，伴出的陶器均为侈口高领鼓腹平底壶。因铧铜矿的发现所发表的是写生图，笔者不便据此作深入分析。伙家窝堡发掘的5 座石棚均出土有叠唇罐，其中，1号和3 号各有完整器发表，2 号石棚发表的是一件口沿残片。这3 件叠唇罐当中，1 号石棚出土的M15 与3 号石棚出土的M322 总体形制特征均为叠唇、平底、腹部微鼓。不同的是，M322 饰有花边的叠沿下部略有上翘。2 号石棚出土的叠唇罐口沿则与M15 的口沿相同。据发掘简报，1号、3 号石棚与叠唇筒形罐伴出的陶器均为侈口高领平底鼓腹罐，形制相同。据发表的图片观察，1 号石棚出土的M12 侈口高领壶（图二，1）与大嘴子遗址出土的双坨子三期文化晚期遗存的同类器形制相似（图二，2），其年代应相去不远，据此可以认为，伙家窝堡发掘的5 座石棚，应为同期遗存，其年代约当商代中晚期。

图二 伙家窝堡陶壶与双坨子三期文化晚期陶壶比较图

1.伙家窝堡M12；2.大嘴子87F32

最后，关于双房2 号石棚陶壶。双房2 号石棚出土的网格竖条带纹圈足侈口鼓腹壶，不见于其他石棚遗存出土陶器，但在双坨子三期遗存中，却有相似发现。如大嘴子92F48（图三，5）、大嘴子87F172（图三，4），均饰有网格竖条带状纹饰的鼓腹圈足器，有学者据此认为双房2 号石棚的性质属于双坨子三期文化。但如果我们把这件陶器与岗上墓地出土的双房早期陶器进行比对，便可以看出，双房2 号石棚出土陶壶的器领和器腹等处，与岗上M13（图三，5）、M12（图三，6）出土的陶壶具有更大的相似性。所以，本文采纳赵宾福先生的分析意见，把双房2 号石棚陶壶定为双房文化早期遗存。基此，该石棚的文化属性应为双房文化，其年代范围应在西周早期。

图三 双房2 号石棚出土陶壶与辽南出土的相类器比较图

1.双房2 号石棚出土；2.岗上M134；3.岗上M12 出土；4.大嘴子87F172；5.大嘴子92F48；6.大嘴子87F273

上述迹象表明，辽东南区早期石棚墓遗存为双坨子三期文化遗存，其起始年代约为商代中晚期。年代较晚的石棚为西周时期的双房文化遗存。

二、辽东北区石棚的年代

辽东北区指辽河以东、千山山脉以北的太子河流域、浑河流域和清河流域一带，时下行政区划涵盖了辽宁省的铁岭、抚顺和辽阳地区。其中，铁岭地区的清河流域和抚顺地区的浑河流域，是该区石棚的中心分布地域，而尤以浑河流域的分布最为密集。目前在该区发现的石棚遗存约有17 个地点，单体数据约有26 座。其中，经过发掘且发表出土遗物的有抚顺赵家坟、[8]（20）山龙[9]（13）和河夹心[10]3 处。

抚顺赵家坟石棚又称关门石棚，石棚内清理了人头骨残片和2 段股骨，出土随葬遗物8 件，包括壶罐组合模式的陶器3 件。其中有2 件是完整器，为夹砂侈口斜直领壶、夹砂侈口鼓腹罐各一，另一件为残破陶壶的器底。陶壶圆腹，平底，斜直领，肩部有对称盲耳，腹部有对称桥状横耳（图四，1）。发掘者认为，该石棚出土的陶壶（图四，2）与沈阳郑家洼子M6512 中出土的陶壶相似，具有双房文化器物特征，出土的陶罐与凤城东山大石盖M5 出土的陶罐基本一致，凤城东山大石盖墓文化性质属于双房类型，推测其年代大体是在西周中期到春秋时期。

图四 抚顺赵家坟石棚出土陶器

1.侈口高领壶；2.侈口斜领罐

抚顺山龙墓群位于辽宁抚顺市救兵乡山龙村南山坡下，是一处石棚墓、石盖墓和积石墓并存的石构墓群。据许玉林先生早年调查材料，该地点发现的多处各种形制的石构墓葬分布于龙山峪两山之间的河岸台地上，共有5 座石棚，其中位于南面的3 座已遭人为破坏，仅余零星壁石杂乱地散置于山坡上，从残存痕迹估算各石棚之间距离为5-10 米不等。[4]（61）发掘前尚存的两座石棚分别编号为1 号墓和2 号墓。

其中1号石棚位于墓地的最北部，保存较好。整体作长方形，南北立大块支石，西部为一封堵板石，东部为墓口，用高不及顶的一块挡石封堵墓口，形同“半门”，上部以一整块巨石为盖，下部有铺底石板。在挡石前面，另外建有一用小块石块垒砌的祭祀平台，形同门道。盖石有明显人工加工痕迹。构筑方法是先挖土圹，圹内壁分别以三块立砌支石相互支顶，形成墓室，支石微露于地表，其上垒砌的数层增高块石全部露出地表。在支石的外侧与土圹之间，以卵石和块石充填，用以加固支石，地表复以积石为封，形成封堆（图五）。此墓清理时未见遗物，据当地村民介绍，上个世纪50 年代，有人曾于墓中取出红色陶罐。

图五 山龙1 号石棚结构图

山龙2 号石棚属于中型石棚。在墓底西北角发现已经火烧的人头骨碎片，在墓底、后挡石和南侧壁石上都发现有火烧痕迹，发掘者据此认定此墓葬式系火葬，且尸体是在墓内焚烧的。在墓室东南侧出土磨制石质纺轮一枚，同时还发现有红褐色陶片及木炭，未见完整陶器。

山龙4 号和5 号墓，在发掘报告中列入积石墓葬。但发掘者指出，从其结构上看，这两座墓与积石墓接近，其墓室采用石块垒砌，深度较浅，室内填以石块、其上以石块封顶、顶上再覆以巨型石块，封顶的大石把墓室全部压上。发掘者据此认定，这种形制的积石墓与石棚有关，是由石棚发展而来，代表了石棚墓发展的最后阶段。其中的4 号墓，在其北部紧贴盖石斜放的三块大石已经具备了架起石棚的条件，但并未支立起来，仅仅是象征性地压置于积石墓上。大石既然已费力搬来，而又未曾支架起来，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石棚在人们心中已不那么重要，但由于受到传统力量的影响，还需要用大石来表示石棚的象征性存在。发掘者据石棚形制和出土遗物判断，山龙石棚的年代晚于普兰店双房石棚，约当春秋晚期或已到战国。

抚顺市河夹心石棚墓群为一处石棚墓与石棺墓并存的墓地。该墓地共发现4 座小型石棚和2 座石棺墓。石棚均已倒塌，建筑结构与山龙1、2 号石棚相同。

其中的2 号石棚内下层堆积中发现有人头骨残片，共出土随葬物品8 件，包括石质纺轮2、石管饰3、石坠饰1、小型青铜铎1、夹砂红褐色侈口陶壶1 件。此外还有少量陶片。在墓域范围内，发现顶部带长方形銎孔的铁镢1 件。4 号石棚内未见人骨，但出土了部分陶器残片，均为夹砂红褐陶，可辨器型有壶、罐、豆等。

关于河夹心石棚的结构、墓内人骨与葬俗，发掘者指出，这里的4 座石棚都是用大石板立砌而成。在石板外围有积石，形成墓域。这与抚顺山龙石棚的做法极为相似。由于破坏严重，人骨也保存不好，只是在2 号石棚里发现了人头骨残片，有火化的痕迹，表明当时流行火葬。其程序是先火化人骨，再放入随葬品。关于这批石棚的年代，发掘者认为，2 号石棚出土的铜铎与抚顺新宾龙头山大石盖墓出土的铜铎相似，年代在战国晚期至汉代。在2 号石棚墓域发现的铁镢也有汉代的风格，因此把河夹心石棚的年代定为汉代。

综上所述，发现于辽东北区的石棚，从建筑形制特点上观察，均属于非典型石棚；从建筑体量角度观察，以小型石棚为主要存在形式，中型石棚仅见一例，不见大型石棚；从出土遗物角度观察，这一区域发现的石棚性质应属双房文化遗存，其总体年代范围，要晚于辽东半岛石棚，约当西周中期至战国之际。

三、朝鲜半岛西北部石棚的年代

朝鲜半岛西北部的石棚集中分布于清川江和大同江流域的平安南道、平壤地区、黄海北道和黄海南道地区。其中在相当数量出土的随葬品中都发现有陶器，从而为其性质及大致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可能。

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是典型石棚的密集分布地域，目前经过发掘且出土有陶器者，已不下十数例。其中，在平安南道成川郡百源区野村M9 曾出土的1 件夹砂褐色陶壶，短斜颈，侈口，鼓腹，平底（图六，1）。关于这件陶壶的年代，朝鲜学者石光俊和成铁认为，其下限不晚于公元前14 世纪，约当商朝晚期。[11]（79）段天璟、陈爽通过与山城子C 洞出土的马城子文化晚期陶壶（图六，3）的对比，认为其年代约当商末周初或更晚。[12]（121～237）但如果我们把这件陶壶与发现于中国东北星星哨墓地的西团山文化的同类器（图六，2）相比较，则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在形制上更为接近。西团山文化的年代约当西周到战国，据此推测百源区9 号石棚的年代应在西周之际。

图六 百源区9 号石棚出土陶器对比图

1.野村9号墓；2.西团山文化星星哨MD15∶2 ；3.山城子C洞

北仓郡大坪里M5 所出美松里式葫芦形弦纹壶陶壶(图七，1)与平安北道美松里遗址[13]（134）上层文化所出陶壶（图七，2）的造型风格接近，年代也应大体相当。论者多认为朝鲜半岛美松里上层文化遗存与所谓“陀螺形陶器文化”中期遗存均为受到辽东半岛双房文化巨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遗存。[14]（296～304）此外，美松里遗址所出陶壶与西团山文化的50M134陶壶（图七，3）整体造型几乎一致，只是前者为盲耳，后者为桥形横耳。50M134 属于西团山文化晚期遗存，年代约为战国时期。[15]（221～222、248）综合各种信息推断，平安南道北仓郡大坪里M5 的年代应该大体在春秋战国之际。

图七 大坪里5 号支石墓结构及出土遗物图

1.大坪里；2.美松里；3.西团山

除了上述两例，在平壤祥原郡龙谷里的4、5、6、10、11、21 号支石墓中都曾出土有陀螺形陶器残片。其中，4 号墓出土的遗物除了陀螺形陶器残片，还见有美松里式陶器残片和铜泡、石镞等。祥原郡场里支石洞支石墓群[16](111)的1 号墓室中曾出土有火烧人骨，随葬物品中也兼有陀螺形陶器残片和美松里式陶壶口沿残片。2 号石棚以2 块竖立的石板，将墓室分隔3 室。墓室内出土有陀螺形陶器残片、星形石器残片、1 件石斧、74 件石镞等。黄海北道燕滩郡五德里支石墓群[17]（74～81）第2 地点10 号石棚出土的随葬品有石斧、石镞、陀螺形陶器残片等。五德里松新洞5 号墓中也出土有陀螺形陶器残片和泥质的褐色陶器残片。

20 世纪90 年代，朝鲜的考古部门发掘了平安南道德川市的南阳遗址，[18]（55）有学者据房址之间的关系，把该遗址的地层区分为四层堆积。其中，陀螺形陶器出土于最下边的第一文化层；美松里型陶器出土在第二文化层；墨房里型陶器叠压在美松里型陶器的文化层之上；第四文化层中出土了新的陶器，朝鲜学者称其为“南阳陶器”。根据这一发掘结果可以大体推知，分布于朝鲜半岛西北部一带的典型石棚，其主体年代是在西周中期到战国之际。

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的非典型石棚遗存出土的陶器，多为陀螺形陶器。在平壤地区表台1号、2 号支石墓及黄海北道沙里院市广成洞第1地点支石墓，都曾出土有陀螺形陶器残片。另外，在黄海北道龙渊郡石桥里石棚所在遗址的房址、黄海北道的沈村里中学石棚所在遗址房址，还曾出土有完整器。

位于大同江流域黄海北道龙渊郡石桥里村附近临河坡地的石桥里遗址[19]（35～47）是一处早期陀螺形陶器文化遗址和支石墓群遗址，这里分布有50 室四壁以薄石板立砌、墓室外侧均封砌以大量河卵石、形同墓域的支石墓。在第1 地点支石墓西南侧20 米处清理的4 座房址中，出土具有早期特征的陀螺形陶器（图八，1），发掘者根据支石墓附近未发现其他任何时期的遗存，认为石桥里支石墓与房址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有可能是同一时期遗存。

所谓陀螺形陶器，是指广泛分布于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的一种尖底或圆底素面陶器。在朝鲜半岛金滩里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第2 期遗存中，曾出土一批口沿外侈或外折的鼓腹尖圆底陶器，其中，素面陶点有相当大的比例（图八，2），韩国学者多据此认为这种器形即是陀螺（角）形陶器的文化渊源。关于这种陶器的年代上限，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分歧。朝鲜学者多认为其年代上限约在公元前二千纪；日本学者一般认为其年代上限为公元前7-6 世纪；韩国学者则多认为其上限为公元前10-9 世纪。[20]（632～669）这里参考韩国学者的意见，把石桥里石棚的年代大体推定在公元前10-9 世纪的西周中晚期。

图八 石桥里房址出土陶器与金滩里陶器比较图

1.石桥里陀螺形陶器；2.金滩里二层圜底陶器

四、结语

无论国内研究语境中的石棚，或者是朝、日、韩等国研究语境中的支石墓，都不是石棚墓的建造者和使用者所使用的概念，而是后来的土著居民及相关研究者依照其外部的形制特征对这种史前时期的石构遗存给出的命名。因此目前我们讨论的石棚概念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不周延性。

我国辽东及朝鲜半岛西北地区的石棚，据其建筑形制特点，可以粗略区分为典型、非典型两类。其中，典型石棚的分布最为普遍，在辽海东部南区大洋河以西地区的分布最为集中，如析木城、大石桥、小关屯、大荒地等地点的石棚均属此类。非典型石棚密集分布于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在中国辽东北区仅有少量发现，而在辽东南区则几乎不见。

种种迹象表明，辽海东部南区的石棚应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年代最早者，起始年代，大抵为商代的双坨子三期文化时期。到了两周之际的双房文化时期，这种石棚文化仍在辽东半岛一带盛行。

发现于辽东北区的石棚，从建筑形制特点上观察，均属于非典型石棚。抚顺山龙墓地石棚、积石墓、石盖墓三种石构墓葬形式并存现象表明，石棚与石盖墓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从出土遗物角度观察，这一区域发现的石棚性质应属双房文化遗存，其总体年代范围，要晚于辽东南区石棚，约当西周中期至战国之际。

朝鲜半岛西北地区是石棚的密集分布区域。这里发现的典型和非典型石棚，应受双房文化的深刻影响。据石棚中出土的美松里式陶器和陀螺形陶器分析，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石棚的主体年代约当西周中晚期至战国之际。总体看来，其年代晚于辽东地区的石棚。

石棚，是商末周初积石冢传统影响的产物，辽东半岛一带是其最早出现的地域。至两周之际，随着双房文化势力的扩张，遂把影响向北推进到辽海东部北区一带，向东则推进到朝鲜半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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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朝]徐局泰、金光哲：《关于新发现的南阳式土器》，《朝鲜考古研究》，1998 年第2 期。

[19][朝]黄基德：《黄海南道龙渊郡石桥里原始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资料集》（卷3），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年。

[20][韩]安信元：《试论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考古学研究（5）》（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

[作者简介] 田野，男，博士，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辽海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