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新诗百年路，多位中国当代诗人谈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

新诗百年路，有多少翻译诗歌的影响？21世纪的今天，中外诗歌的传统该如何继承与发扬?国内外诗歌界该怎样在当代做良性互动？这些看似诗歌内部的议题，其实折射出不同文化交流中的不同面向，也提示着一种文化所应有的自我认知。消化理解它，或许会促成新的裂变与发展的可能。因应于自身文化的需要，首都师范大学日前创建外国诗歌研究中心。作为一个由中国自己创建的外国诗歌研究机构，该中心创立伊始便邀请了近二十位中国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到场交流。本版摘取部分与会嘉宾的发言，为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做个可能性思考。

回首来路：整个中国现代诗发展的脉络上都流淌着翻译的血液

吉狄马加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首都师范大学过去成立“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外国诗歌研究中心”又应运而生，我想，这两者会比翼齐飞。虽然我们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现在整个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这个机制是任何人都打不破的，文化自信重要的一点也要体现在我们的开放意识方面，包括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接纳和互动，这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外国诗歌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回顾新诗百年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诗有几个传统，除了古典诗歌的传统，中国新诗自身所形成的一些传统之外，还有来自于外国诗歌的影响。可以说，我们的前辈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而外国诗歌对他们是一种深度的影响。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期诗歌，很多写作者也同样深受来自外国诗歌的影响。

我个人对翻译家，特别是外国诗歌的翻译家一直是很尊敬的。从我开始写诗起，让我真正受影响的第一个诗人，让我愿意拿着笔去写诗的，实际上是普希金。我当时读了一本诗集。那个时候我还在很边远的大凉山，找到一本外国诗歌很难，一个同学把这本书借给了我，封面已经没有了。我花了三天把它抄了下来，最后在后记读到译者是戈宝权，印象很深。到了80年代，我有幸在艾青先生家见到他，我对他是很崇敬的，三次站起来。他当时觉得很唐突，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我对很多翻译家也都很尊敬，因为他们翻译的诗歌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汪剑钊 诗人、诗歌翻译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现代诗的发生与对诗歌的翻译基本是同步展开的。当初，胡适、郭沫若、王独清、冯乃超他们实际上是一边开始从事诗歌写作，一边也在从事诗歌翻译。另外，从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史上来看，翻译诗可以是我们中国现代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除胡适他们这批人之外，还有比他们稍晚一点的冯至、卞之琳，他们既是一流的诗人，同时也是一流的翻译家。整个中国现代诗发展的脉络上都流淌着翻译的血液。我们也可以发现，从20世纪到现在，但凡是诗歌翻译繁荣的时期，一定也是中国诗歌创作的最好时期。一旦诗歌翻译上出现了问题，创作也会出现问题。

青年时期的冯至

面对诗歌，我们要能深入到诗歌的“原文”

欧阳江河 诗人

有一点我跟马加主席相似，就是尊敬的人里好多都从事外国语诗歌研究和翻译，而且大家正在塑造新一代中国诗歌的形态，语言的、文化的意识，内部无意识的东西。原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必须要思考。

我最近刚刚去了甘肃的武威，就是古凉州。在武威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鸠摩罗什，你要走近他，气场才出来。这印证了我们的中国古汉语里面，也经历过一个翻译语言的塑造，就是佛经的古梵语的翻译，鸠摩罗什是这方面的大师。还有一个创立古蒙文的八思巴大师，我看到他写的蒙古文史书片段，感觉那些字我都认识，由此生发出一种幻觉，仿佛我的前世今生里有一部分是跟这些人有关的，他们每个人可能分身成自我的百万分之一，后世的人沾了一点，我可能沾了其中一点。发现我自己有翻译和造字的成分，这很有意思。

第二点，“外国诗歌研究中心”正好跟首师大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构成一个对应关系，我觉得两者都要深入到“原文”。就诗歌写作而言，“原文”既不是中文，也不是俄文、德文、英文等任何一种文字，诗歌的终极起源用语应该穿透这些表层的母语，超越翻译障碍，也就是技术性障碍、文化障碍以后，研究诗歌才会让我们重新进入、深度认识世界文学。茨维塔耶娃也认为诗歌不是用母语写的，诗歌如果只在母语的层面写，是写不透的。在这之前我读到荷尔德林的作品，他使用的德语，其实他是带有“神的口信”性质的原文语言，但是神的语言没了，只有半人半神的语言，即古希腊语。希腊语在传递的过程中已经不是神性的东西，但是荷尔德林想表达，所以他的诗歌原文到最后说德语的人都读不懂。“原文”就是诗歌语言，“原文”有一个简单的表述，就是在自己的母语里面也需要翻译的一种语言，这正是诗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讲，即在翻译诗歌“原文”意义上，我觉得要在这个层面去理解外语诗歌翻译和母语诗歌写作的联系与差异。

“第三岸”翻译，一直是新的诗歌批评的活力源头

唐晓渡 诗人、诗歌评论家

刚刚介绍嘉宾时，说我是和当代诗歌一起长大的，的确如此；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外国翻译作品对我的精神哺育。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在座不在座的翻译界前辈和当代同仁致敬，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中国现代诗，或者说“新诗”，当然有它自己的内生逻辑，有它自身的原始驱动和传统资源。但无论是它的发生还是发展，都前所未有地与外国诗歌，包括诗论的翻译介绍及其影响紧密相连，以至今天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一点去孤立地谈论什么“新诗传统”。我更多从事诗歌评论工作，对此感受尤深。

很难设想，如果缺了外国诗论的翻译，今天的诗歌批评会是什么模样。传统诗论和批评注重文本，自成一体，很高级；尤其是“以诗论诗”，其讲究的统摄性、意象式，恰与诗的本质相匹配，具有无限的生机。然而，如局限或仅仅倚恃这一点，面对新诗的转型及其愈趋纷繁复杂的局面，批评就会张皇失措，甚至失语噤口。就此而言，被称为“第三岸”的翻译，又堪称是新的活力源头：正是学习和借鉴了以分析见长的西方诗论，并使之与传统诗论彼此交融，相得益彰，新诗批评才呈现出更广阔的视野，有了新气象、新前景。

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以苏俄为主还是后来的以欧美为主，西方诗歌话语，包括其理论、方法、逻辑和修辞的影响，一直深度参与着新诗的自我生成——不仅作为新的资源，而且作为新的质素；不是作为外在的标杆和服膺的对象，而是作为内部的对话和创造的契机。这一持续至今，并将无限持续下去的生成过程，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诗意的理解，而且改变了我们的体式、语法、句法……甚至改变了我们的口音。王小波当年之所以不吝对所谓“翻译体”献上褒词，恐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

“翻译”和“写作”不是两个对立的词

西川 诗人

这么多年从事一些翻译工作，我有一点体会，通过阅读和自己做翻译能加深对中文的理解。前一阵子我在北师大做一个讲座，谈的是母语，也就是汉语。但是实际上仅仅在汉语内部是谈不清楚汉语的。“外国诗歌研究中心”名义上是一个外国诗歌研究中心，实际上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中心，反倒很有可能加深我们对中国诗歌、中国当代诗歌的处境、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性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

现在，我们阅读的大量外国诗歌已经经典化了，但是外国诗歌研究中心有一个优势，就是把当代中国的诗歌读者，至少是一些相对专业的诗歌读者，带入不同国家的诗歌写作的现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要知道诗歌翻译一般说来总是落后于诗歌发生地的，有时落后大概二三十年。

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是随时需要新信息的。从我个人来说，这些信息能够丰富我们的诗歌思维，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丰富我们对于写作观念的认识。这还不是简简单单的诗歌写作上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人句子写得好，那个人意象写得好之类，这些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叫作诗歌写作观念，文学写作观念。你究竟是要写什么样的东西，你究竟是要干什么？一旦带给我们诗歌写作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被带入到当代世界诗歌的现场里边。

树才 诗人、诗歌翻译家

我是在北外学的法语。当时差点放弃，因为这个语言太难学，而我毫无基础。现在看来，学法语无论在人生还是写作方面，我都是受益最大的。有时候我们会把“翻译”和“写作”认为是两个对立的词，但是几十年实践下来，我体会到写作和翻译，就是生产文学文本、生产诗歌文本的两种不同方式，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一种阐释行为。

除了翻译，我认为也应该对翻译做理论研究：翻译本身是什么？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国际上进展到了什么样的前沿？一首诗的翻译过程是怎么发生的？除此还要认识到，翻译绝不仅仅是语言技术的事情，它还是文化的事情、心灵的事情、精神的事情，甚至完全体现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它的心胸、它的开放程度。（责任编辑：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