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平路：在人心的峭壁之间辟出良港

平路：台湾知名小说、专栏作家，以文化和社会评论见长。曾任《中时晚报》副刊主编、《中国时报》主笔，及香港光华文化新闻中心主任。代表作有《玉米田之死》《何日君再来》《黑水》《袒露的心》和新作《间隙》等。

关切社会议题，叩问人心；直到半生之后，蓦然揭开自己生命里的最大谜团，又将罹患两种癌症的难题转化为心路和功课分享。台湾作家平路的写作看似脉络不一，实则都尽力探究事态表象下的真相与人性的复杂。“如同康德所说，人性这根曲木决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迫近去看，总有晦涩与阴暗的角落，找不到绝对的真理。”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涟漪

笑容甜美，杀人手法却像蛇蝎般冷血。

内搭灰色条纹背心，还不小心露出红色内衣肩带，似乎期盼红内衣能带来好运，逃过一死。

时至今日，在网上搜寻2013年“台湾新北市八里双尸案”的消息，关于被定罪的咖啡店长谢依涵，媒体的描述仍赫然在目，充满带有指向的形容词。

是年，27岁的妈妈嘴咖啡店店长谢依涵被控觊觎钱财，将咖啡店的常客、79岁富商陈进福与其妻张翠萍迷昏、杀害，再抛尸河中。

杀人犯年轻、面目秀气；死者有财力，太太是大学教授。事发地位于台北近郊，常人散步或骑车路线上。咖啡店带著文艺调性，而非其他刑事案件的黑暗角落。一时间，满城风雨，谢依涵成为背着“蛇蝎女”之名的众矢之的。

谢依涵承认罪行，但也供述她和陈进福有来往，被其要挟，后者还怂恿她与之一起杀害妻子获取钱财。法庭对这些均未采信，质问“为什么还要上诉，为何还不赎罪？”

在台湾作家平路看来，大家只觉杀人者定是坏人，被害者定然无害。如同能望到刻在人额头上的印记，“一看就知道，朝着她丢石头，我们就安全了。当然被告并不无辜，但她究竟为何杀人？没有人感兴趣。甚至还有游客跑来拍照、打卡，有些人把莫须有的事安到咖啡店老板身上等等。”

她记得D.M.托马斯的《白色旅馆》写的那句：“人类的灵魂是个远方的国度，遥不可及，想要成功抵达，先要在峭壁之间辟出良港。”

根据此案所着的小说《黑水》于2015年底出版。平路在网络上找到不同身份的人对此案的评论，被害者家属的回忆，检察官和法官的审讯记录，以及杀人者男友的采访。尽管特意不要惊扰任何一位当事人，但平路时常踱步在案发现场，心里一问一答，“究竟你怎么走到这一步？”

她笔下的店长佳珍，想象的理想画面便是与男友宪明结婚后，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她深信只要拥有了一家咖啡店，日子就会顺其自然地美好下去。然而常来店里的洪伯以两人不正常的的关系来要挟即将结婚的佳珍。绝望中的佳珍走向洪太，希望能获得理解。对方却轻蔑地将其视为“援交女”，骂她“犯贱”。

不知道怎么结束、绕过洪伯这道困难，又在洪太那里受到刺激，慌乱中的佳珍酿成大错。

平路在意的并非案件本身，而是佳珍与洪太代表的女性在生活中的无望，那些错综的人心，与不加分说涌向受害者与加害者的“黑水”。“小说不过是走向真相的开始，你找到的第一个口岸。读小说时，你可能暂时把自己戴了很多年的有色眼镜摘下，同时你也看到了别人的有色眼镜。”

重构

平路本名“路平”。台湾文学界流传一个段子：一次平路跟朋友打赌输了，就说把名字倒过来写，还自我解嘲说：“路平的‘平’是形容词，平路的‘平’则成为动词，表示力量、壮志，自己去开路。”

上大学，18岁的平路进到台大心理系，系里的气氛鼓励学生发现自己、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在当年保守的台湾社会，我们系对学生的启发很不一样。”那时出国是台湾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平路也概莫能外。因为爱荷华大学教育统计系的奖学金，她转到数学系，获得数理统计硕士。毕业后，在华盛顿DC的美国大公司找到事，每天上下班，生活朝着既定轨道，就彷彿上下班经过的大片玉米田一样，看到的是坦途，也是单调而平顺的未来。

“日子难道就这样下去了。万一忘记我的母语怎么办？会不会某一天做梦都在讲英文？”去洗手间，平路惊觉镜子里的人，跟以前讲中文的那个是两个人。

“说英文和中文不一样，讲英文嘴型比较夸张，用到嘴部肌肉不一样。我怕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

上班的空隙里，她写下重要的短篇处女作《玉米田之死》。书中的记者“我”，读到报纸里有关在美华裔自杀者陈溪山的讣闻，心念一动，想要寻求事情始末。遍访陈的身边人后，“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与陈溪山的共同点：“美国是梦，婚姻是梦，所有的臆测，只不过反映我自己的心境。他曾经辛苦地活过。我呢，和泥土愈来愈疏远，职业虚伪，一切只是浮夸。”

评论界往往用海外华人作家的“乡愁”来定义这篇小说的内涵。平路以为不尽然。“其实里头有你青春的样子，最想念的爱情，对土地的感情，不能够回转的时间，无以明志的沧桑。我们常常说近乡情怯，怯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去国怀乡的思念，还有更多你和它拉扯的，再也无法实现的东西。远远比‘乡愁’这两个字要复杂得多。”

在此之后，平路将眼光投向数位华语世界耳熟能详的伟人、明星，却从不以惯常的角度书写。“人们总以仰角来看待这些偶像，甚至也包含了自恋的成分。我就是想把这些仰角变成平等的视角。”

王德威称平路为“自觉的形式主义者”：《黑水》里交替刻画佳珍与洪太两位女性；《何日君再来》则选用了情报员的视角，颇为奇特。而她的回应是：多视角和平行结构，正是多一重事实与想象。“我和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契约，你有耐心让我把故事慢慢展开，我一定会让你黏住你的手指，一页一页往下翻。”

邓丽君的死，与光鲜亮丽之下她的心理流动，对平路始终是谜题。她曾揣着一盘盘的歌带，去往香港、泰国、日本多地，还曾在清迈驻留了一个月。坐着小船，越过芦苇荡，抵达金三角的“三不管”地带。新鲜的湿空气，坪河中漂着的木块，沿路的赌场与走私迹象，不费力便嗅到的茫然和迷乱。“原来不用讲话，不用唱歌，不用费劲呼吸，不必解释什么，再也不必辛苦地否认什么。自己只是一条鱼……闭上眼，只是虚幻的光亮，逃不出去……”

透过回访和追溯，平路看到一个长期被不同层次的枷锁捆绑的邓丽君：一面是歌声被转化为“军中情人”的封号；一面是童年时失去温暖和爱，成年后出于安全感，与法国男友痴缠又控制。

在《何日君再来》这本书里，平路借由一位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视角，穿插饭店服务员提供的手稿，再辅以清迈当地人、医院、保罗、报章评论等只言词组，给读者多重解读和想象的线索。情报员不光监视明星，也是她的超级歌迷，会说“我们对不起她”，乃至会读她的唇语，模仿她的手势。书的结尾甚至导向一种可能：大明星没有死，自己（或者情报员帮助她）从水路逃向了远方。

她承认，情报员身上带有自己的投射。“对。这是我的期望，我多希望她能逃走。”

袒露与间隙

（部分）解开了有关邓丽君的谜团，但书写者本人的生命谜团，却等到53岁时，才猝不及防地打开。

平路的父母都是心理系教授，父亲的学术成就尤其受尊崇。然而打小，父母亲便很少对她微笑。父亲看到她时常常皱眉，神态不自然；母亲在人前样貌慈爱，掩上门便是另一副模样。对女儿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张苦脸摆给谁看？”平路肩膀平阔，身形单薄，母亲说都是苦命征兆。谈到身体或是生理期话题，母亲的反应亦极尽嫌恶，“女人就是脏”。

大一时，平路吞安眠药自杀。她寄了一封信给女友，朋友接到信冲进平路家客厅，母亲闲闲招呼朋友入座，却对朋友说，平路出去逛街了，不用找。去莫斯科出差，同事遇到空难，平路万幸没有坐那个航班。她惊魂未定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母亲只淡淡回了四个字：“祖上积德”。

▲大四时平路和女友在海边 图/受访者提供

“为何母亲如此不爱我？”她的前半生都想获得这个答案。

求而不得，反骨一天天硬朗，凸显。母亲爱在人前展现歌喉，平路便从不唱歌。夜里做梦，嘴里塞满棉花，噎住。中学时她逃家，坐长途巴士、火车，去亲戚同学家借宿。父亲曾抡着棍子追。谈恋爱，她也喜欢不循常理的男人。“手里握着剃刀，才知道生命的银丝多么容易断”。

待到父亲因病去世，骨灰暂放台北一年之久（注：平路父亲的骨灰日后归葬她父亲原乡山东）。某天母女俩在阳台用早餐，母亲突然问她：“不去葬你爸爸，是不是你怀疑，你不是爸爸生的？”平路一秒也没多想：“没有。”接着灵光一闪：“那，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空气僵住。半晌，母亲开口。“你是我们家佣人生的。”

剎那间，人生破了一个大洞口。原来当年佣人怀了父亲的孩子，怀胎十月间，一家从新竹搬到高雄躲开旁人。生下平路，养母给了女佣一些金饰，生母便匆匆离开。

阳台对话之后两年，平路拼命想探听有关生母的信息，养母却再不多言。历经三年，平路终于找到同母异父的一个姐姐、三个弟弟，而生母已于那之前一年因脑溢血过世。

朋友廖玉蕙等人都说，平路轻声细语，慢悠悠的，但意志坚定。“即使抱怨也是微笑着吐苦水。”知道身世后，仍清润如常，不言不语。平路说，她从小到大也没有因为家中事而自怜自伤，遇到事情就扛起来。“因为没有人会来呵护你，自己更加可靠。”到她有了一双善解人意的儿女，终于弥补她前半生的残缺，孩子们甚至成为她与养母沟通的桥梁。

事事好强的养母活过百岁。直到最后两个月，平路朝夕照护。“我成了母亲，养母成了我的女儿”。那些日子，平路常常找机会趴在她身边，对不能言语的养母说出“妈妈，对不起！”，终于放下几十年的积怨与恨怼。

▲2017年5月21日，《袒露的心》阅读与书写工作坊 图/邓惠恩

有关身世的著作《袒露之心》读者见面会上，平路忆到自己找到生母家庭后，再无遗憾，便花更多的心力对待养母。“但她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后悔自己没有更早点顾及到她的感受。”读者们安慰她已做得足够，但平路依然觉得，“原本可以有能力做得更好”。

“其实写字对我最大的意义，也是让自己成为更懂事的人，明白世间种种的不容易。”

这份独自承担与了然，两年前再一次经受考验：坚持运动、心情稳定的平路，半年内接连患上肺癌和乳癌。这一回，她不再带着对出版的焦虑和期望，只是不断地审视和重新体会，很多事情因此有了不同的模样与意义。

扎针疼痛时，她想到精神离开自己，“我是我，却也不是全部的我”；做放疗时看到“直线加速器”，她想象自己是一台在太空总署等着发射的登月火箭，即将加速起飞

新作《间隙》成了她写得最快，最自如的一本。她也惊觉，原来看到“乌云的金边”，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能量场，带给他人礼物。

人物周刊：有人说，《黑水》不但挑战了网民的“人民公审”，也挑战了台湾的自由心证制度。（注：台湾司法采用“自由心证制度”，即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平路：是，我的确有很多疑问。司法界复制媒体的刻板印象，其实对加害者与被害者都不公平。主审法官接案之初，给谢依涵一本支持死刑判决的翻译书《与绝望奋斗》，还说：“人家都说看《出师表》没哭是无忠，看《与妻诀别书》没哭是无情，如果你看这本书没哭，是无心。”那个时间点是审判刚开始，法官怎么可以公开泄露自己的心证，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然而司法界与舆论界却一律噤声，没人提出这最基本的、有关专业伦理上的质疑。台湾司法界常是个封闭的圈子，遇到这种人人皆曰可杀的所谓“坏人”，就连“無罪推定”原則也很快弃守，遑论去接受多元观点的挑战。

人物周刊：佳珍杀死洪伯是因为无路可走，但似乎也没逼到绝境？

平路：可以这么说。但生活里总是偶然与必然交织。也许有些偶然因素会阻止命案发生。但想象如佳珍这样一个从农村到大都市来的打工者，没有人提供建议与帮助，很难交到知心朋友，她其实是很孤绝的。结论是，她之所以成为加害者，造成这样大的悲剧，并不该归于本质上的恶，而是在不该转弯的地方转错弯，软弱、寂寞、迷茫曾是她的处境，别人的心机勾连她的，一个错牵引下一个错，终于铸下大错。反过来说，我想我自己之所以没有成为佳珍或者洪太，不是因为我比较善良或比较睿智，而只是因为我人生选择比较多，运气比较好，支撑体系比较健全。但我与案件中的他们，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人物周刊：可否谈谈洪太这个人物的塑造，你写到她在婚姻中的困境。

平路：在台湾，洪太这个角色获得了不少女性读者的共鸣。一方面她把后半生的稳固性，押在不一定有多少感情的婚姻上，社会设定的婚姻这个结构，提供了某种稳固性。它好像比较省事，不费力。婚姻到后来，里头或者有温情和惯性，也多少有算计和不安。但多数人却没有勇气去拆穿它或者走出去。不是因为多爱，也不是值得留恋，可能就是一种惯性或惰性。但常常也就这样所谓“白头偕老”，过了一辈子。

人物周刊：《黑水》出版后的反响如何？

平路：出版两年后，我见到了当时对谢依涵做心理评估的心理师。她认同我的写作，我也很佩服她。在这样一边倒的案子里，她持不同意见，认为谢依涵有犯案情由，也有教化的可能，尽管没有被采信，但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电子书发布前，我收到一份来自陌生人的讯息。对方告诉我，他非常惊讶，也很佩服。说他能想到的事情来龙去脉，跟我小说写的是一模一样。给我发讯息的是咖啡店老板吕先生。当初案件曝出，他被误当成凶手，几年后走在街上，还会被人揪住，“你应该在牢里，怎么跑出来了？”又因为“管理员工不善”，他要赔好几百万。这件事对他冲击是非常大的。

人物周刊：吕先生说，他不生谢依涵的气。为什么？

平路：我的确有问过他。他说，他不生谢依涵的气，而生那些说三道四人的气。书出版后数年，我和吕先生夫妇吃过一次饭。他们是一对正直、憨厚的夫妻。他觉得谢依涵那么做不是没有理由的。她也不是没有机会长成一个有好前途的人。正因为这个世界多半的人不会雪中送炭，他们反而觉得自己可以送上一点温暖。谢依涵从二度被判死刑，到改成被判无期徒刑。听说吕先生到现在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写信给谢依涵，鼓励她。

写作《黑水》其实就是希望能像石子扔到水里，泛起一点点涟漪。后来我也有到司法系统，给律师演讲。如果有更多的人因为文字作品，更能将心比心，对社会的另一个角落和另一些人多一点理解，也许会少了悲剧的发生。

人物周刊：你笔下的邓丽君，童年和成名后都备受压榨；参与“劳军”，被工具化；曾经想到大陆演唱而未果；在法国喜欢上保罗，最后两人却彼此纠缠牵制。她的生命里，何时是真正美好的时刻？

平路：应该还是有的。譬如生活面向，她说过，她很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呵呵。还有一些可爱的男孩子追求。但是，真的，她或许从没有获得过自己想要的爱吧，这么有名，身上背着许多人投射出的情感，包括歌迷的自恋在内，只要面对仰望她的群众，她很难能真正的自在。保罗碰见她的时候，那是单纯的互相吸引，保罗不会明白、也不会介意她在华人世界是个超级明星，这也是他们之间纯情的部分。但即便如此，到清迈之后，她和保罗在那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日久也会产生磨擦。毕竟，他们俩的背景、经历、年龄都有非常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小说作者在绕着这位主人公开展故事，心里日思夜梦总是想要理解她，写作的几年间，才会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才真正是最最理解、最最怜惜这位主人公的人吧。

▲念研究所时（25岁左右）的平路与养母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对养母的原谅，是始自最后两个月，还是？

平路：明白了真相，真正的谅解就开始了。那之后，我看待养母，是从我这个女人的眼里，了解另一个女人经过了什么，明白她种种的不容易，而不是，要求她像个母亲，做个会疼爱孩子的理想母亲，站在她的角度，那对她并不公平。我会想到，如果是我，面临她的情况，我不一定比她应付得更好，我处理起来可能比她更糟。

人物周刊：有读者看到之前她那样不善待你，心意难平。不管多么怨恨，这个养女的出生还是无辜的。

平路：人在很多时候，做出的行为与“应该怎么样”无关，我们会妒嫉、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害怕事情会失控，我们也会过度反应，我们许多行为与情绪有关，反而是非理性的。那些平常我们自以为的爱里，一样很复杂。爱，也是个黑盒子，打开来看的时候，混合了许多操控的欲望，不是自己原本以为的那样子。就好像康德说的，人（性）是曲木，要求它成为良材、在其中要求绝对真理，恐怕是罔然。无论是传奇人物或是平常人生，迫近去看，人的心事往往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总也有些晦涩与阴暗的角落，可能是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部分。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想过，母亲在与父亲结婚前，是怎样的女子？她那样对待你难道全拜他出轨所赐？

平路：我去回想的话，她很在乎妻子的身份。维持“我父亲的妻子”这个角色对她非常重要，或者她把这件事抓得太紧，她太在意了。日子长了，里头有多少是爱，多少是占有，权力欲？很难分清楚。

我只能拼凑我养母从前的模样，不一定是真相。我知道她自小在家里便是很受宠的小孩。我记忆中她没有什么朋友，老了也不社交。换一个角度看，也难说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替她想，她抱着这么大的秘密，任何场合都必须表里不一。“我不心疼这个女儿，却要做出来百般疼爱的样子。”这个秘密阻隔她跟任何外人交心，她没有朋友，没有了学习、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人跟人之间感情的滋润。为了这个秘密，她付出的代价和受到的折磨更大吧。

▲童年的平路与父亲和养母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年轻的时候，你曾问过父亲，是否母亲亲生？但父亲只是平常答道：“她是被宠大的，不会疼别人。”父亲至死不说，是对妻子心存愧疚，还是也怕你受伤、怨恨？以他对养母的了解，不可能不会预感到你成长中的艰难。但他并没有在你们之间做什么润滑和修复？

平路：面对妻子，我父亲当然有心虚的地方。他错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对妻子是歉疚的，在我印象里他一直蛮怕我的养母。我替我父亲想，他一定也害怕，一旦说出真相，支撑家庭结构的基石就动摇了，甚至会不会整个坍塌了。他和我多年亲情的默契会不会受到影响。我猜想，他没有那个信心：如果母女血缘是假，那女儿会不会怀疑父女间的情感？所以他只好继续瞒下去。但我还是觉得，只要真实地面对孩子，告诉孩子当年发生了什么，孩子多半都有能力理解。我父亲的处置却是瞒着我，为了合理化当初的决定，后来，顾虑愈来愈多，瞒着的事愈堆愈高，愈来愈不可能在我长大后说出真相。

到后来，我了解到父亲和我叔伯他们这代人的历史。我从小自以为对父亲是我最深刻的情感，若是把我父亲放回他经历的时代，他眼里看过那么多生离死别，生长在台湾的我对父亲的前半生其实陌生，那么，我究竟知道他多少？我能够说了解他吗？对他的前半生欠缺了解，我究竟又能够爱他多少？他们这辈人，经过战火与流离，经过最不容易的时代，他们后来的人生仍然有些遗痕，可能过得粗糙、惊恐，充满不安全感等等，纵然有过浪漫与梦想，被时代碾压过去，恐怕也面目全非了。

人物周刊：写作《间隙》，你很少着墨病痛，而是写到如何不断地反求诸己，换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疾病，看待过往等等。甚至把自己怎样做呼吸吐纳，怎样调适心理，设定了一个《功课》栏目，放在每章正文后面。这个从病患到助人的心理转换过程，如何实现的？

平路：对我而言，“间隙”的英文书名是gap，就是当你突然走到一半，路上有一个小小的坑洞，你跨过去之前要先停顿一下，这样的时刻，有机会想通很多事情。就像书里写到，若以为生病就是彩色片变黑白片，就觉得很悲苦，其实不是这样。有很多事情真正经过了，并不是我们原先以为的那样。比如从小到大，我们被植入了罐头程序，我们以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幸福和快乐。特别是女性，一定要获得婚姻，一定要有另一半或者儿女来爱我、养我才会幸福。但当你这样想，其实它就是你的负担。所有执着或依赖，以为非如此不可的事情都有它隐含的重量。反过来说，你看到的乌云也会有金边，经过的每一件事，包括经过的磨难，都是隐藏版的礼物。经过磨难，其实象是跨过一个小坑洞，因而停下来，想一想，人生若有所谓的目标，会不会并不在于追求幸福快乐？而在于各种各样的体验，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如常而自在。

（参考资料：平路相关作品。感谢金多诚女士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