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罗周：我笔下的每个字，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字
5月，对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编剧罗周来说，应该挺难忘。在南京举行的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竞演中，17部剧里有2部的编剧是她，同期，她凭借昆剧《梅兰芳·当年梅郎》第三次捧得中国编剧最高奖“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5月底，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她的办公室专访她，本以为她的办公室会图书环绕，竟意外看到了好几个手办娃娃。罗周笑说，她的兴趣爱好一阵一阵的，之前还喜欢抓娃娃、捏泥人和画画，“这倒不是在求治愈或解压，我一点儿也不焦虑”。
三次获中国编剧界最高奖
三次拿到了编剧领域的最高奖“曹禺剧本奖”，面对“是不是拿奖拿到手软”这个问题，罗周笑说：“没有没有。编剧类奖项少，没可能拿到手软。而且，比之得奖，与主创们一起埋头创作的时光，更为快乐；坐在剧场，与观众们一起为演出鼓掌、欢呼的时光，更为快乐。”
从本科到博士，罗周在复旦大学十年求学，师从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章培恒教授。2007年，罗周进入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2011年，她以昆曲《春江花月夜》剧本享誉剧坛，2012年、2014年，她以京剧《将军道》（合作）、锡剧《一盅缘》蝉联第二十、二十一届曹禺剧本奖。
“我目前正在写我编剧生涯中的第100部大戏：话剧《新华方面军》。”罗周的作品为何能这么优质又高产，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罗周告诉记者，剧本创作需要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只有感性，无法把控结构和节奏，而只有理性，则会缺少语言的感染力、力度和独特性，“在持续的写作中，我找到了这种平衡状态。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也经历了大概三到四年。”
“我笔下的每个字，都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字”
罗周接受采访时的语言表达都很精炼，这跟她平时写剧本时追求的“无一字无目的”有关。
舞台剧演出时间一般约两个小时，戏曲剧本一般在一万两千字左右。“字少反而考验编剧功力。”这是戏曲编剧很特别的地方，也是让罗周着迷之处。“写小说，十万字不够，就写十五万字，电视剧四十集不够，就写六十集，它们弹性空间较大，而戏曲不能，舞台的时长固定，空间也相对固定，这意味着不能怠慢舞台上每分每秒、乃至每个瞬间。”罗周说，“无一字无目的”是说，笔下每一个字都蕴涵着明确的编剧意图，除了表意之外，还有人物塑造、结构设计等多重用途。“我在创作时，简直像理科生一样，心里始终有一张非常清晰的结构图纸。”
罗周希望，舞台上任何瞬息都不被虚度，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效力，“对我而言，剧本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能力范围内所能选择的‘最好’的字。”她认为，只有自觉创作，才能形成自觉的积累，才能使自己不断攀登。
她曾以“无一字无目的”为主题为众多中青年编剧授课。作为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授课是罗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很欢喜地告诉记者，江苏每年都在进行创作的青年专业编剧有60人以上，这个数量在全国都颇为罕见，“我们经常交流、相伴成长”。
被问及是否在生活、处世时也奉行“无一字无目的”时，罗周摇头笑道：“如果这样的话，人生可能蛮辛苦吧。”因为舞台是被严密设计过的，观众看到的台上所有的“意外事件”，都经过了编剧、导演、演员精心的谋篇布局，“如果生活也充满设计感，如此严谨，就会少掉很多乐趣。”
100部剧拓展了自己的生命维度
细数罗周这100部作品，涉及京剧、昆剧、扬剧、楚剧、锡剧、越剧、秦腔等众多剧种，她表示，这中间有普遍的戏剧规律存在，但不同题材、不同剧种也有不同要求，仍要不断学习。
罗周说，每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都跟其地域环境等有关，了解一个剧种就是在了解孕育该剧种的那片土地与人民、它的文化个性等等，“写剧时我要阅读大量资料，比如写昆曲《瞿秋白》，写锡剧《烛光在前》，就必须把与其中人物相关的材料都看一遍。写《新华方面军》，就得把相关的老报纸都浏览一遍。我的日常阅读都被剧本选材的要求给占据了，这个阅读量很巨大，但也使我收获良多。比如阅读《新华日报》1938至1947年间的报纸，除了了解新闻内容之外，我还能看到当时人们说话、行文的语感，看报纸上刊发的广告，了解当年的生活。这些拓宽了我的知识面、也拓展了我的生命维度，我非常感谢每一个选题。”
很多人印象里认为写字的人是“疯子”，坐在记者面前的罗周非常淡定和自洽地笑说：“不疯不疯，我很佛系啊。”罗周写东西从不需要特别的“仪式感”，有时间就写，不挑地方，地铁上可以写、出租车上也能写，很自在，不焦虑，“写作不能光依赖灵感。不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就没有办法签编剧合同了。合同到期了，灵感还没来，怎么办？仅凭灵感写作会让人焦虑，让创作变得极不可控，让作品的质量不够稳定。构思时，我就得保证自己能写出70、80分的作品，写作时，灵感涌上，再为之增色到80、90分。”
真正开始写作后，“好像一个巨大游乐场，会不断有新发现、新收获、新体悟，又像在寻宝，不断遭遇许多闪闪发亮的东西，我就像一个小孩子在里头撒欢。”罗周说，“我写剧本时的投入度非常高，因为每个戏都需要我去塑造一个‘世界’，并对里面的一切了如指掌。写作期间我可能早上醒来和晚上睡前想的都是这个世界，而个人生活只要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就行。精神状态在更多地体味戏中人物，很兴奋，但也很累，所以不能一直浸淫其中。前期构思完成之后，我具体写作时间，一般控制在一个月之内，不然的话，也许会因为疲倦而不够爱它。”
在“没有被书写的缝隙”里寻找与当下的共鸣
对现代年轻人来说，看传统老戏时不时会无法认同其中古旧的价值观，对于这种情况，罗周坦言：“这涉及到戏曲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两方面。所谓‘认识价值’，就是它告诉我们当年的人们是如何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而‘审美价值’，则要求赋予它一定的时代性、当代性，才能与受众产生共鸣。”
罗周用了“没有被书写的缝隙”这个词来形容她的这种寻觅，在历史的“缝隙”里寻找与当下产生共鸣的可能。
以她整理改编的昆曲《梧桐雨》为例，这部作品写的是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爱情离合。“杨玉环一直被定义为‘被牺牲者’，她的命运完全被外界摆布，几乎没有作品反映这一生命个体真正的心声。在改编中，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国破之际、马嵬坡前，她是想要求生的，一方面是对生命的珍惜，另一方面，是对爱、对爱情许诺的坚守。于是，我写她反复问皇帝：你能救我么？皇帝说：救不得了！杨玉环回说：今日之事，你救不了我，而我要救你。从爱情的角度，她用生命去纾解了爱人的困境，她有了一个主动的态度，有了她的哀婉、坚决与承担。”这样一来，让女性的内心可以被“看见”，其“声音”可以被“听到”，在当下的舞台上，其整体效果和观众接受度也都比较高。“创作者的心灵要与笔下人物的心灵共通，无论古今中外，对于爱、对于生、对于死、对于坚持、对于放弃、对于人性中那些最勇毅或是最脆弱的部分，大家其实都有相似的体味。”
【快问快答】
K=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L=罗周
K：你博士毕业之后第一个工作是在漫画公司？
L：我当时没好好求职，同学们大多去高校当了老师。但我天生一张娃娃脸，去高校应聘，他们都说我太像个孩子。校园招聘会人山人海，又把我吓跑了。网上投简历后，我去了一家漫画公司工作，待了3个月就被作曲家赵震方老师介绍到江苏来了。
K：得了3次曹禺剧本奖后，有影视剧项目找你吗？
L：十年来，我有很多次写影视剧的机会，但都很不好意思地拒绝了。因为对我来说，戏曲是更适合我的表达方式。在戏曲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我感觉到的快乐分值是最高的。而且，我在十多年的专业戏剧创作之路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除了个人写作之外，也很期待并乐于将这些经验与同仁们分享，这也都需要不少的时间精力。
K：你日常喜欢看电影吗？
L：无论好坏，我什么电影都看！我家边上就有个电影院。你想啊，你只要花2个小时看一部电影，就等于看到了整个剧组从确定选题到剧本写作到具体拍摄那么漫长的几个月乃至几年的工作成果，等于一下子那么多人几个月乃至几年的生命状态都尽收眼中，何等“划算”！
K：你如何看待现在的戏曲市场前景？
L：越来越好了。我大学时有次看戏，被同学临时放鸽子，在剧场门口遇到“黄牛”，100多块钱的票，他5块钱收，这太轻慢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南京的昆曲市场，很多演出开票不久就卖光了。剧场门口，还时常有高价求票的情况。在戏剧创作良性循环的生态中，戏剧人更应努力探索、不断前行，以不辜负观众的期待。
K：那你平时会关注网络热点，看热搜什么的吗？
L：我经常刷手机，不过倒不是为了“找素材”而去看热搜看热点。我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柔软敏感的生命状态。我常说，编剧应让自己的内心成为一片初降的雪地，再轻盈的飞鸟掠过，都能在其上留下清晰的痕迹。
K：你日常还有什么兴趣爱好？你在朋友圈还晒过很二次元的娃娃，似乎与大众想象中的罗周不一样。
L：我的兴趣爱好是一阵一阵的，捏泥人、画画、抓娃娃、打游戏、做图……实际上，每次我多“投入”一点，几乎要把“爱好”变成“专业”时，就一定会有写作任务“冲”进来打断我的爱好发展，令我半途而废。没办法，因为“写作”既是我的职业，也是最令我快乐的“兴趣”，所以其他的“兴趣”也只能让步了。
K：现在步入40岁，有什么新计划？
L：戏写了这么多，以后再想进步，势必越来越难，不过我还是会抱着“前行”的、“登攀”的好奇心，无论多难，若能前行一小步，也一定会勇敢尝试。
以前我写的大多是大剧场作品，之后若有相对自由的创作时间和精力，我还想试试小剧场戏剧。大戏方面我古装戏写得较多，如今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我应该会在现代戏上进行更多的探索实践。还有教学、辅导方面的工作，梳理创作历程，与年轻编剧分享我的经验教训，以便他们能少走些弯路，更好更快地成长。
文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视频拍摄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卢婧 于房浩
视频剪辑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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