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大师塞巴尔德：他笔下的人物永远在找寻自己

《眩晕》是德国文学大师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的小说处女作，在今年迎来了国内的首次出版。对于许多国内读者而言，塞巴尔德这个名字或许还比较陌生。在《眩晕》的译者徐迟的眼中，塞巴尔德是“忧郁的亚寒带”，如“土星”般凝重、幽冷而致密，其开创的独特而迷人的文体，引领读者走入一座座令人眩晕的迷宫。而迷宫的各条小径，隐秘地连通着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从本雅明、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瓦尔泽到波拉尼奥，我们可以在其大洋底部发掘出一座丰富的文学宝库。塞巴尔德作品的开创性与互文性，足以证明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而在今天，我们为什么重读塞巴尔德？作为德国战后的一代，他背负着父辈沉重的历史，以异于主流学界的姿态，向狂热与专制投去警惕的目光。对人群的疏远、对祖国的游离，是他不安定与焦灼情绪的来源。塞巴尔德在灾后余烬与历史废墟之中冷冽地穿行，但他述说的未必是远方的历史。在今天，当我们重读塞巴尔德，不仅是对二战与战后创伤进行思索，也是在日益弥漫的破碎与狂热、撕裂与对抗的氛围中，重拾一份冷静的力量。

“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一位作家”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Winfried Sebald）出生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一座小镇沃塔克，在二战与战后德国分裂的阴影下长大成人。身处后纳粹时期，许多人虽在口头上反思二战，却在内心隐秘地对希特勒和纳粹怀有同情。他们向往一个伟大的德国，惋惜战后德国的分裂，塞巴尔德的父亲也融入到这种同情的氛围中。但塞巴尔德自己厌恶这种对纳粹的同情。他坚信战后德国并没有对二战进行深入而彻底的反思，战争的幽灵依然没有从这片土地消散。但是，塞巴尔德并不是当时德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他只是一个边缘人，在学术界倍感冷落。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正是因为感到这片土地不再适合他继续追寻真相，他才选择背井离乡。

1970年起，塞巴尔德任教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此后在英国长住。他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1988年才在伦敦出版其处女作，而《眩晕》（德语原文Schwindel. Gefühle.，原译其实是叫《眩晕。感觉。》）是他于1990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此后，塞巴尔德又陆续写作了《移民》《土星之环》《奥斯特利茨》等作品，得到作家苏桑·桑塔格、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的盛赞，由于其中年早逝，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一位作家”。

《眩晕》

从《眩晕》到《奥斯特利茨》，塞巴尔德的写作水准极其稳定，也贯彻着他对去国还乡、语言和文化的改造、记忆与遗忘、知识分子的疏离感以及其对战争和极权统治的反思。《奥斯特利茨》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塞巴尔德的集大成之作。小说不只是拘泥于一种固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反思叙事，而是在叙述者、旁观者以及幸存者后裔的多重视角下环视浩劫，塞巴尔德在一种废墟漫游式的氛围下，不仅仅展现出战争与极权统治对于“清除异己”的狂热，也揭示了法西斯膨胀的背后，是一种无法刹车的民粹主义热情和许多人对清洗历史旧痛的隐秘渴望。

《奥斯特利茨》

在对二战与战后梦魇的书写中，塞巴尔德可以与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相提并论。塞巴尔德认为：战争不只在发生时折磨人们，战争的折磨会持续当事人的一生。所有梦魇，是以无法彻底消退的形式存在。如果无法触及人心深处对极权的认同，就无法真正对法西斯的罪行进行彻底的反思。如果不能意识到，人心深处对“崇拜强权”、“渴望同一性”，乃至那份对崇高、伟大、超人叙事的执迷，恰恰是二战前德国知识界的主流，就无法真正明白，为什么战争发生时，很多知识精英也成为希勒特的帮凶。

他笔下的人物和叙述者永远都在找寻自己

从德国到英国，塞巴尔德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极权心理在战后的蛰伏。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不只于战争，也在于现代性给予人的“破碎感”。在现代社会中，人越来越难获得一种完整的精神体验，而是在时间的密集切割、在行动与言语的眩晕和破碎中生存。人们很难再感受到信念的力量，生活在都市的个体，也日益被一种原子化的氛围所缠绕。而这种破碎与孤独的体验，加剧了现代人的焦虑和虚无。疏离感，就是塞巴尔德提炼出的现代人心里的特质。诚如《奥斯特利茨》这段话给予人的感觉：

“不过今天，我明白有人想我靠的太近时我不得不回避，我以为采用这种回避的方法就能拯救了自己。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担惊受怕、面目可憎而无法被触碰的人。”

而在评论家心中，塞巴尔德之所以特别也跟他的叙事腔调有关。那是一种沉浸而哀愁的疏离感，也是深入历史废墟的幽灵体验。塞巴尔德迷人的长句是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有评论家甚至为此发明出一个新词，名叫“塞巴尔德式长句”，以此形容赛巴尔德亦庄亦谐的长句风格。詹姆斯·伍德说：“道德上的庄重让他受到尊崇，但他的伟大源自一种令人惊异的合成。”伍德准确地发现了塞巴尔德文字的魔力所在，他进入历史废墟，但并没有用流行的抒情笔调，他脱帽致敬，但没有因严肃而陷入老迈而僵硬的困局。塞巴尔德将哥特小说、古典悲剧与英式小品融合，他让文字成为一连串仿佛没有音长的休止符，让观众追随幽灵的步伐，进入一段唏嘘的悼亡之旅。如同伍德所说，塞巴尔德笔下的人物和叙述者永远都在找寻自己，“像一个从过去时代走来的游客，停留在阴郁而排外的地方（东伦敦或者诺福克这种），那里‘死气沉沉，没有一个活人’。无论走到哪里，不安、恐惧和威胁的焦虑都伴随着他们。”

塞巴尔德的叙述魅力在《眩晕》和《土星之环》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眩晕》由四个短篇组合而成，第一章以作家司汤达的视角，讲述他在写出巨著《红与黑》前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第二章是地图式漫游之旅，熟悉的塞巴尔德式逃离；第三章最吊人胃口，讲述的是卡夫卡（就是那位伟大的小说家）1931年在意大利的一次公务出差；第四章则仿佛《移民》的姊妹篇，是关于叙述者“我”重返德国故乡的故事。

塞巴尔德像是一个即插即用的演员，时而扮演司汤达，时而想象卡夫卡，时而又是一个四处漫游的乡愁者。整部作品贯彻了塞巴尔德虚实结合的写作技法，他用缠绕、绵长、梦幻般的文字编织成一本文学版的记忆图册，在图片与文字的交替中，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质感。而《眩晕》（德语标题Schwindel）本身就浓缩了小说的质感，一段眩晕之旅，也是人与过去不可能完全和解、真相总是处于迷雾森林的原因。这不仅在于人对过去的自我欺骗（石黑一雄是探索此道的大师），也在于人所固有的局限，一种悬而未决的生活状态。我们总是根据此刻的状态，来修改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而这是记忆永远流动变化、不会定型的原因。

而在《土星之环》中，塞巴尔德为自己也为他所处的时代写下一部庄重而幽默的墓志铭。并再一次呼应了本雅明的观点：没有一部文明不是野蛮的纪实。《土星之环》没有作家另一部代表作《奥斯特里茨》所处理的题材那么宏大，但在这一部关于追忆与缅怀的小说中，塞巴尔德已经开展了自己的知识考古学，他也可以理解为作家在自己的绝唱《奥斯特里茨》之前的一次缜密排练。

《土星之环》

《土星之环》看上去是一部游记，但塞巴尔德的野心显然不止于萨福克郡的游荡。他写到英国古典庄园的没落，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的痛苦与荣耀，他追忆先人，途经废墟，在过去与现实的交错并置中，塞巴尔德指引读者思考一个问题：“历史何以至此？”20世纪的悲剧、种族与国家的屠杀、那些昔日秩序的颓废，造就它们的原因是什么？

塞巴尔德不是社会学家，他也不可能用小说给出答案，但他用自己挽歌、哀沉又蕴含着激情的腔调，在碎片化时代，执拗地呼唤读者重新思考历史，重新去关注现在与历史的联系、我与父辈的关联。

在这一段历史之旅中，塞巴尔德之所以压抑自己抒情的才能，拒绝给出煽动人心但概括化的归纳，是因为归纳的另一面是遮蔽，而伤痕文学般的抒情遮蔽了历史的复杂程度。在伤痕文学中，文学止步于反思，历史的苦难被归咎于某几个恶魔的过错，这种结论非但不会阻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反而会延续悲剧的逻辑，令制度的、环境的——这些悲剧背后更深处的原因被忽略。

遭受过折磨的人将永远遭受折磨

可以说，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塞巴尔德正面对待了历史的野蛮，没有回避历史深处无法被归纳的却又重要的褶皱。

在《土星之环》中，他详细地描绘了比利时殖民主义在刚果的杀人机制，也记录了欧洲文明如何将它的繁荣建立在对其他文明的剥夺上。塞巴尔德的父辈曾卷入二战，他自己也亲眼目睹了战后欧洲的重建过程。在《空战与文学》，他用自己独特的笔调写道：

“如今我知道，当我躺在泽费尔德房屋的阳台上，从摇篮里抬头望着淡蓝色的天空，浓烟正笼罩着整个欧洲……在德国城市的废墟上，在烧死了无数人的营地上……那些年里，在欧洲几乎所有地方都有人被驱逐致死。”

从《眩晕》《土星之环》到《移民》《奥斯特利茨》，塞巴尔德不仅承担了文学的社会责任，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大师。他不是第一位将散文、游记与小说混合的人，但他是20世纪少有能混合不同文体、又让文字足够融洽的作家。而在这种文体的改造、在历史废墟漫游的幽灵书写中，塞巴尔德写的同样是人类的停滞、一种崇高瓦解后人类在精神意义上的止步不前，小说中弥漫的废墟感不是物质的败落，而是人类精神上的挽歌。所谓回忆，到头来都是悲剧，而人们之所以该死地沉入悲剧，是因为现实更无爱可诉。塞巴尔德拒绝一种简单、斩钉截铁的归纳，他迷恋的恰恰是官修文书留下的缝隙、历史废墟遗落的碎片，他喜欢把碎片拼凑起来，回到那个人类之光升起的夜晚，又看它如何寂灭。就像他在《土星之环》里写的:

“……燃烧是每一样被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的最核心原理。一个鱼钩、一只瓷杯、一套电视节目的制作，最终都是以同样的燃烧过程为基础的。由我们设计出来的机器同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渴望一样，有着一颗慢慢燃烧殆尽的心。整个人类文明一开始只不过是一团一点点变得越来越强烈的火焰，没人知道它会上升到多少度，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逐渐消失。”

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里说：“遭受过折磨的人将永远遭受折磨。而遭受过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塞巴尔德的写作是对历史梦魇的见证，所以在今天重读他的小说依然具有很深刻的意义，这种阅读同时是一种警惕，让我们意识到狂热的东西背后是危险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尤其需要塞巴尔德这样的作家，来为我们至少提供一种跟潮流不那么一样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