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琳×赵松｜“真”“假”小说家

当我们谈起“小说家”的时候，我们在期待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自由而孤独的书海泛舟者，避世的冷眼旁观者，文字的“手艺人”，为社会大声疾呼的人……哪一种才是“真实”？

在柏琳的新书《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的书封上，有一红一黄两个相交的椭圆。柏琳说，让她感兴趣的，正是那个“相交的部分”——某种混杂的、流动的、多元的状态。

在《双重时间》里，柏琳向数十位蜚声当代世界文坛的作家们发问，却不止跟他们谈文学，还时常“走神到社会问题和道德议题上去”。她不止关注作家们的“作家”身份，也为读者呈现他们作为人文学者、调查记者、批评家乃至政治活动参与者等多元的面貌，以及通过这些面貌所呈现出来的，作家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而对于赵松来说，“小说”本身就包含着无限的可能。在这个世界里，他是“建筑师”，不断尝试用文字构筑新的现实；也是“化学家”，观察新鲜的文字组合所带来的化学反应。

修斯·马塞勒斯·柯立芝作品《Sitting up with a Sick Friend》

在小说的世界之外，赵松也有着多元的身份。他不属于体制，也并非全职写作，有人把这种状态称作“野生作家”。到了夜晚，作为“小说家”的赵松才会上线，用他的话说，“白天属于谋生，夜晚属于文学，但我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打破这种二元平衡”。

6月26日下午（周六），活字文化联合建投书局，邀请采访过很多小说家的柏琳和身为小说家的赵松作客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以“真假小说家”为题展开对谈。所谓“真”“假”，并非要为“作家”下一个定义，甚至也有可能，这场对话将让这一身份变得更加混沌。欢迎你带上好奇心前来参加。

▍活动详情

时间：6月26日 15:00-17:00

地点：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 4F传记图书馆（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栋嘉昱大厦一层）

主办方：活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建投书局

▍活动嘉宾

柏琳

独立文化记者，青年写作者，曾采访国内外近120位文化界人士。目前正进行关于南部斯拉夫历史的旅行文化书写，作品系列见于《单读》《读书》等。

赵松

作家。已出版作品：《伊春》《隐》《积木书》《抚顺故事集》《空隙》《最好的旅行》《被夺走了时间的蚂蚁》《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等。

▍报名方式

*VIP席位68元/人，含现场预留座位+嘉宾签名版《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1本。

*普通席位免费。

扫描上方二维码，即可报名

▍“真”“假”小说家

内容摘录自《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认的在世顶尖小说高手之一，用土耳其语写土耳其题材，灵感源于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纯真博物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些抒情性的作品，诗性地记录了帕慕克眼中这座城市的荣光与梦想，没落与哀愁。（柏琳《双重时间》）

柏琳：作为一个痴迷小说的人，你最看重小说的什么特质？形式感？均衡？激情？内容本身？

帕慕克：所有！成为一个出色的小说家，关键在于平衡感——平衡小说在形式、内容和精神内核等方面的一切要素。有时候，我希望自己像《雪》的主人公诗人卡那样，在大雪纷飞的午夜醒来，脑海里涌现出瑰丽的诗歌片段，它们没有逻辑，却带着激情。有时候我又希望自己像个苛刻的编辑那样，对文本有强大的控制力，不断重写、删改，期望找到最合适的形式。所以对我来说，一个优秀小说家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拥抱关于小说的一切要素，消化它们，取得一种动态平衡。有时你需要激情，有时你需要控制力。好的小说家总是知道什么要素该在什么时候占上风。

杰夫·戴尔(Geoff Dyer，1958-)，英国作家。写作风格丰富多变，涉及音乐、摄影、电影等多个领域，并将小说、游记、传记、评论、回忆录等体裁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杰夫·戴尔文体”。代表作有《然而，很美：爵士乐之书》《一怒之下：与D.H.劳伦斯搏斗》《懒人瑜伽》《此刻》等。

柏琳：如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边缘作家？嬉皮士作家？

杰夫·戴尔：我只是一个作家，写点专栏、小说和散文。有些人更愿意被叫作小说家而非作家，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听上去更高级，但我更愿意是个作家，这样就能以体验生活的名义，心安理得地满世界乱转。我乐于享受成为作家带来的一切便利。

大卫·邵洛伊(David Szalay，1974-)，英国作家。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长大，毕业于牛津大学。代表作有《无辜》《春天》《湍流》《人不过如此》等。处女作《伦敦和东南部》获得杰弗里·费伯纪念奖和贝蒂·特拉斯克文学奖，《人不过如此》入围2016年英国布克奖最佳长篇小说决选，获《巴黎评论》设立的普林姆顿最佳小说奖。

柏琳：英国的文学评论界认为你的小说擅长刻画“当代都市里的孤独灵魂”。关于这个话题，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有很多，比如谈谈美国文学——爵士时代的斯考特·菲茨杰拉德，写出现代文学经典《寂寞芳心小姐》的纳撒尼尔·韦斯特，或者描述空虚的美国郊区社会的约翰·契弗，甚至还包括侦探小说领域的雷蒙德·钱德勒，这些一流的美国作家无不致力于描绘现代城市中形形色色的孤独灵魂。和这些前辈笔下的人物相比，你觉得自己的小说中那些孤独的城市灵魂，是否发展出了什么新的特质？

邵洛伊：这真是个好玩的问题，我自己也在琢磨呢。从菲茨杰拉德的时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向前发展了近一百年，可是我们发现，“当代都市里的孤独灵魂”还是一百年前的灵魂。作家在这方面没什么新探索。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当然想超越那个一百年前的时代，可是我没有，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这一百年里，现代社会没有发生什么质变，本质上，前后一百年的城市孤独灵魂没有发生质变。作为一个致力于描绘真实社会的作家，是无法超越既有的真实的。

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在一百年前，从那个时候再往前推，也就是十九世纪，发生了什么？那是拿破仑的时代，是简·奥斯汀的时代，和现代社会简直天壤之别。简·奥斯汀之后一百年，有了詹姆斯·乔伊斯。我想说的是，看看吧，乔伊斯的时代，简·奥斯汀已经成了过去，而我们的当代，乔伊斯还活着！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现代社会在一百年里没有发生质变，作家却必须在前人基础上去突破，多么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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