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学院｜如何让马克思遭遇斯宾诺莎……

如何让马克思遭遇斯宾诺莎……

导引：夏莹

十三讲融媒体对话式哲学研讨班终于在6月中旬告一段落，同时我们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讲坛的第一季也落下帷幕。共有十五位圈内好友以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莅临清华法图窗明几净的小小研讨班，我和我的学生们也伴随着与各位教授一次次的对话，不断遭遇着并同时也在不断突破着自己有关于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次次知识储备的边界。马克思在其中抑或如同一个思想的拱顶石，支撑起整个从古典到现代的西方思想发展历程的辉宏大厦；抑或如同一束光，给与了我们透视当下特定时代与中国情境的独特视野。这大约就是马克思思想所特有的魅力，他给予了我们上天（直至形而上学）入地（直达社会现实）的思考空间，同时又给与了我们穿透时代的思想利剑。

这是一次思想碰撞的试验场，学生们被迫与我一起下场，成为了各种思想的汇聚场当中的游荡者。是的。我希望我们都是思想的游荡者。因为游荡者的漫无目的，随心所欲让各种思想有了平等而纯粹的进入我们视野的可能性。因为思想的平等与纯粹，又注定会为我们摆脱“为学术而学术”的论文生产模式提供可能性。而在我看来，只有这些可能性的存在，中国学术界才有了创造中国思想的全部可能性。

通过“心灵学院”的这个小栏目，我们将陆续发布几位研讨班中“游荡者”的小随笔。他们面对的虽然是作为“他者”的我，为他们提出的不得不作答的提问，但他们的回答，却似乎溢出了所有问题的规定性，让问题有了新的增长点。为了让这一增长点有进一步的增长的可能性，我又“逼迫着”为他们提供思想原料的讲述者给与可能的回应。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第一个推送：如何让马克思遭遇斯宾诺莎……

提问：清华大学哲学系李闫涛

选取内容：山东大学冯波老师主讲的“斯宾诺莎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阐释”一节。

问题：为什么对这一讲感兴趣？

1841年年初，马克思在其笔记中系统地摘录了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及休谟在《人性论》中对斯宾诺莎的评论片段，以此为可考[1]的开端，无论是在《莱茵报》及之前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民主制理想、乃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斯宾诺莎《伦理学》术语的运用[2]，早期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深刻地受到了斯宾诺莎及其哲学-政治体系的影响。然而，这一哲学史上的事实在走出文献领域之后就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对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除了他本人在早年以及中期个别回忆青年时期研究的信件中有所提及，我们缺乏除了形式相似之外的更为确切的证据以在两人的思想间建立联系。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拥有复杂的理论基础，而斯宾诺莎作为衔接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神学与近代古典哲学的关键节点，其体系既综合了多样的思想要素，也在其后的哲学流派中留下了大量的痕迹。因此仅靠两者间形式上的比较，基本无法给马克思贴上斯宾诺莎主义的标签。

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在近代因一系列观点及政治主张的冲突而内部分裂对立，对马克思原初思想的解释成为一项超出学术范畴的政治任务。即使不出于此等原因，诸学者也力图创设独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解说路径，以支撑其个人观点。因此在学术层面上，为了更为透彻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我们有必要对斯宾诺莎和马克思进行比较研究，在明确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学习与重建基础之上，用纵贯整个哲学史的视角研究马克思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说，借助斯宾诺莎对马克思进行理解，兼具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双重意义。斯宾诺莎本人作为横跨多个哲学时代的独特思想家，将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相联立也能够帮助我们补充马克思于三大传统之外的新内容与新要素。除了斯宾诺莎-马克思研究本身的学术价值，这种联立也具有客观上的必要性。当下学界形成了纷繁的马克思理解方式，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就包括以亚里士多德解、以卢梭解、以斯密解、以康德解、以费希特解、以黑格尔解、以青年黑格尔派解等等，这之中有些存在文本层面的直接关联，有些则需要立足于思想史层面的可能联系才能明确。就严谨性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具必然性。在本段开头已经提到，马克思留下了关于斯宾诺莎的直接文本，这让我们具备将两人相联立的、一个较坚实的基础。因此从方法论层面上说，将斯宾诺莎与马克思主义置于一处研究处理也是相当合理的。

以上讨论主要关注的是斯宾诺莎与马克思的关联，而在此之外的另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则是斯宾诺莎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汇。斯宾诺莎哲学本身最大的创造之一就在于，斯宾诺莎内在地蕴含了唯物主义的内容，这在古典哲学的结构之内，为马克思主义最为关键的理论基础找到了除黑格尔之外的来源。以此为基础，恩格斯在其晚年将斯宾诺莎定位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早期第二国际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梅林等人给予了斯宾诺莎以较高的评价；而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左派思潮前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借助斯宾诺莎理解马克思主义，德勒兹、奈格里、哈特等人紧随阿尔都塞的脚步，对斯宾诺莎-马克思的思想衔接问题有过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些学者的创见不仅在于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创新式阐释，更在于借助挖掘斯宾诺莎及其哲学传统，为马克思主义补充具备鲜明时代性的内容。这一工作需要由两块拼图组成：对斯宾诺莎-马克思联系的文本学研究与对斯宾诺莎主义-马克思主义互动的发散性探索，借助将这两部分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借斯宾诺莎之手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为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式积累重要的思想观点。

问题：这一讲中的哪些内容让人印象最为深刻？

冯波老师关于斯宾诺莎-马克思思想关联的讨论结构相当庞大，尝试通过环环相套的梳理同时将斯宾诺莎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条主线相交织，并进一步对斯宾诺莎研究内在的两个向度进行了讨论。笔者对本次讲座中的以下几个问题印象最为深刻：

首先是对斯宾诺莎实体与主体概念的思想史逻辑，亦即下表所示的内容：

笔者推测，冯波老师的这种划分方法应当是受到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影响，通过汇总后代学者对斯宾诺莎哲学的评价，梳理了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对斯氏的所有讨论。在这条脉络中，早期的雅各比、莱辛等人作为黑格尔的思想背景，单独分析或许意义稍显薄弱，但在将它们置于主体-实体（客体）的框架后，就形成了一条完备的“实体发展史”。上表中第二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冯波老师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赫斯的论争也置于上表中。马克思与赫斯的关系近年来频频受到学界关注，一方面需要承认的是，马克思无疑受到赫斯《论货币的本质》等书中关于政治经济批判内容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赫斯始终未能彻底走出青年黑格尔派普遍存在的理论缺陷，仍然停步于人本主义的主体哲学中。依笔者管见，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理论视角：马克思与赫斯、乃至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决裂都可以被放置于斯宾诺莎语境下进行重新理解，通过分析两派对于斯宾诺莎的理解，我们将更好地定位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形成理路。这样做当然也存在某种问题——它过高地强调了斯宾诺莎的作用。而在这次讨论之后，便是我们相对熟悉的普列汉诺夫和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中斯宾诺莎向度的呼唤（普列汉诺夫呼唤、卢卡奇批判斯宾诺莎的客体性向度），这一轮“斯宾诺莎复兴”的主要动机在于和第二国际后期出现的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思潮相平衡，在此无需更多讨论。

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的新一轮斯宾诺莎风潮中，以往曾经发生于马克思与赫斯间的问题部分地重现，并在相似的历史环境中表现为相似的形式。例如奈格里就认为，“斯宾诺莎的诸众（multitude）是后工业时代的主体”，“可以作为在全球背景下的多元性主体（multiple subject），但首先作为后工业阶段的主体，而呈现自身并发挥作用”。对斯宾诺莎的回溯实际上就是对当下社会主体的重新定位。通过对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进行现代化的重新解释，奈格里将斯氏的民主——“所有的人仍然是平等的，与他们在自然状态之中无异”——完善为共产主义，亦即是达成了作为社会之主体的社会与作为社会之个体的个人两方平衡融合的理想状态。换句话说，斯宾诺莎此举提供了解决哲学现代性困境的某种方法：“在奈格里看来，取道斯宾诺莎可以避免哲学与政治的断裂，因为斯宾诺莎哲学在本质上就是革命的，‘斯宾诺莎真正的政治学就是其形而上学’”。这是相当大胆也相当有力的理论设定，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很多都在试图形成类似的政治-哲学观点，相对为笔者所熟知的例子是，齐泽克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政治论述中即试图从列宁等人的哲学处挖掘全球化社会的“革命意识”。对斯宾诺莎的呼唤虽然无法直接应用于这种用途——奈格里个人的经历就几乎宣布了这种方式的不切实际——但它构成了将马克思主义于现代性话语中应用的新可能，这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为“晚近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形式提供理论基础。

问题：这一讲激发了何种问题意识？

冯波老师在本次讲座中，较为成功地从斯宾诺莎开始，借助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组合与重构，将斯宾诺莎处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主体与实体重新统一，为之赋予在当代重新发挥作用的渠道。但这一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在当时讲座现场，笔者曾经向主讲人提问，主要内容为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理解究竟是一种平面结构还是历时结构，笔者提问的主要动机最初在于试图进一步明确以下问题的答案：马克思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何种程度上运用斯宾诺莎的？究竟是在斯宾诺莎语境之内、对其观点所做的讨论和分析，并通过主词和谓词的替换尝试解决当代问题；还是将斯宾诺莎搬离出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与思想环境，从斯宾诺莎的体系中摘取一些片段，在后学的主观意志下进行随意拼接，以顺应本人的研究关注点？这一点，在冯波老师的讲座中已经被关注，在提供的文本最后，冯波老师即借用德勒兹的“斯宾诺莎与我们”观点指出，“把斯宾诺莎当作我们的当代人来理解；不是‘照着斯宾诺莎讲’，而是‘接着斯宾诺莎讲’，目的是让斯宾诺莎在当代重新出场，以解决当代问题”。当代如奈格里等学者，试图通过将斯宾诺莎所处的时代与现代相衔接，以解决这两者间可能出现的差别；但就笔者对冯波老师讲座的理解来说，奈格里等人的尝试似乎并不成功，未能有效将斯宾诺莎和现代充分结合，反而使斯宾诺莎成为自己可有可无的注脚，如果这就是“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恐怕只是将斯宾诺莎枯萎的鲜花强行嫁接在马克思主义的枝条上，两者间还是缺乏必然性的勾连。就此而言，冯波老师思路的前几个环节至关重要，但或许有待在其中建立更明确的思想联系。

回应：冯波

李闫涛同学对我的论文和讲座温柔而委婉地提出了三个“致命”的质疑，确实需要我进一步的思考和回应。

（1）首先是，马克思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这个说法“缺乏除了形式相似之外的更为确切的证据”。尽管马克思早年摘录过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和《书信集》，但由于马克思没有对此做过任何评述，因此也很难说是证明马克思受过斯宾诺莎影响的文本证据。对这两份摘录的研究，理论猜想是要大于文本本身的。

但是马克思的摘录内容和摘录顺序还是非常值得考究的，值得一场自由的理论想象。而就直接的文本证据来说，马克思对斯宾诺莎的引述散见于他各时期的论著与书信中，如“无知不是论据”、“规定即否定”、“权利即权力”以及“自在体系”、“自觉体系”的区分等。这些引述同样是“斯宾诺莎-马克思联系的文本学研究”这张拼图中的重要版块，不能忽视。也就是说，文本证据是有的，非常零碎但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比研究。如哪些是经过了德国古典哲学“熏习”过的斯宾诺莎哲学，哪些又是超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斯宾诺莎哲学，这种辨识非常重要。对于理解马克思如何走出、超越德国古典哲学而言，尤为如此。

（2）其次是关于“斯宾诺莎主义-马克思主义互动的发散性探索”拼图的问题，即我本人对斯宾诺莎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嫁接”是一种“将斯宾诺莎搬离出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与思想环境”、“以顺应本人的研究关注点”的“随意拼接”，还是“在斯宾诺莎语境之内、对其观点所做的讨论和分析，并通过主词和谓词的替换尝试解决当代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如果是前者，那么斯宾诺莎本人的哲学就是“有可无的注脚”；如果是后者，那么如何跨越三四个世纪的鸿沟，将17世纪与21世纪相勾连？

我提交的论文是讲述自普列汉诺夫至奈格里是如何“有意义地误读”斯宾诺莎以应对时代问题的，确实会导致前一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我的讲座是希望从斯宾诺莎本人思想（而不是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的斯宾诺莎主义”，或法国、意大利的“[后]结构主义的斯宾诺莎主义”）入手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实体与主体之争”的。甚至不惜从庄子逍遥游入手理解从斯宾诺莎“东方流韵”式的自由观，驳斥德国浪漫派、观念论和青年黑格尔派、当代左翼对斯宾诺莎的“自由意志”化努力，同时也驳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卢卡奇等人对斯宾诺莎的单纯“客观必然性”的理解。以此揭示东方式思维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的解答，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东方哲学的切近。因此这不是17世纪与21世纪的关系问题，而是东西方哲学之争的问题。

（3）最后是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即在斯宾诺莎语境中研究马克思与赫斯、与整个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决裂，是否“过高地强调了斯宾诺莎的作用”？

实际上，斯宾诺莎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重要线索，一直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忽视。大卫·施特劳斯对《新约》的研究与斯宾诺莎对《旧约》的研究原则（历史性原则）的一致性，马克思是接受布鲁诺·鲍威尔的建议阅读并摘录《神学政治论》的，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人的情感同样是斯宾诺莎的理路，赫斯自称“斯宾诺莎弟子”，等等。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试图从斯宾诺莎那里寻找思想资源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因此这一研究理路只是凸显了以往受到忽视的理论维度，而没有过高强调斯宾诺莎的地位和作用。斯宾诺莎哲学对德国哲学的影响是自莱辛（甚至莱布尼茨）开始至新康德主义的兴起（特别是赫尔曼·科恩的批判），因此是久远的、深刻的，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也正因此，普列汉诺夫提出“回到斯宾诺莎”的口号，正是对新康德主义抛弃斯宾诺莎哲学影响的过激反应。同样因此阿尔都塞为了对抗黑格尔主义而“迂回到斯宾诺莎”，并非任意的选择，而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思想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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