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许渊冲：关于翻译学的论战

本文来源：中国知网

转自：应用语言学研习

关于翻译学的论战

许渊冲

北京大学 教授

引用：

《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10月发表了张经浩的“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 并组织了一场关于翻译学的大论辩。张经浩和劳陇在“揭破‘翻译 (科) 学’的迷梦”一文中所说的一样, 认为“纯理论凭空构造‘翻译学’, 不仅是不可能成功的, 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同一期发表了张后尘的“翻译学:欢迎深入扎实的基础工作”。提出:“总结翻译规律, 旨在建立科学的翻译学的尝试, 都是可取的, 也是值得敬仰的。”在我看来, 两派争论的问题是在对科学的理解上。张经浩所理解的科学, 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科学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张后尘所理解的科学, 是广义的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的规律就不能说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了。所以我认为:从严格的意义看来, 纯理论 (没有实证) 凭空虚构 (没有实践) 的, 自认为有指导意义的翻译科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从广泛的意义来看, 总结了翻译规律的, 描述性的翻译学 (不是翻译科学, 也不能说有指导意义) 又是可以建立的。

1951年董秋斯在“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中说:“翻译是一门科学……在工作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这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不是某些人凭空想出来的。”他的理论似是而非。他所说的科学自然是社会科学, 但是社会科学的规律能够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 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吗如果不能, 那就不能算是客观规律了。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现在我们就从董秋斯翻译的David Copperfield中的例子来看他遵循的是不是客观规律罢。

(1) 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l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 to cry, simultaneously.

1.据说, 钟开始敲, 我也开始哭, 两者同时。

2.据说, 钟声当当一响, 不早不晚, 我就呱呱坠地了。

(2) “Be firm with the boy. ... He knows his lesson, or he does not know it.”

1.“对待孩子要坚定。……他或是知道他的功课, 或是不知道。”

2.“对待孩子要严格。……他不是背得出他的书, 就是背不出。”

从以上几句的两种译文看来, 可以说第一种是科学派的译文, 遵循的是直译, 形似, 或“信达切”的原则或规律;第二种是艺术派的译文, 遵循的是意译, 神似, 或“信达优” (就是发挥译语优势) 的规律。既然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原则或规律, 那就说明翻译原则, 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规律, 是依译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那就不能算是客观规律了。所以我认为文学翻译和文学译论都不是科学, 而是艺术。

有人 (如张今) 认为翻译和译论既是科学, 又是艺术。那就要问:科学和艺术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看来, 科学是不依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而艺术却相反, 是依艺术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么, 文学翻译和译论怎么可能既依主观意志为转移, 又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呢所以我认为应该说:文学翻译有的地方可以用科学派的译法, 如译例中的“据说”, “对待孩子”;有的地方该用艺术派的译法, 如“不早不晚”, “背得出, 背不出”。据电子计算机统计, 西方语文 (如英法德俄西等文字) 之间的翻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而中西语文的互译却只有百分之四十可以用科学派的译法, 因此, 我认为中英之间的文学翻译和译论不可能是科学, 只能是艺术。

又有人 (如江枫) 提出“形似而后神似”的理论。并在《中国翻译》今年第3期对我提出了批评。但是从理论上讲, 中英文之间只可以找到40%的对等词, 勉强可以译得“形似”;60%却找不到对等词, 如何可能先译得形似而后再神似呢从实践上讲, 我们看看江枫如何批评我译的毛泽东词《昆仑》:“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I'll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

三个“一截”, 中国译本译成one piece, 美国译本译成one part, 都只形似;我的译文crest (顶部, 顶峰) , breast or chest (胸部, 山腰) , rest (余部, 山脚) 却是神似, 在中国翻译公司会上, 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时, 都得到了听众的掌声, 但江枫却说是歪曲了原文。我们再看看江枫是怎样“形似而后神似”的罢。美国女诗人Dickinson在诗中用了Majority一词, 余光中译成“济济多士”, 可以算是形似;飞白译成“成熟之年”可以说是神似;江枫译成“决定”, (均见《中国翻译》1998年6期) 完全是误译, 他却认为是“形似而后神似”。江枫译雪莱的《哀歌》, 短短十行诗内, 竟有十个错误 (见《外语与翻译》1996年1期50页) , 由此可见无论是理论或实践, 江枫都是站不住的。

《中国翻译》2001年4期发表了一篇“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认为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把对‘怎样译’的探讨理解为翻译研究的全部;二是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的态度, 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 却看不到理论的认识作用;三是片面强调翻译理论或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 ‘自成体系’, 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普遍性。”

作为“国内翻译界”在20世纪出版了50多部中英法文互译作品的译者, 我想我比没有出版过一部互译作品的空头理论家更有发言权。

首先, 国内翻译界并没有把“怎样译”的探讨理解为翻译研究的全部, 而只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关于翻译研究, 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认识论, 国内翻译界早在1987年的《外语学刊》和1988年的《外国语》中就提出了文学翻译超导论, 把翻译理论和物理学的超导作用联系起来了;今年《外语与翻译》第2期又发表了文学翻译克隆论, 沟通了文学翻译理论和生命科学最前沿的新成就。由此可见“误区”论者非常片面, 对国内翻译界的成就并不了解。

第二, “误区”论者认为“对翻译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是第二个“误区”。可见论者以为翻译理论不必有实用性, 不必受到翻译实践的检验。在我看来, 这个论者不但没有指出国内翻译界的“误区”, 反倒是要把翻译界引入最大的误区了。他说“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 这话不对!因为没有受到实践检验的空论是没有指导作用的。他又说“看不到理论的认识作用”, 这也不对!难道“超导论”和“克隆论”没有认识作用吗可见论者主观片面, 了解毫不深入。

第三, “误区”论者认为强调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 就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普遍性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特性与共性的问题。共性或普遍性应该是建立在特性之上的。不了解中国翻译的特性或特色, 如何可能知道中外翻译的共性或普遍性。从论者文中看来, 中外翻译其实是指西方语文之间的翻译, 并不包括中西翻译在内的。西方译者没有一个出版一本中西互译作品, 他们的“纯理论”怎么可能适用于中国译者并有指导作用呢这从理论上讲是不通的。从实践上讲, 西方的“纯理论”对我完全无用, 如果要说指导, 那就像是说一本《音乐原理》指导了贝多芬创作他的交响乐一样荒谬。

论者说西方“纯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 但比得上中国学派《文学翻译谈》 (台北书林公司出版) 中的认识论 (文学翻译:1+1>2) 深刻吗论者又说纯理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的地位”。但地位是靠译著还是靠纯理论来提高的呢这是常识, 根本谈不上理论了。论者还引用了美国教授Barnstone的话来作证。恰好这位教授来北京和我谈过话, 还送了我一本译诗集。他把毛泽东《送瘟神》中的“人遗矢 (屎) ”译成men lost arrows (人遗失了箭) , 把李清照的“寻寻觅觅”译成Seek, seek, search, search (你去寻吧, 找吧) 。根据这种实践提出来的纯理论能够指导中英互译的译者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中国教育报》今年8月9日第5版发表了“学术腐败问题答问录”, 文中提到了“出版物低水平”, “制造学术泡沫”, “名义上是学术论文, 专著, 实际上却差不多是学术垃圾。这种情况, 理科有, 文科更多。”希望我们翻译界不要“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 奥运会要审查参赛资格, 百米成绩11秒以上不能入选。刊物选稿也是一样, 希望主编要把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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