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泰斗许渊冲晚年评价老友：杨振宁是天才 钱锺书记忆力太强了

2021年6月17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距离本刊记者上一次报道许老，又过去了几载。这几年里，他摘得翻译界最高奖“北极光”奖，到达一生荣誉的巅峰，又经受了翻译风格与质量被质疑的风波；照料他大半辈子的妻子照君三年前离世，留下他形单影只。但所有这些，都不曾影响他对翻译事业的钟爱与反复体味。

就在今年上半年，他接受同行拜访时，依然还在畅春园家中电脑前翻译亨利·詹姆斯，并计划要翻译英美现代作家；依然如那年获“北极光”奖时的模样：声音响亮，表达激烈，身上满溢着异于常人的自信——或者说自傲。

他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出版译著150余本，涵盖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种类型，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对生活别无所求，在翻译上却极为较真。对美的孜孜以求，对“意译”和古诗英译押韵的执念，性格上的争强好胜，令许渊冲独树一帜，也因而饱受争议。翻译，既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成为他解决个人问题与看待世界的工具和方法。

93岁时，许渊冲自认尚处在“功利与道德境界之间”。如今，在另一个世界里，他是否已达成所愿，跨越自然境界，抵达天地境界？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封面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本文首发于2014年

“杨振宁是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

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

2014年8月22日，外文局礼堂，中国翻译协会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和他年龄相仿的昔日西南联大同窗杨振宁和王希季皆到场祝贺。

因为前两年动过手术，许渊冲上台时步伐较慢，耳力也不算好。但只要一开腔，就有震撼性的“音效”。

“他不是因为耳朵不好才大嗓门，他大学一年级嗓门就这么大了！”杨振宁说，“我们3个人分别在文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并不太熟。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大分别，我和王希季活动范围小，许渊冲就不一样，他很活跃。西南联大当时的漂亮女孩儿，他都追过！”

坐在舞台正中的许渊冲没有听清，待身边人凑近耳朵解释方才明白。他摆摆手，脸上露出坦荡的笑容。

这一天，他或许等待了一辈子。

作为和傅雷、钱锺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经出版了150多本译作和翻译理论，涵盖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种类型。“精通这3种语言，能够互译，而且有作品出版。能做到这点的，全世界绝无第二个。”这是他平生最为得意、屡屡自夸的一点。他翻译《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这些赞赏许渊冲笑纳了，但他更乐意抓紧时间，做点实事。授奖仪式上，简单致谢后，他便把演讲变成了个人翻译理论和心得的分享。从《诗经》到毛泽东诗词，一首一首地讲解许译的妙处。讲到畅快处，会把短袖的袖口还往上撸，或者手掌啪啪地碰到麦克风。

“你们看看，这像是一个和共产党同龄的人吗？”授奖仪式上，最后发言的嘉宾、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问。

——任何时候，只要谈起翻译，耄耋之年的许渊冲便成了李肇星口里说的ageless。

授奖一周之后，记者前往他在北大的家中拜访。他兴奋地拿起手中的《李尔王》英译中手稿：“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译本有他们的优势，但他们翻的没有玩笑味儿，而且卞之琳太强调对等。比如这句‘那篱雀养大了杜鹃鸟，自己的头也给它吃掉’。我翻成‘麻雀喂大了小鸟，小鸟要咬它的头’。‘篱雀’和‘杜鹃鸟’虽然字面是精准，但谁知道这句话是表达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说的是，李尔王养大了女儿，现在女儿却要来对付他。只有翻出‘小鸟’才能表达这个意思啊！”

“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到这个年纪还在翻译莎士比亚，一定有着强大的思想支撑。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多年来，他是翻译界的“少数派”。他的“过度”意译风格长期不被人接受，甚至被斥为“乱译”；倡导译诗要押韵，也和国内多年流行的分行散文诗译背道而驰。

率性、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他在自传《追忆逝水年华》中大方罗列出了国内外对他的各种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即便是翻译界的泰斗傅雷，他也认为并非不可逾越：“可以拿我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比，整本水准绝对高过他。你随便摘10段出来，我不怕。”

授奖那天，《北京周报》记者刘云云和同事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位闻名已久的老前辈。在他们眼中，许渊冲就是一个特别活跃的老头。“他能把古诗词的意境翻译得那样美好、纯粹，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只有聪明的人才能有如此强大的联想功能，才能博闻强识，并且自如地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切换。看得出来，他已经被压抑好久了，自己的理念终于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有种‘终于翻身了’的感觉。”

一章一句都是真性情

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尽量在形式和内容上忠实于原文。许渊冲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西方语言里，英、法、德、俄、西语90%可以对等，但中国语言和西方语言的对等只有50%。怎么办呢？”他认为译文可以和原文不对等，“要发挥译语优势”。还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竞赛，译文甚至可以超过原文，“文化交流的目的是双方得到提高。”

这种“优势论”和“竞赛论”，成了他在翻译界最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冯亦代、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他与王佐良发生过一次论争。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诗《风灵》描述了灵感的稍纵即逝，西南联大学长王佐良的翻译是：“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渊冲诘问：“前面两句没问题，两件一刹那是啥意思？”他译成“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

“王佐良说我这个‘酥胸’的译法是鸳鸯蝴蝶派，他们就强调对等。“他们讲究对等，不光内容，形式也要对等。问题是他们光是把剑亮出来，刺下去，我是把剑根也拿出来了。我是内科派。我这次得奖，就是‘内科派’对‘外科派’的胜利！”许渊冲用手比划出刺剑和拔剑的动作。

他们之间的争议是否影响到二人交情？许渊冲对此沉默了片刻。“不好说。我申请北大的博士生导师，王佐良说和我‘意见不同’，就压下来了。他认为我是错的……从1992年一直到1995年王佐良去世前半年，《中国翻译》都不登我的文章。”

此后，许渊冲与江枫有关翻译中形似与神似的论战被称为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江枫主张翻译应先形似而后神似，而许却认为在形似与神似统一时，译文可以形似，在二者有矛盾的时候，译文应该神似。

南京大学教授许钧和许渊冲已有二三十年的交往，曾就许的“优势论”等观点和他有过专门争论。但许钧认为，这种争论很有意义。“许老先生敢说敢想，非常好。到现在他给我寄书，都会写‘许钧小兄雅正’。我可比他小33岁呵！这些争论从没有影响到彼此的交往。”

不少人读《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语气狂放。有人描述，这本回忆录给人感觉“在人情上，他似乎不是中国人。倒有点像是从新大陆来的……他非常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倒都是真性情”。

在“北极光奖”授奖仪式上，许渊冲则谦逊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属于全体中国翻译者的。”

“这次国际上承认了，如果国内还有反对的，还可以驳一驳。我不怕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在家中受访时，许渊冲告诉我。话语体系里，还隐约带着过去年代的痕迹：“我现在能‘打倒’他们，说明我是有道理的。”

“诗译英法惟一人”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boat.

——柳宗元《江雪》，许渊冲翻译

几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他的全民医保改革议案时，许明将这首《江雪》寄给了他和一个共和党议员。那个共和党议员本来准备随大流，和其他“同党”一起对医保议案投反对票。但在读到《江雪》后，非常欣赏其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独立精神，随之做出了独立于党派之外的选择，改投了赞成票，最后医保议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奥巴马知道后很高兴，还给许明寄了信件和照片，说许明是他的“厨房内阁成员”。

“你说文化的力量有多大？它看不见、摸不着，没法像数学那样精确计算，但是中国文化的魅力，经过我的意译，就能让西方人感动。”《江雪》的英译者、许明的父亲许渊冲说。

相对于“优势论”的学术争议，许渊冲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早已得到了国内外的公认。但这条路的探索，却是从挨批斗开始。

1950年代初，他被说成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每年都要受到批判。由于曾在陈纳德麾下当过翻译，差点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幸好审查了一年之后，得出“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才幸免于难。接着是“反右”，“翻译的路子一下子全堵住了，只剩翻译毛泽东诗词这一条路。”

有一次在烈日下陪斗，又热又累，度日如年。许渊冲忽然想起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默默地背诵，并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

“说来也许叫人难以相信，我一译诗，就把热、累、批、斗全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到我把全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

毛泽东的《为女兵题照》中有句“不爱红装爱武装”，他把“红装”译为“powderthe face”（涂脂抹粉），把“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面对硝烟），恰好表现了“红”与“武”的对应和“装”的重复。谈到此处时，他说灵感很重要，但灵感也来自于生活。“这个‘facethe powder’就是我大二时看英文报纸记下来的。”

1980年代，许渊冲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例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翻成“Youcan enjoy the grand sight，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这个有对仗美，而‘千里’，你要翻成li或者miles，都不好。把‘楼’翻成floor或者storey，都不是那个感觉。诗意全没了。”

在不违反求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这是许渊冲一贯的坚持。“贝多芬甚至说过：为了更美，没有什么规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苏联人听了没觉得好。“因为他们不像中国人，不理解月亮是代表团圆的。他们没这观念。如果照字面翻，那确实是看不出美来。”许渊冲认为自己翻成“床曾经在如水的月光中，于是我也沉浸在乡愁中”，是一种再创造。“译成外文，必须为外国读者着想！”

语言学家吕叔湘曾专文提出，诗歌翻译成诗歌不好，不如译成散文。许渊冲认为，如果把诗歌翻译成散文，就会破坏唐诗原有的风格。后来吕叔湘接受了他的观点，并邀请他重新合编《中诗英译比录》，“原先这本书只收录外国人翻译的中国诗歌，后来把我的译作也收进去。吕先生的学者风范，真是令人敬佩。”

许渊冲近乎固执地坚信，原诗押韵，译者便有责任译成韵文。但在后现代诗风盛行的当代，押韵被视为腐朽，批评家和不少现代诗人指责“因韵害义”。因为不同意押韵，王佐良没有加入唐诗300首的翻译队伍。

有年轻学子读过许渊冲翻译的唐诗，直言“译者风格尽显，而诗人风格全无”，且韵脚过于重复。许渊冲回应：“艾略特说过，个人的才能有限，文化的力量无穷。个人的风格是个小问题。比如李白，我觉得只有我才传达了他的风格，你也可以说那是我的风格。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宣扬了中国的文化。”

尽管争议很难有定论，但他的学生余石屹觉得有一点是能说明问题的：“目前看来，西方采用中国人翻译的书很少。许先生在这一点上是不错的，他的译诗在国外出版了不少，有的被选进了大学教材。”

许渊冲的自我点评更加狂傲：“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他说在一生的重要关头，他没有考上公费留学。“假如我也去了美国，那20世纪就不一定有人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了。”

《山西文学》主编、作家韩石山曾在某报发表文章批评《许渊冲的自负》。许渊冲也以《是自负还是自信》，进行有理有节的回答。结果投到同一报纸，对方却未予发表。老先生坦荡荡地找到韩石山，说“要不发在你们《山西文学》上吧？”韩慨然说“好啊好啊”。于是两人成了朋友。韩还书写“春江万里水云旷，秋草一溪文字香”的条幅，送给这位忘年交。

我在许家客厅里看到了这幅字，许渊冲笑道：“呵呵，他这话看不出是褒是贬，意思颇有些暧昧！”

不过韩对许的心悦诚服并不止这一桩。

1998年暮春，德国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来京演出，演奏了著名作曲家马勒的《大地之歌》。乐曲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名为《寒秋孤影》和《青春》，并特意注明是法国诗人戈谢根据翻译的中国唐诗创作。

现场听众中不乏专家，却无人能辨别出这两章究竟取自何首诗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示：“一定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两首唐诗搞清楚。”

许渊冲回忆，中国诗词学者研究了一年，毫无结果。他注意到《寒秋孤影》作者的德文歌词署名是TschangTsi：“这是张继。”他随即找出戈谢的《玉书》进行中法文比照，再按照这位印象派女诗人惯用的“拆字法”逐一分析诗中句子：由第一句的“霜”字猜出是“月落乌啼霜满天”，第二句的“心上秋”合成“愁”是“江枫渔火对愁眠”，他由此断定第二乐章是张继的《枫桥夜泊》；又根据“玉虎”合成“琥”而猜出“玉碗盛来琥珀光”，并断定第三乐章是李白的《客中作》。

一桩文化悬案终于被破解。韩石山提及此事时说道，“这是要真功夫的。”

“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回顾我这一生，小学是全市最好的小学，中学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不过我在这些最好的学校里，只是一个不上不下、时高时低的中等人物，也就是‘人中人’。”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那时我们都崇拜那些不怎么学习、但成绩也很好的学生。觉得那才叫厉害。”许渊冲回忆，大一英文期末考试，两个小时，杨振宁只用了一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课的考试，不是100就是99分，“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了。这不是天才吗？”

他在回忆录中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在那个战火纷飞却群星璀璨的年代，这所学校几乎聚集了全中国的精英。

1949年，西南联大校友会成员在巴黎欢迎到访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右二），左二为许渊冲

外文老师叶公超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许渊冲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叶公超却问：“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许渊冲诚恳地自省。

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冯友兰讲哲学，柳无忌讲西洋文学，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于朱光潜和钱锺书的言传身教。

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把原文译成英法文时要尽可能押韵，使诗歌保持其情义音形，来胜过现代散体的译文。

1978 年初的诗歌译坛仍然是分行散文一统天下。许渊冲把毛泽东诗词的译文和译论一同寄给朱光潜请教，后者在信中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1983 年我到北大任教，朱先生那时87岁了，还亲自来看我，赠我一本《艺文杂谈》。书中说道：诗要尽量地利用音乐性来补文字意义的不足。又说：诗不仅是情趣的意象化，尤其要紧的是情趣的形式化。我从书中找到了译诗‘三美论’的根据。”

钱锺书留给学生许渊冲的印象不仅在于其才智过人、妙语迭出，还有“成为一代宗师之后，谆谆嘉勉后人”。1980年代以来，为了诗词翻译中的问题，他屡次写信向钱锺书请教。后者都不吝回复点拨。“文革”后，有同仁见许渊冲翻译苏诗，还曾以“翻译老古董”作评。钱锺书回信第一句，就把汉诗西译称为“壮举盛事”，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我最佩服钱锺书的就是他能‘化平凡为神奇’，了不起。他说中文是duo（二重奏），西方文化是duel（决斗），中国强调和谐，西方强调对抗。这个说得太对了！在记忆力上，我可不如钱锺书。他太强了，过目不忘！”

收到许渊冲寄去的英译《李白诗选一百首》，钱锺书回信，笑称“可惜李白不懂英文，假如活到今天，一定会和你（许渊冲）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但钱把传真看得重于求美，认为翻译不是创作，这和许渊冲的意见不同。“钱先生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可见他的学者风度。”

“他是个特纯的人”

授奖归来，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许家卧室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不经人介绍，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

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上9点左右起，到阳台上做操——做的还是“马约翰操”，那是西南联大最好的体育老师留给学生的“遗产”；吃完早饭，开始翻《莎士比亚全集》；午睡起来后，看看报纸，便骑着自行车去宫门了。

年过九旬的老人，因为骑车已经摔过两次。“劝过他别骑，不听。这么大的年纪，爱喝冰绿茶，爱吃甜食。像个孩子。”夫人照君的埋怨里，有着一股疼惜。

她说，老伴儿晚上7点看完新闻联播，晚饭后一定出去散步。回来以后就“来劲”了，继续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我现在也不用功啊，一天才1000字。要是用功，早就不干了。只是觉得有趣才干。这也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许渊冲轻描淡写地说。

提起杨振宁在授奖大会上的“爆料”，他毫不躲闪地回敬了这位老同学：“杨振宁调侃我，不过他比我强啊，他都找了两个（夫人）了，我还是一个，哈哈。”

出版自传《逝水年华》时，许渊冲已是八旬老人。他在书中大方地写自己与同学小林的“阳宗海之恋”，对一位叫如萍的女子的刻骨思念，以及在巴黎与外国女郎的甜美邂逅、温柔缱绻。

夫人照君对此毫不介意，“那时候他风华正茂，那些也都是在我们之前的故事，很正常啊。”她向记者展示他们相恋时的黑白照片，“许先生年轻时又高又帅，五官又好，很潇洒！”

她说自己从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性上，和许渊冲其实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是抗日英雄家庭出身，留苏以后考上人大。当时完全是被他的才华倾倒……他个性特纯，不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那种。”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就连层层叠放的老式行李箱里，摆着的也是书籍资料。客厅的沙发对面，有一张搭着蚊帐的小床。许渊冲每每看书、翻译过后，便在此歇息。

“最开始译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千字）才9块钱，那时候月工资是150块钱。解放前是需要我倒贴钱去翻译出书的，解放后翻译第一本，得了500块，很满意了。后来千字变成20块，到90年代初还是。这得怪西方，因为英文和法文德文太像了，互译很容易，所以翻译不值钱。重印就更不值钱了，大概千字几分钱，奇低无比。要不是我有教书的工作，光靠翻译肯定饿死。”

如若不问，老人对这些也不会多提。照君说，“中译英和中译法的稿酬用的是版税计算，许先生拿10%。但这些书印数少啊，说起来钱也不多。”

那像企鹅出版社那样的国外大社，稿费应该不少吧？

“对，他们给的高多了。90年代给过16000英镑，可也让国内出版社拿了，我们一分钱没拿着。这回清华出的《从诗经到毛泽东诗词》（暂名），许先生这一辈子的精华都在里头。精装书定价要一百多块吧，他一分钱稿费也不要，权当做贡献了。”

如今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在授奖仪式上提起美国插手南海事件，在书中也写道，“现代西方文化的缺点正是见利忘义、以强凌弱，所以天下不得太平。”

在他看来，美国在罗斯福当政时还是重义的。“到了杜鲁门，日本便成朋友了，日本可不是可靠的。珍珠港事件时，‘利义合一’的时候，他们取义。到后来不合一，便取利了。安倍现在居然说，轰炸广岛是不对的，慰安妇也是自愿的。这个太坏了。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政府）还是对的。”

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赶英超美”、希望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焦虑。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

由于“反右”和“文革”，一耽误便是二十余年，他在心里琢磨：“小平同志号召，到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我打算出20本书。这样才能挽回中断20年的损失。”结果在20世纪末前，他已经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走我这条路的人多了，中国文化就是世界一流了。”

他一直铭记老师冯友兰提出的“四重境界”：“我现在，应该是在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之间吧。什么时候，道德境界变成自然，那就是天地境界了。可是，世间有几人能做到？”

（参考资料：许渊冲著《逝水年华》《往事新编》，《许渊冲：诗译英法惟一人》《许渊冲：翻译家的自信与自负》。感谢外研社付帅先生对本文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