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丁浪与《北京晚报》

近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的创始人之一，著名记者、编辑丁浪同志逝世。

自1956年在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丁浪同志被分配到《北京日报》任副刊编辑。1958年3月，《北京晚报》创刊，丁浪同志调该报编辑“五色土”副刊，曾组织谢觉哉、徐特立、陈毅、朱德、王震、邓拓、廖沫沙、夏衍、袁鹰、袁文殊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家、艺术家写文章，为他们开辟专栏。

浪花归海，文字长存。《北京晚报》五色土特辑丁浪同志旧文，以表深切缅怀，回顾丁浪同志笔下风采。

电影“青春之歌”是这样改编的

——访杨沫同志

“青春之歌”改编电影的消息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的关心。从座谈会上，从来信中，许多读者对整个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处理、情节的安排和如何弥补原小说的不足等等，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不少是相同的，也有不少是相反的，读者非常想知道作者到底是怎么改编这部小说？为此，我访问了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杨沫同志。

杨沫同志首先谈到改编的主题思想。她说电影仍将以林道静的成长过程贯穿全剧。通过林道静在党的培养下走向革命的道路，阐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走向广阔光明的大道。同时小说中出现的那些老共产党员的形象，在电影中也企图使他们更加鲜明，以便展示党在白区艰苦的地下斗争和他们忘我的高贵品质。

杨沫同志说北影厂已确定将这部电影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从林道静跳海自杀开始，到林道静出狱入党结束。下部主要是想从多方面反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弥补小说中的不足之处。

接着我们谈到一些读者所关心的问题。杨沫同志说，经过编导多方面的考虑，剧本最后是这样确定的：

一、卢嘉川与江华合不合并的问题。决定还是不合并。主要觉得卢嘉川的死，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许多革命者倒下去了，许多新人又站起来，前仆后继，永不停息。在当时，事实上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和林道静从始至终保持联系。再说卢嘉川这样的烈士何止千万，他的牺牲对林道静的作用很大，影响也很深。他的死并不会减弱战斗的乐观的气氛，相反的会更深刻的震撼主人公（也是观众）的感情深处，促使她坚决为光辉的未来而战斗。

二、林道静的思想发展，应当更合理、更清楚、更使人信服。时代气氛不足之处也将在电影中设法给予弥补。

三、其他人物的合并问题——小说中人物太多了，放在电影上就不好办。为了突出林红这个人物，就把徐辉的一些事迹加在她身上。罗大方没有了。江华也不像小说那样，在卢嘉川死后才出场，而是用各种办法，使他的形象一开始就比较突出。

谈到这里我插了一句：“除了人物更集中之外，电影还有那些地方与小说不同了呢？”杨沫同志说：主要不同的地方有这几点：

一、定县的斗争改为农民的麦收斗争，江华来领导这个斗争，林道静也参加了。从这里她看到农村革命斗争的力量，也看到了自身的弱点并受到锻炼。

二、加强了林道静第二次被捕后和敌人的斗争过程。原小说写得比较简单，但电影要以这个斗争做全剧的高潮，因此从各个方面写了敌人的狠毒奸诈和林道静经受的多方面考验。同时在这场戏中还要把林红写成狱中斗争的领导者，把她的从容就义写得充分一些。

三、正面出现了卢嘉川被敌人集体枪毙的悲壮场面。

四、北大南下示威一场，正面写林道静看见了北平车站学生卧轨的场面。其他改动的地方还是不少的，但无法一一说清了。

杨沫同志说，这次改编她一共写了三遍稿（二稿在2月7日出版的“电影创作”上发表）。二稿写完后经过北京电影制片厂全体职工的讨论，北影和北京晚报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以及中国青年、文艺报展开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后，她吸取了来自各方面的宝贵的意见，又再修改了一次。当改写三稿的时候，也碰到了一些不易解决的困难，譬如她对监狱里的斗争、麦收斗争、和南下卧轨等的生活积累不足，于是她亲自去拜访了几位当时领导或参加了这些斗争的老同志，得到这些同志的帮助，困难很快地就解决了。因此她说，这次改编本由于走了群众路线，得到了多方面同志的关心与帮助，也得到了几位导演同志和其他创作人员的协力合作。因之，小说中的优点保存下来了，缺点也得到了不少纠正。最后，她一再谈到，要感谢广大的读者对这次“青春之歌”的改编给与的关心和帮助。

（1960年3月15日《北京晚报》）

访徐老

正当东风浩荡、形势无限好的时候，党的生日又来临了。在这庄严的时刻，自然地使人想起了那些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的革命前辈。是他们以艰苦的斗争给我们带来了最美好的春天。为此，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在“七一”前夕，访问了革命老人徐特立同志。

徐老的住房非常简朴，就是书多。他老人家布衣布履，精神焕发，是那么平易近人。听说徐老今天整整看了一个下午的书，我不觉失口说：“徐老，您年纪这么大了，还是少看点儿吧！”徐老爽朗地笑了，那在艰难的革命岁月里所刻下的每一道皱纹，好像都挂满了笑意。他说：“我不老，现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天不学，等于二十年不学，你说行吗？”

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快乐地说着“我不老”，这三个字一下子深深地打进我的心里。徐老是不老，因为他老人家有一颗永远年青的心。我不禁想起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一九二七年，那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许多同志牺牲了，不少动摇分子逃跑了，甚至投降了。就在这个时候，徐老却挺身而出，坚定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千万革命前辈一起投入战斗。我说：“徐老，您入党的时候，环境多么艰难啊！”

“不！一个人要是只知道艰难，他是不会去做的，要看到艰难后面就是胜利。环境越艰难，就越会出聪明人，因为他要改变环境，不懂就学，就闯。”接着，徐老谈起井岗山前后的斗争情况。

那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没有大炮、也没有兵工厂，只有红缨枪和少数的步枪。所以，我们就学会了打游击战，敌进我退，以小胜大。用红缨枪缴敌人的步枪，用步枪缴敌人的机枪，又用机枪缴敌人的大炮，后来连飞机也被我们缴来了。敌人不仅给我们送来枪弹，还送来兵。他们围剿一次，我们就扩大一次。长征也是这样，前人走不通的路我们要走通，前人没到过的雪山草地，我们也要闯过去……。

徐老炯炯的目光中，仿佛使人看到当年他老人家在长征的路上精神抖擞、昂首前进的情景。他说起过去我们如何白手起家、如何建立根据地、扩大队伍、发展组织，许多人如何从一字不识变成了文化人，变成了将军。他说：就这样，我们发展、壮大，推翻了三座大山，把一个谁都看不起的民族变成谁都看得起的民族。为什么革命发展能够这么迅速呢？因为我们有了先进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因此，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能战无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

于是，徐老谈起了革命者需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那是一把宝贵的钥匙，有了它就能使我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迅猛地闯开通往人类最幸福的世界的大门。

徐老就是一位好学不倦的老人。透过客厅的窗户，可以看见他的书房是满架满架的书籍，“毛泽东选集”放在最显目的地方。他老人家为了改造世界，博览群书，精通古今，四十三岁学法文，五十二岁学俄文，数十年如一日，从未中断学习。

停留片刻后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国家那么强大，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了呢？还不是。”

“将来，我们一定是什么都会有的。”我插了一句。

“那不能坐着等啊！就得要好好地学、好好地干、好好地闯，让它快点有。”徐老的声音是那么坚定，眼光里充满了信心和对年青一代的热望。可敬的老人啊！他八十多年的经历是我们一部最宝贵的无字的教科书。他就是为了让人类幸福的生活快点到来，让丑恶的东西快点消灭而坚决地干，坚决地闯的。他老人家总是说：“今天觉得昨天做得不够。”他总是以不断革命的行动，谋取子孙万代的幸福，并以此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

好好地学、好好地干、好好地闯，让有的更好，让没有的快点儿有，还有什么比它更使人感到幸福的呢？徐老的教诲，将永远鼓舞我们朝着共产主义前进。

（1960年7月1日《北京晚报》）

新春走访“老解决”

走进赵子岳同志家里，觉得他房间里的摆设跟主人一样朴素。记者听见许多年青的电影工作者都称他为赵老师，这一亲切的称呼里好像包含着什么，便问起他从哪时起搞艺术创作活动来的。他笑了笑，带着他平时那种特有的缓慢语气说：“搞艺术我从根儿就喜欢，搞算术就不行。”记者不禁被这一风趣的回答惹得笑了起来，难怪《锦上添花》的导演陈方千介绍，说赵老师是个喜剧人物。小时候，赵子岳同志学的是美术，抗战中间，他丢下画笔在太行山区演了八年抗战话剧。1950年，北影拍第一部故事片《吕梁英雄》，他临时被抓去扮演一个农民。打那时起就和电影结上缘了。十几年来他演了不少正反面角色：《新儿女英雄传》中的黑老蔡、《暴风骤雨》中赶大车的老孙头、《青春之歌》的地主、《红旗谱》的狗腿子李德才。现在又在《停战以后》扮演伪县长班长儒、《锦上添花》中的站长老解决。

记者听说《停战以后》和《锦上添花》是同时拍的，便问他是怎样掌握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的。

他谦虚地说：“作为一个演员，同时演两个不同的人物应该可以掌握的，但我还没有掌握好。”又说：“演员要创造一个人物，自己要在生活中书本上长期的积累各类型的形象。这些形象你不用时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嗯，你要用时，就能慢慢地像炼丹似的把他炼出来了。”

“那你是怎样提炼出来的呢？”

“别急，现在就谈实际的。”他说起话来总是不慌不忙，慢悠悠的。“我举一个外表的例子来说吧，不知你注意了没有，班县长的头上有一撮假头发，梳得光溜溜的。”

“为什么呢？”

“我小的时候，见过一些班县长这样的人物，庸俗、无聊、很会吹拍、生怕落在别人后面、爱赶时髦，又时髦得不怎么样，洋不洋、土不土，酸不溜湫的。我想在班县长身上突出这些特征，这撮假头发梳得油光蹭亮，就是为了这个需要。”

谈到老解决，他把帽子脱下，幽默地说：“老解决也是个秃头！”在他演过的角色中，老解决和他的本色最相近。据导演介绍，赵子岳同志为人纯朴、勤恳，所以在设计人物的时候，导演早就把他和老解决扯在一块儿了。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演主角，也是第一次演喜剧角色，负担要重一些，但是，由于他熟悉老解决这样的人物，演起来就易于表现出人物的品质，而不必在外型上作任何的夸张。

老解决（右）在看“小发明”的玩艺。

记者问他最喜欢老解决那几场戏时，他说：“要说最喜欢，要算‘三追’那场戏了。这场戏是在十三陵拍的。平常我的性子慢，别人笑我是‘慢半拍’，而老解决在这场戏里是很急的，慢可不行。所以，我得多下功夫，于是每天我带着干粮在河边练习，一个人追来追去，对着石头背台词，像发疯似的做戏……”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难怪“三追”那场戏他演得很干脆，拍得很顺当，导演相当满意。

我们谈得兴致正浓的时候，《锦上添花》中的“秦广播”（陈志坚饰）进来了，他来告诉“老站长”，北京站的铁路工人要与他们见面。他看见记者，还用“秦广播”那样的口吻说：“你来采访，那我告诉你个头条消息。”

“什么消息？”

“赵老师会变脸，这次是和谢添同志同场表演。”

（1963年2月1日《北京晚报》）

《野火春风斗古城》拍摄前后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已经拍摄完成，下月初就要在本市影院放映，这里想告诉观众一些有关影片的拍摄情况。

以谁为主角

据影片的导演严寄洲介绍，《野火春风斗古城》要拍电影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们每天收到许多来信。这对导演和演员来说，又是高兴，又觉得是个压力。观众对影片抱的希望越大，压力就越大，怕不能满足观众的要求，所以影片拍成后，还不断地进行修改。

把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搬上银幕，应该如何取舍呢？导演与小说作者李英儒反复地研究，最后才确定采用这条线贯串全剧——杨晓冬进城，策划关敬陶起义，目的是为了破坏敌人的抢粮计划，保护麦收。

小说以杨晓冬为主，影片则是以银环为主，着重写银环由脆弱到坚强的成长过程。围绕着银环成长，相应地改动了一些情节。譬如在小说里，杨晓冬被捕后，银环的情绪显得过于消极。在影片里作了不同的处理，着重写她积极地想办法营救杨晓冬。晓冬越狱的时候，在万分危急之中，她故意吸引敌人追赶自己，想以自己的牺牲掩护杨晓冬脱险。

虽然影片有紧张的情节，但导演极力避免那种过火的渲染，不想以情节取胜，而是试图努力去刻划人，竭力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冲突。由此便决定了影片的风格样式：是一部带点惊险倾向的正剧。

“问问演员自己”

金环、银环的戏很重，又是由一个演员来扮演的，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就转到王晓棠的表演上面。记者征求导演对演员表演的意见时，他没有正面回答，笑了笑说：“目前听到的意见不太一致，有人说金环演得好，有人说银环演得好。你可以去问问演员自己的意见。”我们便来到了另一个摄影棚里访问王晓棠。

王晓棠给人的印象热情、开朗。说话、动作都干脆利落。看来她演金环好像更接近一些，演银环这种腼腆、文静的少女，会有一些距离。按她的话说：“我几乎用了全部力量来塑造银环这个人物。”是啊，她在银环身上花费了很多的劳动。拍摄一开始，同志们就发现王晓棠变了，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再听到她尖着嗓门和别人争论了，而常常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听别人发言。待人接物也不一样了，说话不像以前放连珠炮似的，连走路的姿态也变得斯文起来。有时，你到她家坐坐，她一反过去的习惯，无论倒茶、送你出门，动作都是轻悄悄的，像个护士的样子。在整个拍摄期间，她都有意识地生活在角色之中。每天一早起来对着定音器定音，以便使金环、银环的声音有所不同。夜深了，她还在翻阅有关河北革命烈士的史料，准备第二天的戏。她找过一些护士、学生，帮助她一起共同来设想银环的形象。根据导演的要求，凡是重场戏事先都像话剧那样进行排练，广泛地听取意见后再进棚拍摄。

《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

原来有个秘密

她所以这样认真，原来有个秘密，她说：几年来，虽然也演过一些角色，但不够满意，觉得表演的痕迹比较浓，人物挖掘得不够深。这次很想通过扮演金环、银环这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人物，使自己的表演水平能够提高一步。在拍摄期间，她曾到保定访问了一些烈属，她被烈士的英勇斗争的事迹深深地打动着，她觉得如果不真实、不朴素地去表演，也对不起烈士。

这时候，导演在旁边插了这么一段话：“有几场戏晓棠费劲比较大。如韩燕来责备银环那场戏就拍了三次。头两次她过于激动，哭得太厉害了，反而破坏了艺术效果。过了一个多月，我又决定把布景重新搭起来，再拍一次。隔了那么长时间再拍，对演员来说，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她还是克服了。”

拍摄银环得知杨母被捕的场景。左二是王晓棠扮演的银环，坐着的是导演严寄洲。

演员的希望

在谈到金环、银环的表演，王晓棠一再地说到自己不足之处。她认为剧本突出了金环火辣辣的性格，强调了她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一面，这是对的，自己也着重去表现这一点，但觉得金环对自己人那种谈笑风生、热情开朗的一面表现得太少了，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多提供一些戏，金环的形象可能会更加丰满一些。而银环呢，开头那几场戏，为了表现出她文静、温柔的一面，倒给这个框框套住了，其实，戏还可以放得开一些。她说将来影片公映时，她很想听听观众的意见。

1963-12-04《北京晚报》

小兵在成长

——影片《小兵张嘎》拍摄散记

一天下午，我走进北影的摄影棚，想看看拍摄小嘎子参军的场面。一进门，只见导演崔嵬正在打羽毛球。对手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满身嘎劲儿，面对着身材高大的“老兵”，毫不示弱，瞪大了眼睛，简直像个小老虎。不用别人介绍，一看孩子的这股猛劲，就能猜到他是安吉斯，银幕上的张嘎。

一股子嘎劲儿

在摄影棚里，同志们不时地赞扬安吉斯，有的说他不娇气，有的说他能演戏。

有一回，拍嘎子与胖墩摔跤的场面。第一次没有拍好，等想再拍时，崔嵬发现他身上的汗水干了。其实，要往演员身上洒几点水就成，拍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崔嵬不愿意孩子走捷径，他对安吉斯说：“你到外面跑一圈，等出汗再拍。”安吉斯二话没说，马上执行命令，一气跑了几百米，还怕汗不够，又坐在水银灯下烤晒。不一会，汗珠直往外冒，他高兴的大喊：“崔伯伯，汗来了。”崔嵬说：“我就喜欢这股子嘎劲儿，有毅力，不怕苦，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解放以来，没有过一部影片像这部片子，小孩的戏是这么重的，几乎每个镜头都少不了他，如果演员没有点吃苦耐劳的劲头，还真不能完成任务哩。

崔嵬教嘎子（中）、胖墩（右）表演摔跤

慈爱而严格的妈妈

安吉斯的妈妈乌兰同志是老干部，自从安吉斯被选上当演员以后，她对儿子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拍摄期间，经常写信给安吉斯，叫他千万不能骄傲。有几次从内蒙来京，特地抽空找摄制组的同志问长问短，她最关心的不是儿子的胖瘦，而是儿子有哪些缺点，既慈爱又严格，对孩子有很深的影响。这次乌兰同志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来北影看样片。母亲看见儿子演得那么好，怎么能不高兴呢。但是，当同志们夸赞她的儿子时，她说：“我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他有多大的天才，有多大的能耐，我全都了解。现在他能演成这个样，看得出来，是导演下了很多功夫的。”

是呀，导演确实是花了不少功夫来培养这个电影战线上的小兵的。他常常给安吉斯讲部队小鬼的斗争故事，启发他去塑造小兵张嘎的形象。此外，又在生活上和安吉斯他们打成一片，打球、下棋，说说笑笑。说起下棋可真有点意思，崔嵬挺认真，要是安吉斯连唬带蒙地把他的“老将”吃掉了，他还真的“生气”哩。相处熟了，崔嵬慢慢摸到了安吉斯的脾气，他最大的特点是对事认真，不马虎。启发他演某一段戏，他非得想透了才去表演，从不照葫芦画瓢，也没有过不耐烦的情绪。安吉斯没有演过戏。开始时，几乎每个镜头都得崔嵬把着手教，有时为了拍一个镜头就得教三四个钟头之久。崔嵬说：“他肯学，又认真，所以进步很快，现在拍戏不怎么费劲了，在旁边一点就灵。”

新的一代很聪明，而且会变得更加能干，因为他们有上一辈人细心的指引和培养，也许是妈妈，也许是初次相识的导演……。

《小兵张嘎》海报

当个“纯粹”的解放军

说来也巧，银幕上的嘎子喜欢枪，安吉斯也真的很爱枪。不管跟前是谁，他看见枪就不免流露出真情：“这支枪要是给我多好，有它，上大兴安岭打猎也不怕了。”他喜欢打猎，有一次，哥哥带着他上山，迷了路，哥俩就在森林里烤野兔子过了一夜。

你以为他长大后想当猎人或者当演员？“不！”他用坚定的口吻回答：“我要当解放军。”

不知谁在旁边插了一句：“当解放军，也可以当个业余演员嘛！”

“不！我要当一个‘纯粹’的解放军。”他说的那么严肃，简直有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味道。

从他那稚气的话语里，不难发现，在这个幼小的心灵里，已经立下一个志愿——要像小兵张嘎那样去生活，去战斗。

影片里的小兵在成长，生活里的小兵也在成长着……

（1963年12月17日《北京晚报》）

唱支山歌给党听

前天晚上，才旦卓玛在民族宫剧场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她的歌声高亢圆亮，而又这样朴素动人，就像孩子对母亲诉说内心的话语一样。很多人异口同声问道：她怎么会唱得这么好的呢？为此，我到后台访问了这位二十六岁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

她正在化妆室卸装，脸上还挂着刚才演唱时的笑意。我把观众的反映告诉她：“你唱得真好，是从心里唱出来的，一听到你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马上让人想起你在旧社会受过的苦难。”

“开始唱这支歌的时候，一唱到这一句，我就要哭，怎么也唱不下去。”她的笑意消失了，那黑红黑红的脸上，仍然留下当年被寒风烈日吹打出的裂纹，这些裂纹里面藏着多少她童年时代的悲伤啊！

才旦家祖祖辈辈都是农奴，她很小就跟父母像牛马一样给农奴主干活。她父亲藏戏唱得很好，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就爱哼哼几句，慢慢才旦也学会唱几句了，放羊的时候，一上山顶，就放开喉咙唱。在那黑暗的年月里，穷人那有唱歌的权利？农奴主一听见才旦唱歌，举起皮鞭就往她身上抽。才旦说：“西藏农奴主的皮鞭真厉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年纪大了，也被他们的鞭子打得血淋淋的，我看了直哆嗦，比抽在自己的身上还难受。我还亲眼看见一些农奴活活被打死。所以，每唱这一句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当年的情景。感情一下子就进去了。”才旦又说：“我还远远没有把西藏人民对党的心意表达出来。西藏人民对党的感情那是多少支歌也唱不完、唱不尽的。”接着，她提起她的母亲——一个受尽苦难的老农奴，党帮助她翻了身，结束了农奴的命运。当才旦第一次将工资寄给她的时候，她流着泪到处对人家说：“这是毛主席给我的，是共产党给我的。”她临死前还嘱咐才旦：今后我们子子孙孙再也不会当奴隶了，你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共产党的话，共产党、毛主席比父母还亲。才旦说：“母亲说得对啊！党比父母还要亲。是党，把我们从苦海中救出来，把我这个农奴的女儿送进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是党，培养我入了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懂得要用歌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党，给了我一切。”

停了一会，才旦深情地说：“我有好多话要对党说，我真想唱支山歌给党听。”说着说着，她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起来，眼睛闪亮，流露出无限幸福的神采。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

现在，她一有演出的机会就唱这支歌，想多听听观众的意见，因为她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唱给毛主席听。

她说起了1957年的一件事。那时，她随西藏青年参观团来北京参观，毛主席接见了他们。那天，阳光灿烂，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毛主席走过来了，慈祥地跟大家握手。才旦一句话也说不出，就知道笑，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滚，怎么也擦不干，结果没有看清楚毛主席的脸。那天晚上，她激动得一夜没合眼。她说：“第二天一早，服务员热情地送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毛主席接见我们的照片，这时我才看清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么健康，我简直快乐极了。”说到这里，她爽朗地笑了，笑得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开朗。

从那时起，她常常这么想，如果能够唱首歌给毛主席听，那该多好。可是几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歌曲，现在她觉得这支歌最能表达西藏人民的心意了。她说：“我一定要努力唱好它，争取将来能够唱给毛主席听。”

她还谈了很多，谈到她的老师和同学们对她的帮助，谈到事业、理想，她说：“我还年轻，还有许多事情不懂，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可是，我一想到我们有这么好的领袖，有这么好的党，有这么好的同志，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能干得好。”

（2007年12月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