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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这个地方藏污纳垢,却带给他深刻的启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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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钢的琴》

今天分享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一篇文章,这是他为台湾麦田版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写的序言,大陆《文艺争鸣》曾刊登。

读文字,会让人想起纪录片《铁西区》的画面。世纪末寒冷的东北图景,艳粉街故事迷宫,被命运驱逐的人们,藏在冰面下的血气与深情。跟随这篇文字,再次重温那些历史与故事。

艳粉街启示录

——评《平原上的摩西》

王德威

双雪涛(1983年出生)是当代中国最被看好的小说家之一。201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出版,迅速引起关注。这部小说以他生长所在——东北沈阳市铁西区为背景,白描世纪之交的浮生百态,叙事精准冷冽,淡淡的宗教启示气息尤其耐人寻味。

近年来,双雪涛异军突起,显示了他状写现实的能量。他明显受到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王小波、海明威、村上春树都是他的师承。另一方面,他的故事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隐痛,写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群像。他有意无意地展现底层写作面向,也因此得到左翼批评者的欢迎。更有意义的是,暴露一个社会的颓败惫懒之余, 双雪涛预留了出走甚至超越现实的余地。书名《平原上的摩西》已经充满暗示性。

双雪涛

2010年,双雪涛还是沈阳市银行的一名职员,因缘际会,参加了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征文,以《翅鬼》一举获得首奖。之后他又得到台北市文学奖创作年金赞助,写出《天吾手记》(2012)。这两部小说成为双雪涛放弃银行工作、专事写作的契机。《翅鬼》讲述神秘的雪国里,有翅膀、能飞翔的“翅鬼”恒久受到没有翅膀者的奴役,直到“翅鬼”企求逃出雪国,引发惊人转折。《天吾手记》则处理一则沈阳少女的神秘失踪案,和一名年轻警察的探索考验,最后所有线索却指向台北。

沉沦与逃逸、邂逅与消失,隐晦幽深的恶与灵光一现的善相互纠缠, 是双雪涛在《翅鬼》《天吾手记》中频频致意的主题。然而是在《平原上的摩西》的铁西区艳粉街传奇里, 这些主题才落地生根、有了动人的呈现。

为什么是铁西区?铁西区是重工业区, 20世纪末经历巨大转型冲击。铁西叙事因此有了寓言向度:是东北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兴衰始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沉痛表白。而双雪涛为这样的叙事添加个人维度。他生长在铁西区的艳粉街,这个地方藏污纳垢,却带给他最深刻的启蒙经验。彳亍在铁西废墟里,双雪涛捡拾历史狂飙后的残骸,喟叹父辈所经历的信仰与挫败,反思年轻世代的艰难探索。但他不愿做出简单的论断,转而“横生枝节”,拟想救赎契机。他的故事阴郁荒凉,内里却包藏着抒情的核心。在那里,诗意显现,神性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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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鞍钢到铁西

《平原上的摩西》主要以中国东北沈阳市的老工业区铁西区为场景。故事中的人物多半和工厂有关。他们生长于斯,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地。但20世纪末国有企业重整, 曾经天经地义的体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1990年中期出现下岗现象, 一大批工人和他们的眷属、小区被迫另起炉灶, 其中包括了双雪涛的父亲和亲友, 以及小说中的人物。

《平原上的摩西》的场景是下岗现象之后的铁西。曾经的愤怒和困惑已偃旗息鼓,成为抑郁恍惚的日常。颓败的厂房、困蹇的居处、混乱肮脏的街道。闲人废人无以自处, 他们酗酒、下棋、撞球、游荡、斗殴,摆出的无非都是不甘就范的拟态。他们从以往大机制的齿轮坠落,坠落到无边的空虚里。而这空虚仿佛传染病似的,蔓延到他们子女身上, 以及周遭的一切。双雪涛多篇作品中都以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作为叙事者。由他的眼光看出去,父辈的困境难以自拔,同辈的堕落已是命运的必然。而这个少年将何去何从?

铁西区建制于1938年, 因位于沈阳市郊铁路西侧而得名, 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在东北最重要的工业建设之一。当时如三井、三菱、住友等日商都在此设厂。1949年后, 沈阳成为新中国机械制造业中心, 铁西更是重中之重。由苏联支持的上百工业项目均设立于此, 形成中国最大的工人聚落。

纪录片《铁西区》

1951年, 共和国第一枚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金属国徽即来自铁西, 象征意义自不待言。然而80年代以来,铁西面临国家企业转型的艰难挑战, 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区, 此时与弊端、污染、倒闭、下岗、民怨、治安败坏成为同义词。

艳粉街位于铁西区南端,原名艳粉屯, 清代曾是种植胭脂作物、用以进贡皇家的所在, 民国时代是贫民窟, 50年代中期形成街道组织。在双雪涛笔下:

一九八八年的艳粉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 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 属于通常所谓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 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 它形成于何年何月, 很难说清楚, 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已经面积扩大, 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 而又吐纳不息。

——《走出格勒》

艳粉街是双雪涛成长的所在,也是他小说想象的原型。现当代小说以地景作为叙述辐辏点的作品所在多有,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白先勇的《台北人》只是最明显的例子。双雪涛必须呈现独到之处。艳粉街龙蛇混杂,层层叠叠的棚户安置着千百社会底层生命。在居民嘈杂和喧嚣中,双雪涛感受到他们难言的隐痛, 以及由此而生的隐喻。堕落和痛苦能有什么样的救济?当暴力缓慢地渗入生存底线,是带来卡夫卡式的荒谬循环,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天启?艳粉街晦暗而沧桑, 深处却矗立着一座老教堂,光明堂。

2003年, 导演王兵曾拍摄一部长达九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 以最素朴的新式呈现这一大片工业区里荒凉的人事即景, 成为当代经典。艳粉街就是其中重要主题。另外张猛的剧情片《钢的琴》 (2010) 也以铁西为背景, 描摹下岗工人维持生活尊严的不易。作为小说创作者, 双雪涛如何藉由文字传达他的视野?我认为《平原上的摩西》必须安置在更广义的东北工业叙事脉络里,才能彰显小说的爆发力。

电影《钢的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东北接收此前日本和苏联重工业基础,迅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地区。不止铁西, 抚顺、鞍山、本溪、长春等地也各有傲人发展。东北以此和广大天然资源,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 地位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工业基本循苏联模式经营,但在1960年春,毛泽东提出“鞍钢宪法”, 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鞍山钢铁厂位居全国龙头, 毛泽东以此为他的工业论述命名, 自然有石破天惊的意义。“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一条鞭管理制——针锋相对。借此,毛泽东表明与苏联分道扬镳的决心, 以及中国工业所追寻的理想。新中国初期国家工业里, 既有个人的参与监督,也有集体的合作管理:工人既是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又是社会主义乐园的主人翁。“鞍钢宪法”就是个乌托邦叙事。

“鞍钢”经验和文学生产有什么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草明 (1913-2002) 、周立波 (1908-1979) 、马加 (1910-2004) 等人已经被委以写作工业小说的任务, 其中以草明最为突出。1948年她就推出《原动力》,叙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设立时一群工人群策群力、战胜自然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经过。

1950年草明再接再厉, 出版《火车头》,内容可从书名思过半矣。值得注意的是, 草明之后扎身鞍钢基地、实地体验工人生活, 终于在1959年完成《乘风破浪》,写的正是某钢铁厂工人努力争取当家作主,完成大炼钢铁的任务。自此“鞍钢”有了自己的故事。这类故事在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1971) 中达到高潮。

“鞍钢”叙事投射庞大史诗背景,已有天启意义。在这一语境里, 双雪涛的铁西故事才显现它的深度。当年的铁西何曾不就是另一个鞍钢?“时间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呼声有如《创世纪》般预言新纪元到来。但半个世纪后, “乘风破浪”的步伐濒临结束时, 竟是这样的拖泥带水、创伤处处。如果“两参一改三结合”真的成功, 就不会有工人下岗的现象了。

铁西之外,是双雪涛对家乡东北的无尽感慨。改革开放以后的东北遭遇种种挑战,不仅产业下滑,民气积弱,甚至人口不断外流,成为亟待振兴的区域。从“时间开始了!”到时过境迁, 双雪涛在纸上重访艳粉街,有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感触。然而面对故乡困境,他无意感时伤逝而已, 那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路径。他更要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中找寻幸存者——《圣经·乔布记》这样说:“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于你。”《平原上的摩西》关乎的不只是东北工人生存境遇的问题, 而更是东北人信仰的困境与回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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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者”与“报信者”

这些“报信者”是谁?他们是下岗以后酗酒蜗居在家的父亲[《大师》], 是曾经犯下杀人罪的父亲[《平原上的摩西》], 是徘徊火车上的残疾人[《跛人》], 是离家出走、刚刚堕入勒索行业的孤儿[《大路》], 是以好勇斗狠甚至以自残为傲的无赖[《无赖》], 是即将陆沉的山村里的流浪诗人[《长眠》], 是有精神分裂倾向的青年[《我的朋友安德烈》], 是一路走向堕落的女孩[《走出格勒》], 是监狱归来的和尚[《大师》]。

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从任何的角度说, 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 或根本就是无赖。然而双雪涛对他们别有一种亲近之感。《大师》里, 下岗的父亲百无一用, 唯独棋艺高超,没有敌手。某日他遭到一个无腿和尚挑战, 后者是当年手下败将。但再次鏖战的胜负关头, 父亲竟弃子投降, “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亮过。”和尚赢了棋局, 念头一转, 突然明白什么:“棋里棋外, 你的东西都比我多。如果还有十年,我再来找你,咱们下棋, 就下下棋。”《大师》的细节远较此复杂, 但双雪涛的叙事风格已经浮现。

生活的败北者是废物,是渣滓,却总有深藏不露的一面。父亲的棋艺空前绝后, 但在关键时刻却宁愿认输。和尚是谁?何以归来?而父亲又是怎么样的人?一股淡淡神秘气息萦绕不去。父亲逝后, 他的棋艺就此失传。

电影《棋王》

《大师》让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阿城的成名作《棋王》, 同样是以藏身民间的棋艺高手, 折射一个时代的平庸与无明。但双雪涛所安排的棋王是个父亲,这使他的故事陡然有了伦理向度。即使命运多舛, 父亲却在唯一可以赢得尊严的刹那突然松手, 成全对方。他似乎在和尚残缺的身体、历尽风霜的面容上, 印证了难以言传的、人我相生相克的共业,因而有了不忍之心。棋盘之外, 双雪涛刻画父亲真正能量所在——就是慈悲。

在《无赖》里,双雪涛描写了父亲的一个朋友, 好勇斗狠, 无所不为。却是这样一个下三烂收容了下岗后走投无路的父亲一家三口。此人神魔兼备, 夸示勇气的方式是用酒瓶痛砸自己的脑袋,玩命也就不过如此。然而当故事急转直下, 无赖竟挺身而出, 以自己的性命作为筹码。他倒下的那一刻, “好像有谁拉动了总开关——工厂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轰鸣起来, 铁碰着铁, 钢碰着钢, 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动, 疯狂地跳起了舞。”

在《我的朋友安德烈》里, 双雪涛的主角成为叙述者的同学, 一个“不学有术”的混混。从学校到社会, 安德烈总是不按牌理出牌, 处处违反人情世故, 但他面对是非曲直却又洞若观火。安德烈思考国家大事到宇宙问题,越发狂乱, 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他真的疯了么?一个世纪以前鲁迅的《狂人日记》于是有了最新版。

这些艳粉街上的人放荡而沉沦,却有某种坚持。当父亲自废武功时,当无赖以酒瓶砸向自己的脑袋时, 或当安德烈在精神病房里喃喃自语时,他们仿佛要以最有限的生命筹码,创造奇迹。经济伦理一向以“有用”是尚,双雪涛的人物俨然流露“无用”之用的可能。他们的行径如此不可思议却又若有所指, 以至有了奇异的审美暗示, 有了诗意。

双雪涛的“废人列传”包括诗人,因此并不令人意外。《长眠》是个晦涩的故事。叙事者是银行职员, 突然接到一个诗人旧友的死亡消息, 匆匆踏上了悼亡之旅。冰封的荒原, 即将陆沉的山乡, 真枪实弹的械斗,一切围绕着一具冰冻的尸体发展——一个诗人的尸体。就此, 双雪涛亮出了他的底牌。“死亡,是哲学的, 是诗性的。”唯有诗描摹生命的荒谬于万一, 也构成了荒谬的核心。小说以诗人的遗作《长眠》作结:

让我们就此长眠,

并非异己,

只是逆流。

让我们就此长眠,

成为烛芯,

成为地基。

让我们就此长眠,

醒着,

长眠。

诗人的文字犹如偈语,却成为我们思考双雪涛废人伦理的线索。在一个号称乘风破浪、天天向上的社会里, 诗人无所事事, 向死而生, 注定是边缘人。但“诗人并非异己,只是逆流”。他们咀嚼文字, 试图说出难以言传的真相:他们自啮其心, 回味着初心本味的苦涩。死的奥秘, 生的惘然,穿衣吃饭的日常中, 闪烁着生命的幽光

回到前述的铁西叙事。有多少年,共和国的宏大叙事运作有如机器,丁是丁, 卯是卯, 容不下任何运转意外。“自动纠错”、兴废立新不仅是国家建设的憧憬,甚至是道德立法的律令。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在四五十年代风靡一时,不是偶然。

电影《钢的琴》

80年代以来,宏大叙事迸裂, 但国家机制仍然运行不辍。唯有在虚构世界里, 废人——不论是颓废、残废、还是报废——纷纷出现,提醒我们那些被“包括在外”的主体。从韩少功的《爸爸爸》到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再到阎连科的《受活》《日熄》都是例子。

双雪涛是在这个脉络下叙说他的艳粉街故事。与前辈不同的是,他在废人群像中重新看见了重启伦理关系的可能, 更看见最另类的诗意。残缺的身体,报废的经历,无偿的信仰,无不成为这些人物铭刻、演绎生活意义的形式。他们身心的溃败成为隐喻,投射社会的、也更是生命的黑洞。但更重要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们带来奇妙的启悟契机。走出无物之阵,他们是“报信者”。

于是我们有了像《走出格勒》这样的作品。依然是乌烟瘴气的艳粉街。阴暗潮湿的撞球场、无所事事的青年男女、难以启齿的家庭创伤,烘托一个少年艰难的启蒙仪式。故事中少年父亲入狱,家庭破碎,前途黯淡。一日他随女伴出门远行,来到城外巨大的废弃矿场。空虚的厂区、高耸的煤山、怪物般的机器, 那是怎样狰狞而荒凉的废墟:

这是哪啊?我问。列宁格勒,她说。我大吃一惊说, 真的?她说, 傻逼, 旁边有字。在铁门旁边的石墙上, 有四个红字, 像是许多年前刷上去的, 好多笔画已经脱落, 不过还是能辨认出是“煤电四营”四个字。

——《走出格勒》

列宁格勒就是苏联时代的圣彼得堡,在这里成为不请自来的暗号, 召唤出“煤电四营”曾经追求的海市蜃楼。故事高潮,少年发现自己落单迷失在矿山间。天色已暗, 黑幕掩来, 无路可出。他闯到一摊积水边, 只见一只手浮出水面。情急下他脱下短裤, 将那手绑在一辆煤车的铁杆上, 一点点把溺水者拉出来——后事如何, 读者必须自行分晓。

1987年, 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启先锋写作。在那个故事里, 远行的少年最后陷在暴民反噬的僵局里, 动弹不得。二十多年后,双雪涛的少年出门远行, 闯进“煤电四营”。在最黑暗无助的情况里,少年却伸出援手,拉住那只即将沉没的手。虽然他功亏一篑,却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洗礼,终于走出“格勒”。我们要问,是少年救赎了那神秘的陷溺者?还是那只神秘的手救赎了迷路的少年?在那一刻看似徒劳的救援里,双雪涛写出了心中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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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超越”的方法

从“报废者”到“报信者”,双雪涛作品对超越面向的兴趣和描写, 已有评者纷纷指出。最明显的当然是他对《圣经》典故的引用。像是《大师》里的神秘和尚, 怀里竟然揣了个十字架。或《长眠》的篇头按语就是上述《乔布记》的金句:“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于你。”他另一本小说集《飞行家》里的《光明堂》更以一座教堂作为主题。而《平原上的摩西》的出处更是不言而喻。

双雪涛不讳言来自村上春树的影响。村上作品善于处理日常生活的小奇迹。淡淡的奇想悬念、似曾相识(uncanny)的邂逅与分离、无可承受之轻的生命思考, 曾被一个世代的全球小清新读者奉为经典。但同样的装置放在双雪涛的铁西世界里,毕竟格格不入。他早期的《天吾手记》就有这样的毛病。另一方面, 左翼评者也已指出, 双雪涛提醒我们瞩目经济狂潮下被席卷的工人阶层和无产者。他们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而他们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渴求、对群体关系的向往,正是时代与社会仍须努力的信号。

这些评论立场虽然不同,都指向双雪涛作品对所谓“神性”的思考。在当代中国文学里, 这是久违了的题材。80年代以来的寻根、先锋运动虽在题材和风格上做出极大突破, 但基本是新启蒙论述下操作的文学。那是“放逐诸神”的时代。吊诡的是,上个世纪末新左、新自由、新儒家三大阵营交战,竟然创造出不可思议的空间,为诸神归来铺路。

例如80年代曾经倡导基督神学的刘小枫改换方向,致力恢复汉代公羊学派谶纬之学的晚清脉络。以“天下论”知名的赵汀阳甚至提出将中国视为一个“政治神学”的概念。“中国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国本身, 或者说, 中国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为存在原则的中国就是中国的神圣信念。” “政治神学”始作俑者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中国魂兮归来。

知名学者汪晖也从鲁迅作品中找寻思想资源,发表了《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在他看来, 阿Q虽然粗鄙无文,但他暴起暴落的生命未必一无是处:至少在六个瞬间里, 阿Q显示他对社会的彷徨以及改变现状的微弱呐喊。中国的社会因循苟且,但在循环的过程中,政治潜意识也一样去而复返,幽幽萦绕,仿佛“有鬼”一般。阿Q因此没有白白牺牲,因为他求生存的本能已经显示中国主体性的“下层建设”仍然蠢蠢欲动,蓄势待发。汪晖称这种能动性为“向下超越”。

汪晖企图藉“向下超越”的论述,摆脱以往启蒙与革命的简单辩证。他质疑大人先生的高调,转而从社会底层如阿Q的身上找寻生命原初本能的动力。这样的论述其实前有来者,不是别人,就是1940年代倡导“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 (1902-1985) 。但汪晖走得更远, 强调生存的物质性本能就是“超越”的动机:他从而悬置了胡风所强调的主观性。

然而汪晖仍然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毕竟他所谓的“本能”本身已经被物化——或神化——为革命的唯一出路,与唯心的“主观战斗精神”成为五十步与百步的拉锯。而在革命世纪终了后谈论革命幽灵的永劫回归,除了发思古之幽情外, 难免为识者嘲讽为阿Q“精神胜利法”的重新包装。

我仍然认为“向下超越”有其批判力,但却无须再独沽一味, 仅从鲁迅作品中苦思微言大义。我们大可以从当代文学中找寻灵感。双雪涛的作品只是其中一例, 其他可参考的如韩松的《医院》 (2018) 三部曲等。而我之所以强调《平原上的摩西》, 正是因其对超越的方向和方法有独特见解。对双雪涛而言,他的作品当然始自人物“向下超越”的挣扎,但他并不排斥“向上超越”的可能

这不意味双雪涛对宗教或圣人有任何期许:他显然对凡夫俗子所可启动的一线灵光更心向往之。底层写作不必只和生命本能或浅薄的人道主义搭上线:在渴求温饱和欲望满足的同时,工人与农民一样有敬畏、慈悲、忏悔、谦卑, 以及爱的能量。这些能量必须落实在生命的艰难实践里, 以及“有情”之人的见证里, 而其结果难以预料。

《平原上的摩西》最受读者青睐的作品就是与书名相同的中篇《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小说采取多重视角,切入世纪末铁西区工人下岗的前因后果, 故事缘起则上溯到“文革”时期。人物包括转业成功的企业家、改行的出租车司机、意外受伤瘸腿的女孩、寻凶办案的老少两辈刑警,以及一位研读《摩西五经》的母亲等。故事的重心则落在一件让东北人心惶惶的连环抢劫凶杀案、阴错阳差的缉捕, 以及无从挽回的悲剧后果。

这篇小说里,双雪涛习于处理的原型人物基本到齐, 所有的角色和事件环环相扣。一路读来, 我们不能不为其间偶然关系所困惑, 并感叹生命的无常。然而只有将故事放回当代东北历史语境,从“文革”的混乱到国有企业解体, 从工人下岗到社会治安混乱,双雪涛苍莽的视野才有了依托。

《平原上的摩西》令人好奇的当然是小说何以如此命名。双雪涛可能认为上个世纪末东北所面临的困境如此沉重,他企图从宗教角度召唤天启,思考救赎可能。小说中的两位女性有机会研读《摩西五经》,与其说她们在寻找任何信仰皈依,不如说她们从读经过程中发展出相濡以沫的关系,作为向下或向上超越的准备。事实上,摩西率领子民出埃及、寻找迦南美地的典故仅仅点到为止,并不主导小说情节主线。哪个人物最令人联想到摩西也成为评者莫衷一是的话题。

电影《平原上的摩西》官方剧照

小说最后,凶杀案即将水落石出,青年刑警与残废女孩约在一座湖的湖心见面。他们各自划着船,背负着父辈罪与罚的秘密,也心怀彼此的盼望。但他们真能相见而和解么?湖水悠悠,载浮载沉,就在此刻,摩西分开红海的愿望出现彼此之间。但湖水真能分开,或化为平原,通向应许之地么?小说戛然而止。

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其实是个没有神迹的故事。也因此,他为“向下超越”的论述提供另一种解答方式。“神性”期待的不必取决于宗教启悟的有无,或革命幽灵是否复返, 但却与看待人间境况的意志与方法息息相关。沈从文论闻一多《死水》, 曾经如是说:

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 不为爱欲所炫目, 不为污秽所恶心, 同时, 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 那么透明的看, 细小处, 幽僻处, 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

从艳粉街出发,双雪涛前来报信。那信息的形式就是文学,就是诗

《平原上的摩西》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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