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这个地方藏污纳垢，却带给他深刻的启蒙经验”

电影《钢的琴》

今天分享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的一篇文章，这是他为台湾麦田版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写的序言，大陆《文艺争鸣》曾刊登。

读文字，会让人想起纪录片《铁西区》的画面。世纪末寒冷的东北图景，艳粉街故事迷宫，被命运驱逐的人们，藏在冰面下的血气与深情。跟随这篇文字，再次重温那些历史与故事。

艳粉街启示录

——评《平原上的摩西》

王德威

双雪涛(1983年出生)是当代中国最被看好的小说家之一。201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出版，迅速引起关注。这部小说以他生长所在——东北沈阳市铁西区为背景，白描世纪之交的浮生百态，叙事精准冷冽，淡淡的宗教启示气息尤其耐人寻味。

近年来，双雪涛异军突起，显示了他状写现实的能量。他明显受到现代主义风格的影响，王小波、海明威、村上春树都是他的师承。另一方面，他的故事触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隐痛，写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群像。他有意无意地展现底层写作面向，也因此得到左翼批评者的欢迎。更有意义的是，暴露一个社会的颓败惫懒之余， 双雪涛预留了出走甚至超越现实的余地。书名《平原上的摩西》已经充满暗示性。

双雪涛

2010年，双雪涛还是沈阳市银行的一名职员，因缘际会，参加了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征文，以《翅鬼》一举获得首奖。之后他又得到台北市文学奖创作年金赞助，写出《天吾手记》(2012)。这两部小说成为双雪涛放弃银行工作、专事写作的契机。《翅鬼》讲述神秘的雪国里，有翅膀、能飞翔的“翅鬼”恒久受到没有翅膀者的奴役，直到“翅鬼”企求逃出雪国，引发惊人转折。《天吾手记》则处理一则沈阳少女的神秘失踪案，和一名年轻警察的探索考验，最后所有线索却指向台北。

沉沦与逃逸、邂逅与消失，隐晦幽深的恶与灵光一现的善相互纠缠， 是双雪涛在《翅鬼》《天吾手记》中频频致意的主题。然而是在《平原上的摩西》的铁西区艳粉街传奇里， 这些主题才落地生根、有了动人的呈现。

为什么是铁西区？铁西区是重工业区， 20世纪末经历巨大转型冲击。铁西叙事因此有了寓言向度：是东北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兴衰始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沉痛表白。而双雪涛为这样的叙事添加个人维度。他生长在铁西区的艳粉街，这个地方藏污纳垢，却带给他最深刻的启蒙经验。彳亍在铁西废墟里，双雪涛捡拾历史狂飙后的残骸，喟叹父辈所经历的信仰与挫败，反思年轻世代的艰难探索。但他不愿做出简单的论断，转而“横生枝节”，拟想救赎契机。他的故事阴郁荒凉，内里却包藏着抒情的核心。在那里，诗意显现，神性乍生。

01

从鞍钢到铁西

《平原上的摩西》主要以中国东北沈阳市的老工业区铁西区为场景。故事中的人物多半和工厂有关。他们生长于斯，以此为安身立命之地。但20世纪末国有企业重整， 曾经天经地义的体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1990年中期出现下岗现象， 一大批工人和他们的眷属、小区被迫另起炉灶， 其中包括了双雪涛的父亲和亲友， 以及小说中的人物。

《平原上的摩西》的场景是下岗现象之后的铁西。曾经的愤怒和困惑已偃旗息鼓，成为抑郁恍惚的日常。颓败的厂房、困蹇的居处、混乱肮脏的街道。闲人废人无以自处， 他们酗酒、下棋、撞球、游荡、斗殴，摆出的无非都是不甘就范的拟态。他们从以往大机制的齿轮坠落，坠落到无边的空虚里。而这空虚仿佛传染病似的，蔓延到他们子女身上， 以及周遭的一切。双雪涛多篇作品中都以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作为叙事者。由他的眼光看出去，父辈的困境难以自拔，同辈的堕落已是命运的必然。而这个少年将何去何从？

铁西区建制于1938年， 因位于沈阳市郊铁路西侧而得名， 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在东北最重要的工业建设之一。当时如三井、三菱、住友等日商都在此设厂。1949年后， 沈阳成为新中国机械制造业中心， 铁西更是重中之重。由苏联支持的上百工业项目均设立于此， 形成中国最大的工人聚落。

纪录片《铁西区》

1951年， 共和国第一枚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金属国徽即来自铁西， 象征意义自不待言。然而80年代以来，铁西面临国家企业转型的艰难挑战， 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区， 此时与弊端、污染、倒闭、下岗、民怨、治安败坏成为同义词。

艳粉街位于铁西区南端，原名艳粉屯， 清代曾是种植胭脂作物、用以进贡皇家的所在， 民国时代是贫民窟， 50年代中期形成街道组织。在双雪涛笔下：

一九八八年的艳粉街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 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 属于通常所谓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 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 它形成于何年何月， 很难说清楚， 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已经面积扩大， 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 而又吐纳不息。

——《走出格勒》

艳粉街是双雪涛成长的所在，也是他小说想象的原型。现当代小说以地景作为叙述辐辏点的作品所在多有，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白先勇的《台北人》只是最明显的例子。双雪涛必须呈现独到之处。艳粉街龙蛇混杂，层层叠叠的棚户安置着千百社会底层生命。在居民嘈杂和喧嚣中，双雪涛感受到他们难言的隐痛， 以及由此而生的隐喻。堕落和痛苦能有什么样的救济？当暴力缓慢地渗入生存底线，是带来卡夫卡式的荒谬循环，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天启？艳粉街晦暗而沧桑， 深处却矗立着一座老教堂，光明堂。

2003年， 导演王兵曾拍摄一部长达九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 以最素朴的新式呈现这一大片工业区里荒凉的人事即景， 成为当代经典。艳粉街就是其中重要主题。另外张猛的剧情片《钢的琴》 (2010) 也以铁西为背景， 描摹下岗工人维持生活尊严的不易。作为小说创作者， 双雪涛如何藉由文字传达他的视野？我认为《平原上的摩西》必须安置在更广义的东北工业叙事脉络里，才能彰显小说的爆发力。

电影《钢的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东北接收此前日本和苏联重工业基础，迅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地区。不止铁西， 抚顺、鞍山、本溪、长春等地也各有傲人发展。东北以此和广大天然资源，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 地位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工业基本循苏联模式经营，但在1960年春，毛泽东提出“鞍钢宪法”， 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鞍山钢铁厂位居全国龙头， 毛泽东以此为他的工业论述命名， 自然有石破天惊的意义。“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一条鞭管理制——针锋相对。借此，毛泽东表明与苏联分道扬镳的决心， 以及中国工业所追寻的理想。新中国初期国家工业里， 既有个人的参与监督，也有集体的合作管理：工人既是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又是社会主义乐园的主人翁。“鞍钢宪法”就是个乌托邦叙事。

“鞍钢”经验和文学生产有什么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草明 (1913-2002) 、周立波 (1908-1979) 、马加 (1910-2004) 等人已经被委以写作工业小说的任务， 其中以草明最为突出。1948年她就推出《原动力》，叙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设立时一群工人群策群力、战胜自然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经过。

1950年草明再接再厉， 出版《火车头》，内容可从书名思过半矣。值得注意的是， 草明之后扎身鞍钢基地、实地体验工人生活， 终于在1959年完成《乘风破浪》，写的正是某钢铁厂工人努力争取当家作主，完成大炼钢铁的任务。自此“鞍钢”有了自己的故事。这类故事在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1971) 中达到高潮。

“鞍钢”叙事投射庞大史诗背景，已有天启意义。在这一语境里， 双雪涛的铁西故事才显现它的深度。当年的铁西何曾不就是另一个鞍钢？“时间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呼声有如《创世纪》般预言新纪元到来。但半个世纪后， “乘风破浪”的步伐濒临结束时， 竟是这样的拖泥带水、创伤处处。如果“两参一改三结合”真的成功， 就不会有工人下岗的现象了。

铁西之外，是双雪涛对家乡东北的无尽感慨。改革开放以后的东北遭遇种种挑战，不仅产业下滑，民气积弱，甚至人口不断外流，成为亟待振兴的区域。从“时间开始了！”到时过境迁， 双雪涛在纸上重访艳粉街，有太多不能已于言者的感触。然而面对故乡困境，他无意感时伤逝而已， 那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路径。他更要在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中找寻幸存者——《圣经·乔布记》这样说：“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于你。”《平原上的摩西》关乎的不只是东北工人生存境遇的问题， 而更是东北人信仰的困境与回归的问题。

0202

“报废者”与“报信者”

这些“报信者”是谁？他们是下岗以后酗酒蜗居在家的父亲[《大师》]， 是曾经犯下杀人罪的父亲[《平原上的摩西》]， 是徘徊火车上的残疾人[《跛人》]， 是离家出走、刚刚堕入勒索行业的孤儿[《大路》]， 是以好勇斗狠甚至以自残为傲的无赖[《无赖》]， 是即将陆沉的山村里的流浪诗人[《长眠》]， 是有精神分裂倾向的青年[《我的朋友安德烈》]， 是一路走向堕落的女孩[《走出格勒》]， 是监狱归来的和尚[《大师》]。

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从任何的角度说， 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 或根本就是无赖。然而双雪涛对他们别有一种亲近之感。《大师》里， 下岗的父亲百无一用， 唯独棋艺高超，没有敌手。某日他遭到一个无腿和尚挑战， 后者是当年手下败将。但再次鏖战的胜负关头， 父亲竟弃子投降， “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亮过。”和尚赢了棋局， 念头一转， 突然明白什么：“棋里棋外， 你的东西都比我多。如果还有十年，我再来找你，咱们下棋， 就下下棋。”《大师》的细节远较此复杂， 但双雪涛的叙事风格已经浮现。

生活的败北者是废物，是渣滓，却总有深藏不露的一面。父亲的棋艺空前绝后， 但在关键时刻却宁愿认输。和尚是谁？何以归来？而父亲又是怎么样的人？一股淡淡神秘气息萦绕不去。父亲逝后， 他的棋艺就此失传。

电影《棋王》

《大师》让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阿城的成名作《棋王》， 同样是以藏身民间的棋艺高手， 折射一个时代的平庸与无明。但双雪涛所安排的棋王是个父亲，这使他的故事陡然有了伦理向度。即使命运多舛， 父亲却在唯一可以赢得尊严的刹那突然松手， 成全对方。他似乎在和尚残缺的身体、历尽风霜的面容上， 印证了难以言传的、人我相生相克的共业，因而有了不忍之心。棋盘之外， 双雪涛刻画父亲真正能量所在——就是慈悲。

在《无赖》里，双雪涛描写了父亲的一个朋友， 好勇斗狠， 无所不为。却是这样一个下三烂收容了下岗后走投无路的父亲一家三口。此人神魔兼备， 夸示勇气的方式是用酒瓶痛砸自己的脑袋，玩命也就不过如此。然而当故事急转直下， 无赖竟挺身而出， 以自己的性命作为筹码。他倒下的那一刻， “好像有谁拉动了总开关——工厂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轰鸣起来， 铁碰着铁， 钢碰着钢， 好像巨人被什么事情所激动， 疯狂地跳起了舞。”

在《我的朋友安德烈》里， 双雪涛的主角成为叙述者的同学， 一个“不学有术”的混混。从学校到社会， 安德烈总是不按牌理出牌， 处处违反人情世故， 但他面对是非曲直却又洞若观火。安德烈思考国家大事到宇宙问题，越发狂乱， 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他真的疯了么？一个世纪以前鲁迅的《狂人日记》于是有了最新版。

这些艳粉街上的人放荡而沉沦，却有某种坚持。当父亲自废武功时，当无赖以酒瓶砸向自己的脑袋时， 或当安德烈在精神病房里喃喃自语时，他们仿佛要以最有限的生命筹码，创造奇迹。经济伦理一向以“有用”是尚，双雪涛的人物俨然流露“无用”之用的可能。他们的行径如此不可思议却又若有所指， 以至有了奇异的审美暗示， 有了诗意。

双雪涛的“废人列传”包括诗人，因此并不令人意外。《长眠》是个晦涩的故事。叙事者是银行职员， 突然接到一个诗人旧友的死亡消息， 匆匆踏上了悼亡之旅。冰封的荒原， 即将陆沉的山乡， 真枪实弹的械斗，一切围绕着一具冰冻的尸体发展——一个诗人的尸体。就此， 双雪涛亮出了他的底牌。“死亡，是哲学的， 是诗性的。”唯有诗描摹生命的荒谬于万一， 也构成了荒谬的核心。小说以诗人的遗作《长眠》作结：

让我们就此长眠，

并非异己，

只是逆流。

让我们就此长眠，

成为烛芯，

成为地基。

让我们就此长眠，

醒着，

长眠。

诗人的文字犹如偈语，却成为我们思考双雪涛废人伦理的线索。在一个号称乘风破浪、天天向上的社会里， 诗人无所事事， 向死而生， 注定是边缘人。但“诗人并非异己，只是逆流”。他们咀嚼文字， 试图说出难以言传的真相：他们自啮其心， 回味着初心本味的苦涩。死的奥秘， 生的惘然，穿衣吃饭的日常中， 闪烁着生命的幽光。

回到前述的铁西叙事。有多少年，共和国的宏大叙事运作有如机器，丁是丁， 卯是卯， 容不下任何运转意外。“自动纠错”、兴废立新不仅是国家建设的憧憬，甚至是道德立法的律令。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在四五十年代风靡一时，不是偶然。

电影《钢的琴》

80年代以来，宏大叙事迸裂， 但国家机制仍然运行不辍。唯有在虚构世界里， 废人——不论是颓废、残废、还是报废——纷纷出现，提醒我们那些被“包括在外”的主体。从韩少功的《爸爸爸》到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再到阎连科的《受活》《日熄》都是例子。

双雪涛是在这个脉络下叙说他的艳粉街故事。与前辈不同的是，他在废人群像中重新看见了重启伦理关系的可能， 更看见最另类的诗意。残缺的身体，报废的经历，无偿的信仰，无不成为这些人物铭刻、演绎生活意义的形式。他们身心的溃败成为隐喻，投射社会的、也更是生命的黑洞。但更重要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们带来奇妙的启悟契机。走出无物之阵，他们是“报信者”。

于是我们有了像《走出格勒》这样的作品。依然是乌烟瘴气的艳粉街。阴暗潮湿的撞球场、无所事事的青年男女、难以启齿的家庭创伤，烘托一个少年艰难的启蒙仪式。故事中少年父亲入狱，家庭破碎，前途黯淡。一日他随女伴出门远行，来到城外巨大的废弃矿场。空虚的厂区、高耸的煤山、怪物般的机器， 那是怎样狰狞而荒凉的废墟：

这是哪啊？我问。列宁格勒，她说。我大吃一惊说， 真的？她说， 傻逼， 旁边有字。在铁门旁边的石墙上， 有四个红字， 像是许多年前刷上去的， 好多笔画已经脱落， 不过还是能辨认出是“煤电四营”四个字。

——《走出格勒》

列宁格勒就是苏联时代的圣彼得堡，在这里成为不请自来的暗号， 召唤出“煤电四营”曾经追求的海市蜃楼。故事高潮，少年发现自己落单迷失在矿山间。天色已暗， 黑幕掩来， 无路可出。他闯到一摊积水边， 只见一只手浮出水面。情急下他脱下短裤， 将那手绑在一辆煤车的铁杆上， 一点点把溺水者拉出来——后事如何， 读者必须自行分晓。

1987年， 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启先锋写作。在那个故事里， 远行的少年最后陷在暴民反噬的僵局里， 动弹不得。二十多年后，双雪涛的少年出门远行， 闯进“煤电四营”。在最黑暗无助的情况里，少年却伸出援手，拉住那只即将沉没的手。虽然他功亏一篑，却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洗礼，终于走出“格勒”。我们要问，是少年救赎了那神秘的陷溺者？还是那只神秘的手救赎了迷路的少年？在那一刻看似徒劳的救援里，双雪涛写出了心中块垒。

0303

“向下超越”的方法

从“报废者”到“报信者”，双雪涛作品对超越面向的兴趣和描写， 已有评者纷纷指出。最明显的当然是他对《圣经》典故的引用。像是《大师》里的神秘和尚， 怀里竟然揣了个十字架。或《长眠》的篇头按语就是上述《乔布记》的金句：“唯有我一人逃脱， 来报信于你。”他另一本小说集《飞行家》里的《光明堂》更以一座教堂作为主题。而《平原上的摩西》的出处更是不言而喻。

双雪涛不讳言来自村上春树的影响。村上作品善于处理日常生活的小奇迹。淡淡的奇想悬念、似曾相识(uncanny)的邂逅与分离、无可承受之轻的生命思考， 曾被一个世代的全球小清新读者奉为经典。但同样的装置放在双雪涛的铁西世界里，毕竟格格不入。他早期的《天吾手记》就有这样的毛病。另一方面， 左翼评者也已指出， 双雪涛提醒我们瞩目经济狂潮下被席卷的工人阶层和无产者。他们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而他们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渴求、对群体关系的向往，正是时代与社会仍须努力的信号。

这些评论立场虽然不同，都指向双雪涛作品对所谓“神性”的思考。在当代中国文学里， 这是久违了的题材。80年代以来的寻根、先锋运动虽在题材和风格上做出极大突破， 但基本是新启蒙论述下操作的文学。那是“放逐诸神”的时代。吊诡的是，上个世纪末新左、新自由、新儒家三大阵营交战，竟然创造出不可思议的空间，为诸神归来铺路。

例如80年代曾经倡导基督神学的刘小枫改换方向，致力恢复汉代公羊学派谶纬之学的晚清脉络。以“天下论”知名的赵汀阳甚至提出将中国视为一个“政治神学”的概念。“中国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国本身， 或者说， 中国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为存在原则的中国就是中国的神圣信念。” “政治神学”始作俑者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中国魂兮归来。

知名学者汪晖也从鲁迅作品中找寻思想资源，发表了《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在他看来， 阿Q虽然粗鄙无文，但他暴起暴落的生命未必一无是处：至少在六个瞬间里， 阿Q显示他对社会的彷徨以及改变现状的微弱呐喊。中国的社会因循苟且，但在循环的过程中，政治潜意识也一样去而复返，幽幽萦绕，仿佛“有鬼”一般。阿Q因此没有白白牺牲，因为他求生存的本能已经显示中国主体性的“下层建设”仍然蠢蠢欲动，蓄势待发。汪晖称这种能动性为“向下超越”。

汪晖企图藉“向下超越”的论述，摆脱以往启蒙与革命的简单辩证。他质疑大人先生的高调，转而从社会底层如阿Q的身上找寻生命原初本能的动力。这样的论述其实前有来者，不是别人，就是1940年代倡导“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 (1902-1985) 。但汪晖走得更远， 强调生存的物质性本能就是“超越”的动机：他从而悬置了胡风所强调的主观性。

然而汪晖仍然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毕竟他所谓的“本能”本身已经被物化——或神化——为革命的唯一出路，与唯心的“主观战斗精神”成为五十步与百步的拉锯。而在革命世纪终了后谈论革命幽灵的永劫回归，除了发思古之幽情外， 难免为识者嘲讽为阿Q“精神胜利法”的重新包装。

我仍然认为“向下超越”有其批判力，但却无须再独沽一味， 仅从鲁迅作品中苦思微言大义。我们大可以从当代文学中找寻灵感。双雪涛的作品只是其中一例， 其他可参考的如韩松的《医院》 (2018) 三部曲等。而我之所以强调《平原上的摩西》， 正是因其对超越的方向和方法有独特见解。对双雪涛而言，他的作品当然始自人物“向下超越”的挣扎，但他并不排斥“向上超越”的可能。

这不意味双雪涛对宗教或圣人有任何期许：他显然对凡夫俗子所可启动的一线灵光更心向往之。底层写作不必只和生命本能或浅薄的人道主义搭上线：在渴求温饱和欲望满足的同时，工人与农民一样有敬畏、慈悲、忏悔、谦卑， 以及爱的能量。这些能量必须落实在生命的艰难实践里， 以及“有情”之人的见证里， 而其结果难以预料。

《平原上的摩西》最受读者青睐的作品就是与书名相同的中篇《平原上的摩西》。这篇小说采取多重视角，切入世纪末铁西区工人下岗的前因后果， 故事缘起则上溯到“文革”时期。人物包括转业成功的企业家、改行的出租车司机、意外受伤瘸腿的女孩、寻凶办案的老少两辈刑警，以及一位研读《摩西五经》的母亲等。故事的重心则落在一件让东北人心惶惶的连环抢劫凶杀案、阴错阳差的缉捕， 以及无从挽回的悲剧后果。

这篇小说里，双雪涛习于处理的原型人物基本到齐， 所有的角色和事件环环相扣。一路读来， 我们不能不为其间偶然关系所困惑， 并感叹生命的无常。然而只有将故事放回当代东北历史语境，从“文革”的混乱到国有企业解体， 从工人下岗到社会治安混乱，双雪涛苍莽的视野才有了依托。

《平原上的摩西》令人好奇的当然是小说何以如此命名。双雪涛可能认为上个世纪末东北所面临的困境如此沉重，他企图从宗教角度召唤天启，思考救赎可能。小说中的两位女性有机会研读《摩西五经》，与其说她们在寻找任何信仰皈依，不如说她们从读经过程中发展出相濡以沫的关系，作为向下或向上超越的准备。事实上，摩西率领子民出埃及、寻找迦南美地的典故仅仅点到为止，并不主导小说情节主线。哪个人物最令人联想到摩西也成为评者莫衷一是的话题。

电影《平原上的摩西》官方剧照

小说最后，凶杀案即将水落石出，青年刑警与残废女孩约在一座湖的湖心见面。他们各自划着船，背负着父辈罪与罚的秘密，也心怀彼此的盼望。但他们真能相见而和解么？湖水悠悠，载浮载沉，就在此刻，摩西分开红海的愿望出现彼此之间。但湖水真能分开，或化为平原，通向应许之地么？小说戛然而止。

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其实是个没有神迹的故事。也因此，他为“向下超越”的论述提供另一种解答方式。“神性”期待的不必取决于宗教启悟的有无，或革命幽灵是否复返， 但却与看待人间境况的意志与方法息息相关。沈从文论闻一多《死水》， 曾经如是说：

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 不为爱欲所炫目， 不为污秽所恶心， 同时， 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 那么透明的看， 细小处， 幽僻处， 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

从艳粉街出发，双雪涛前来报信。那信息的形式就是文学，就是诗。

《平原上的摩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