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足够努力，才能活得像迎面而来的普通人

文 / 林东林

二零零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先是找到万红西街旁边的铜钱胡同，又在胡同尽头找到了那栋五层高的红砖楼。楼前的空地上，一个冒着鼻涕泡儿的小女孩正在玩挑竹签，两只手背上的冻疮黑红黑红的，很吓人。我在她旁边蹲下来，可能是看我在她旁边蹲下来，她的右手抖动了一下，碰到了另一根竹签。这个游戏的难度就在这里，挑的过程中不能碰动别的竹签，碰动了就要换对方挑，两个人比赛，看谁挑得多。玩心挺大啊，我说，小姑娘，哪个门洞是三单元？她抬起头，握着那把竹签怯生生地看着我，没吭声，也没点头或者摇头。哪个门洞三单元？我又问，她还是一声不吭。

走进最里侧的那个单元门，我就看见了墙上挂着的一小块蓝色铝皮牌子，那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白色的数字3。我为自己的智商或者说运气得意了一下。走上四楼，我敲了敲402房间的门。里边传出来一阵咳嗽声，接着一个声音沙哑的男人说，门儿没锁。我推开进去时，看见一个脑袋硕大的男人正从厨房走出来，端着一只不断冒白气的砂锅，房间里一股很浓的中药味儿。你家租房子吧，我问。他说是是是，就把我迎了进去。他把砂锅放下来，两只手在身上胡乱擦了擦，朝我伸过来。

只那么一握，我就知道他手劲儿非常大。我注意到他的指关节很突出，且皮色黝黑，紧握时就像戴了一串菩提念珠。除了这一点，以及脑袋硕大之外，我将来的这位房东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征，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庸，衣着普通，你在街头所碰见的那些贫困潦倒的中年男人都跟他十分相像。

揉着有点儿生疼的右手，我随他进入到厨房边的那个小间。他说，都收拾干净了，拎包就能入住，随时搬来。我四下看了看，最后把目光停在床头里侧的SHE三姐妹身上。他说，哦，以前那个女孩子贴的，要是不喜欢，我给你扯下来！我说，不用不用，多少钱一个月？他说，八百五，都是这个价，以前也是。我问，还能少吗？他说，你长租短租？我说，合适了就长租，不合适就短租。

转了几圈，我又问，真不能少了？他说，真不能了！我说，连暖气也没装，再少点儿。他有点儿急了，说，少一百，最多少一百，你买个小太阳也用不到一百，不能再少了！我说，行吧，要不要签个合同？他说，随你。我说，还是签个吧！我吃过没签合同的亏，年初时我租过一个房子，我记得明明是先交钱后住房的，女房东却非说是先住房后交钱的，退房时硬是多收了我一个月房租。

没有现成的合同，我拿出纸笔简单写了几条，主要是约定价格和交钱日期。写完后又抄一份，两份都签了名递给他，他又签了名返一份给我。我接过来念道，——赵——思——村。我说，名字取得不错，思村，思念乡村啊！他咧嘴笑笑说，那个，我叫赵恩材，周恩来的恩，材料的材。我仔细看了看，那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确实很像赵思村。我说，见笑见笑！他说，没关系，字写得丑，不怪你！说完他就站在茶几边上，不说话也不走开，来回搓着手。于是我连忙把租金掏给他。

收了钱，赵恩材就叮铃咣铛地到处去找杯子、刷杯子，要给我泡茶。他说，才毕业的？我说，才毕业的！他又说，哪里上班？我说，就前面一点儿，万红西街过去几步。他定了定说，四分厂？我说，对！他说，我一猜就是，在这一带租房的基本上都是四分厂的。他把杯子放到我面前，续上水，然后又往我这边推了推。我注意到那是一只很久没用过的杯子，内壁上还残留着一小块黑色污垢。我俯下去，假装对着杯口的热气吹了几下，接下来就再也没去碰那杯茶了。几分钟之后，我找了个借口说厂里晚上还要聚餐，得回去了。赵恩材说好好好，你随时搬进来，反正钥匙都给你了。

下楼时，在四楼的楼梯拐角处，我看见那个刚才在楼下玩竹签的小女孩正噔噔噔地跑上来。快经过我面前时，我注意到她鼻子下面的那个泡泡一吸一鼓的，好像比刚才更大了一些，十分显眼。

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羽绒服，估计洗过很多水了，深蓝色已经洗成了天蓝色。羽绒服松松垮垮的，下摆落到膝盖的位置，就好像在身上套了个气球似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她的。我说，小姑娘，原来你也住在三单元啊？她停下来，紧握着那把竹签抬头看了看我，一脸怯生生的样子，但还是没有吭声。她从我身边慢慢走过去，刚走过去，就又开始跑动起来。最后一闪，进了赵恩材家的门。

从赵恩材家出来，天好像一下子就黑了下来。四降的暮色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滋滋啦啦的炒菜声。我能清晰地辨认出浮游在空气里的那些菜香，鱼香茄子，醋溜白菜，应该还有土豆烧牛肉。我缓缓地走着，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那样缓缓地走着，并不急于将眼前的铜钱胡同走完，因为我很清楚，在它的尽头并不存在一顿我刚才所说的厂里的聚餐。穿过这条胡同后，我将不得不拐到万红西街上去，汇入到匆忙的人流和车辆中间，貌似很有目的地走上一段，然后回到那家小旅馆里。

我已经在那儿住了一周。之前，在到处投简历找工作的这几个月里，经过几轮激烈的笔试和面试，我终于成功地把自己弄进四分厂——全称是阳新机械总厂第四分厂，在工会底下的宣传科当上了一名通讯员。是的，虽然这个岗位并不是我的首选，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在我看中的那些不错的单位的那些不错的岗位中最后只有它接受了我，于是我也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了它。原因也简单，一是因为这个岗位距离我的文学梦想会更近一些，二来也因为它与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还算对口。

算上科长李德生，宣传科一共四个人，有两个宣传干事，以及刚进去的我。我干的虽然也是宣传干事的活，不过岗位却是通讯员。道理很简单，有编制的才是宣传干事，合同工只能是通讯员。

报完道那天下午，跟所有新进厂的员工一样，我也从后勤科领到了一套日用品——搪瓷脸盆、搪瓷茶缸、一床被褥、两套灰布工装，一套夏装，一套冬装，两套工装的后背上都印着“阳新机械厂第四分厂”几个大字。穿上去后，我就在镜子中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那身灰布工装一下子就把我变成了当时五十元面值人民币上最右边的那个形象。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感觉到右手边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后来我才意识到，是缺了与我并肩而立的一位戴白头巾的年轻女农民和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戴着眼镜的老年知识分子。这幅工人老大哥的形象，在某个瞬间让我觉得既光荣又卑微。

四分厂是个老厂了，最早创建于“二五计划”期间，迄今为止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光辉历史，技术过硬，声名远播，产品不但用在三门峡和小浪底等重大水利工程上，还一度出口到突尼斯和孟加拉等众多亚非拉国家。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宣传科那份名为《机械文艺》的杂志。跟四分厂的历史一样，这个刊物也是个老刊了，扎根工业题材，开拓工业文学，在全国机械系统里曾经颇为知名，还曾培养出过赵轻翼、蒋登云、林尚海等好几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作家。

宣传科所在的行政楼位于厂区东侧，环境优雅，白杨四立，门前的花坛里一年四季都盛开着颜色缤纷的各种假花。在行政楼和厂区西侧那几排布满爬山虎的厂房之间，是一条开阔的柏油路，两边的影壁上刷着两条十分醒目的红色标语，一条是“厂兴我兴，厂衰我耻”，另一条是“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上班的第一天，当我穿着那身工装，随着上班的人流走上这条柏油路、看到这两条标语时，我由衷地感觉到了自己身上那种要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我想说的是，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无论是我在四分厂的那两年，还是后来我在学校当老师的那些年，我从很多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轻人身上也曾看到过此时此刻正洋溢在我身上的那种准备要大施一番拳脚的表情和神色。

但我没想到的是，当我穿着这身工装推开宣传科的那扇铁门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笑得最不露声色的是吴海，他比我进四分厂早几年，当时正准备给李德生的茶缸里倒水，见我进来，他偷偷笑了一下。笑得最肆无忌惮的，是另一个宣传干事赵燕华，这个已经年过四十的半老徐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且颇有一番姿色，她的性别、相貌和当时我并不知道的她背后的关系赋予了她这么笑的权力，她指着我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儿地说，你们看，你们看。我们的科长李德生也笑起来，一边用茶缸敲着办公桌上的玻璃一边说，小杨，怎么这身打扮啊？

我有点儿糊涂地说，这不是后勤科发的衣服嘛，上班时不用穿吗？！于是，他们就笑得更厉害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们究竟在笑什么，我更不知道的是，在我将来的记忆中，这会是我第一次穿工装事实上也是唯一一次穿工装。换句话说，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以工人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搬到赵恩材家那天是个下午，很冷。帮我拉箱子的三轮车师傅，穿着军大衣，戴着棉手套，嘴里不停地哈出一团团白气。我提着箱子上来时，赵恩材正在撅着屁股生炉子，楼道里烟雾缭绕的。我喊了一声，赵师傅！他朝这边瞅了瞅问，谁啊？我说，我！直到在他面前停下来，他才认出来是我，慌忙要把箱子接过去。我说，楼下还有一个呢！于是他就风一样下了楼。再上来时，肩上那口大箱子把他压得直喘气。他说，金银财宝啊这么沉？我说，金银财宝我还住你家啊，书，都是书！

在SHE三姐妹的注视下，我收拾了一下午，衣服入柜，鸡零狗碎的入箱。至于那些书，没有书架，干脆就先在床底下堆起来。陪伴了我四年的那些书，那些伟大作品，现在填满了床底，鲁迅挨着海明威，海明威挨着毛姆，毛姆挨着杜甫，杜甫挨着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又挨着曹雪芹，一个接一个排过去全是大师。现在，它们和他们都在这里暂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占据着那一部分位置。

收拾完，我发现这个不足十五平米的房间里还是显得十分空旷。我想，剩下的这种空旷，接下的日子里也许只有靠我的气息才能一点点填满了。相比于那些具体实在的东西，它们才更占空间。

我躺在床上，看着一下午的成果，十分满意。躺下来，我才闻到房间里漂浮着一股女孩子的味道，那是一种只有女孩子住久了才会有的味道，若隐若现的，十分好闻。这让我不禁想到，在我正躺着的这张小床上，在我正躺着的这个位置，曾经也躺过一个女生，——不知道她做什么的，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模样、年方几何、来自何处、又归于何方，只知道她是个女的，她的偶像是SHE。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但是此刻我却又感觉到和她无限贴近。在这样的无限贴近里，我慢慢地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黑透了。我醒了，但是却不想起来，看着窗外的几盏灯火迟迟发呆。我正想着下楼找家馆子吃点儿东西，这时候有人敲门说，在里边儿吧？我听出来是赵恩材，我说，在呢！赵恩材把门分开一条缝，却不进来，他把脑袋伸进来说，那么早就睡了？起来，起来喝点儿！

酒菜已经摆好了，一碟盐水花生，一碟蚕豆，一碟红烧豆腐，一碟猪头肉，两只空碗一左一右地摆在两边。赵恩材搓着手说，真冷，鸡巴都冻缩了！我看了看四周，坐下来说，你姑娘呢？赵恩材说，吃过啦，床上去了。他晃了晃酒瓶说，苞谷烧，有劲儿，咱俩把这点儿整完。我说，你喝你喝，我不会呢！他说，喝酒哪有什么会不会的，喝就是了，跟喝水一样！像做示范似的，他端起自己那杯一仰脖儿先干了，嘴里发出清脆的吱扭儿声，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斟满，不让酒撒出来一滴。

几杯酒下肚之后，赵恩材快活起来，话也多了起来，脸上浮出一层清冽的光。他摸索出一盒白沙，抽出来一根递给我，我摆了摆手，他就自己点上了。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又长长地吐出来。

赵恩材说，去哪个车间了？我说，没下车间，在宣传科呢。他说，噢，对对对，笔杆子，笔杆子！我笑了笑。他说，厂里最近怎么样？我说，还行吧，我还不太熟悉。他叹了口气说，你怎么会想到来四分厂呢？我说，怎么啦？赵恩材说，产品卖不出去啊，卖出去了也收不回钱，去年已经分流过一批人了，买断工龄，自谋出路！我说，听你口气，对四分厂挺熟啊？他点点头说，简单熟透啦，我十九岁进的厂，铣工，去年分流时才下来的。我说，现在做什么？他说，能干什么，闲着！

赵恩材端起酒杯，往我的酒杯上碰了碰说，你别多想，你们坐办公室的肯定没事，笔杆子嘛，怎么着都少不了一碗饭吃，不比我们呵。我说，也不能这么讲，你虽说是下岗了，不是还有安置费嘛，有房，还有个宝贝女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他把筷子一摆说，安置费？毛都没见着呢，还比下有余，跟谁比？我说，跟我呗！赵恩材摆摆手，指着指卧室的方向说，你也想有个这样的闺女？我笑着说，我倒想，问题是谁给我生啊？赵恩材说，五岁半了，从生下来就没说过一句话，先天性聋哑，你也想要一个？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由收住了笑容，怪不得那天问什么她都不吭声呢。

喝到晕乎的时候，我说我先睡了，明天还上班。赵恩材还在继续喝，瓶子里的酒还有二指高。

没有暖气，房间里很冷，床上也冷，我穿着衣服暖了很久被窝还是凉的。窗户上一块玻璃缺了角的地方，不断地有风过进来。床头的SHE三姐妹，也完全不能让我感受到一丝暖意。后来总算有了点儿热乎气，但我还是睡不死，刚睡着一会儿紧接着就又醒了过来，就这么反反复复了好几次。中间半睡半醒的时候，我注意到外面客厅里的灯还在亮着，时不时地传来打火机啪啪打火的声音。

（本文节选自林东林所著《迎面而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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