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司令部”

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箭杆胡同9号（今20号）深藏于故宫东侧的一片老城区里，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深宅大院，更没有亭台楼阁，只是一座寻常百姓家的小四合院，自然又孤独地守着喧嚣闹市中一片难得的宁静。北京胡同的名字千奇百怪，有的高大上，有的则土得掉渣，但均有典故。箭杆胡同为何名曰箭杆？当初笔者误以为是为满清宫廷制作骑兵弓箭之地，实则不然。从史料记载来看，箭杆胡同始于清光绪年间，此箭杆亦非骑兵的弓箭，而是指旧时扎纸活的骨架和吊顶棚的龙骨，乃经过加工的高粱秸。望文生义，可见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有时候真是天上地下，不可思议。由此推测，箭杆胡同当年应该是扎纸活行业加工高粱秸箭杆的作坊或店铺集聚地。

100年过去了，如今提起箭杆胡同9号，或许只有知道五四运动历史的人，才会偶尔想起它；或许只有听说过它的故事的人，才会来这里寻踪访古。一百多年前，箭杆胡同9号并不孤单，它与人们所熟知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有精神上天然的默契和历史的血缘关系。在这个小小的隐蔽的院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哪些我们值得回望的历史呢？我带着这样的好奇，一步一步走近它，走进历史的深处。

北京箭杆胡同9号(今20号)——陈独秀旧居（北京市东城区建委供图/图）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一百多年前，箭杆胡同9号那才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来过这里。蔡元培、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与这个狭窄的胡同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真可谓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他们因何而来？因此，一说起箭杆胡同9号，不说它文化生命的赋予者陈独秀是难以想象的。这位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极富传奇的一生却是历史活剧中那个最勇敢又最受苦且备受争议的悲剧角色。

一百多年前，对箭杆胡同9号来说，陈独秀也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这里是一个姓孙的“在宫中做事的人”的房产，他只是一个租客而已。那时，这个院落占地面积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平方米，分为东西两个小院。

回到1916年。这年12月26日，蔡元培执掌北大，秉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经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蔡元培拟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恰在这时，陈独秀从上海抵京募集资金，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下榻于西河沿中西旅馆。蔡元培清晨来访，陈独秀还在呼呼大睡。“三顾茅庐”的蔡校长礼贤下士，一边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先生，一边拿个小凳子坐在陈主编的房门口等候。穿越百年，故事已成美谈。

陈独秀深感其诚，但并非爽快承应，原因是他需要回沪继续办《新青年》。蔡校长没有丝毫犹豫，希望他带着《新青年》一道进京。就这样，1917年1月13日，根本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候，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和工科。文科包括中文、哲学、英文、法文、历史等系。现在有学者误把北大文科学长比称今日大学文学院长，实在是不懂历史。陈独秀进京后，经朋友介绍，就把孙家箭杆胡同院落的东院承租下来。三个月后，妻子高君曼带着女儿子美、儿子鹤年也来到这里。从此，箭杆胡同9号，不仅是陈独秀的家，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蔡元培，第六人为陈独秀，第七人为梁漱溟，二排左起第四人为冯友兰。（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是瞻仰，也是钩沉

箭杆胡同9号的大门朝北，位于院子的东北角，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如意门结构，门簪上刻有“吉祥”二字。门前有一对石狮门墩，还是老物件，历经风吹雨打，虽风蚀破损，依然倔强地显露峥嵘，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我对箭杆胡同9号的兴趣始于2008年，为写作《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我带着10岁的儿子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寻访箭杆胡同9号，是瞻仰，也是朝圣；是钩沉，也有发现。在随后的数年中，我按捺不住对箭杆胡同9号的神往和激情，时常前往拜谒，陆续著述《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陈独秀自述》《陈独秀印象》等作品。那些年，我始终有一个感觉，这段长度如今只剩下150米的狭窄胡同，与它相邻不远的故宫、广场甚至与它主人的办公地红楼相比，无人问津的它显得如此的寂寞和落寞。

是的，不得不承认，箭杆胡同9号现在仍然是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个秘密所在，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在陈独秀诞辰140年前夕，为感谢和鼓励我在陈独秀研究上的努力，陈独秀孙女、曾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陈红女士赠给我一帧陈独秀的瓷板画。后来，她又邀请我参加箭杆胡同9号所在的东华门街道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组织的陈独秀旧居展陈设计研讨会。陈红告诉我，2006年，当她第一次冒着严寒走进爷爷奶奶的旧居时，那感觉仿佛回到了3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的北京——“院子里搭满了又破又矮的房子，房屋之间只有一人可走的路，两间东房只剩了前门脸儿，已经被列为四类危房”。老房东的长孙子孙志成向陈红介绍了当年陈独秀租住东院时的情形，还精心给她绘制了旧居的图纸。

整修之前的箭杆胡同9号是一个大杂院。（北京市东城区建委供图/图）

早在2001年，箭杆胡同9号就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陈红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给时任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迁出住户，修缮旧居”的要求。2015年9月15日，在《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际，箭杆胡同9号修葺一新，被街道建成社区居民读书休闲的公共空间。不过，陈红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建议箭杆胡同9号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9月，《新青年》创刊100年之际，箭杆胡同9号修缮后，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陈独秀孙女陈红（右二）出席陈独秀旧居落成开放典礼。（北京市东城区建委供图/图）

觉醒年代

从箭杆胡同9号到沙滩红楼，一路向北，步行一刻钟。这段不算太远的上班路程，对陈独秀来说，是合适的。在这里，“日夜梦想革新大业”的陈独秀，“甘冒全国学究之敌”，开始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发出了向封建文学总攻的号令，誓言“吾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鲁迅先生和弟弟周作人也是箭杆胡同9号的常客。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讨伐封建礼教的第一篇战斗檄文。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在陈独秀的鼓舞和启示之下，鲁迅发出了新时代的“呐喊”。从1918年7月到1920年4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十多篇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那时候，鲁迅在西城买下了八道湾11号院，和弟弟周作人住在一起。只要《新青年》“遇着兴废的重要关头”，他们兄弟俩就会受到邀请，坐着黄包车一路向东，经西皇城根，过北海与中南海之间的金鳌玉洞桥，穿过三座门来到沙滩，再直奔箭杆胡同。在这里，他们高谈阔论，海阔天空，青梅煮酒，觥筹交错，享受着曲水流觞般的惬意和畅快。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念念不忘《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说，他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陈独秀对鲁迅也是敬重和推崇的，称其“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的确，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在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五千年封建中国的一次历史挑战，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创造和贡献。陈独秀以袁世凯复辟帝制为契机，针对“孔家店”统治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现实，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大张旗鼓地掀起“反孔”斗争，对两千年来不容置疑地占据着中国伦理和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发难。易白沙、李大钊、杨昌济、吴虞和鲁迅等迅速以不同的方式加盟战斗。陈独秀通过《本志罪恶之答辩书》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在那个历史的现场，箭杆胡同9号的主人陈独秀告诉我们：必须把原始的孔子学说与被统治者利用的所谓“孔教”相区分；打倒“孔家店”，不是打倒思想家孔子；孔子是一个人，而不是神。

箭杆胡同9号，是陈独秀人生的一个坐标，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地标。从红楼漫步到箭杆胡同，再沿着北池子大街来到天安门广场，当年北大青年学子就曾沿着这条路线，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也正因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赞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箭杆胡同9号因此成为五四运动的司令部，名副其实。

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研究室和监狱”

记得第一次走进箭杆胡同9号的那一年，我38岁。冥冥之中，人生总会有一些巧合。1917年11月，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知道了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知道了马克思主义。那一年，陈独秀也是38岁。用毛泽东的话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氛高涨，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在支持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的同时，陈独秀深感《新青年》因为“不谈政治”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必须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1月27日，他召集李大钊等志同道合者在红楼讨论创办《每周评论》。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经常走出箭杆胡同9号，沿着北池子大街向南，来到前门大街（今长安街）。或看望被捕学生，或追踪事件进展，陈独秀天天都忙碌着采访、写作，一个月内在《每周评论》共发表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五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当学生被捕、蔡元培秘密离京之后，上海的好友觉得陈独秀处境危险，就函电“促其南下”。陈独秀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3日，当北京政府出动军警对学生实行大逮捕之后，陈独秀更是义愤填膺。8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发表了著名的《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高昂的战斗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研究室和监狱”一时间成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诺言和报国实践。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一生中每12天就有一天是在监狱中度过

1919年6月11日傍晚，陈独秀邀约高一涵、王星拱、邓初、程演生等在北大工作的安徽同乡，到香厂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吃饭。这天的饭局，不同以往，陈独秀是有备而来。在餐桌上，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得意洋洋地拿出一包刚刚印好的传单，名曰《北京市民宣言》，上半部为中文，下半部为英文。这是他6月9日晚上起草后请胡适翻译的，当天夜里又亲自雇了一辆马车到嵩祝寺旁一个专门为北大印刷讲义的小印刷厂印刷，印刷费当然也是他自掏腰包。说着，陈独秀给每人分发了十几张，约好饭后到附近的新世界游艺园散发。他决心要以自己的“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号召“平民征服政府”。

吃完饭，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有说有笑地走进新世界游艺园。进了门，只见游艺园人声鼎沸，唱戏的、说书的、打台球的，热闹得很，电灯照耀，如同白昼。陈独秀见此情景，不好散发，便独自爬到屋顶花园。那里没有人，也没有电灯，且能看到下一层露台正在放映露天电影。他悄悄爬上顶层，东张西望了一番，瞅准机会把传单撒了下去。哪知道，传单刚刚撒下，从阴暗角落里走来一人，向他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是天真极了，当即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递给了此人。只见陌生人草草扫描一番，立刻大喊：“就是这个。”瞬间，埋伏在屋顶花园的暗探们一起冲了上来，把陈独秀抓了个现行。

陈独秀就这样被捕了，践行了他“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名言。是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箭杆胡同9号，破门而入，妻子高君曼和孩子在睡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去信札多件。陈独秀的被捕，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治、教育、文化界闹得沸沸扬扬，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社会名流和坊间大佬，甚至他的学术对手，纷纷发声，发起了营救行动。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在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9月16日，陈独秀获保释出狱，回到箭杆胡同9号。李大钊赋诗赞曰：“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它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战斗不已。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63年的人生，曾经5次被捕，一生中每12天就有一天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陈独秀被监禁了96天。李大钊也因此出京到昌黎五峰山躲避了一个月。1919年9月，在箭杆胡同9号，出狱后的陈独秀支持李大钊推出《新青年》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期《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学说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

在那个创造历史的现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要说起来那就话长了。但是，从此以后，陈独秀与坚持走俄国人的道路、坚持以俄为师的李大钊始终站在一起，携手同行，并肩战斗。党史学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渊源，也可以在箭杆胡同9号找到你所想要寻找的答案。

拿破仑曾经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堪称是一个伟人的远见。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觉醒年代的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以前的一切，似乎都汇集于此，彼此激荡奔腾；以后的一切，似乎都由此生发，造成了种种历史的巨变。如果你熟悉五四运动的历史，当你置身箭杆胡同9号，你就会不自觉地陷入无边的沉思。

开弓没有回头箭

出狱后的陈独秀，思想没有止步。他发表《告北京劳动界》，清晰地把“劳动界”界定为“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他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他要求“取消帝制，改建共和”。1920年2月2日，他应邀前往武汉演讲，深受青年学生们欢迎，被美誉为“卓识谠论”，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他“愤恨湖北当局压迫言论之自由”，遂于 7 日乘车北上，10日晨抵京。北洋政府看到武汉方面的新闻，才知道保释出狱的陈独秀私自离京，警察厅立即在箭杆胡同9号设立了全日岗哨，派一名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回家时立即逮捕。

尘世间，从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不爱钱、不惜死的陈独秀，赢得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为了避免陈独秀“二进宫”，安徽同乡王星拱、高一涵、刘文典、程演生、胡适及北京大学同事李大钊、马叙伦、沈士远等均参与了这次秘密的保护行动。陈独秀回到北京，当即就被朋友们从火车站接到了怀宁同乡王星拱的家中暂避，随后又转移到刘文典家里暂住。在箭杆胡同9号蹲守的暗探白白等了半天，扑了一个空。但北洋政府的警察厅并不罢休，四处打听。

所幸的是，此事迅速被马叙伦获悉，立即“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坊院，距叔雅（刘文典）家较近，然无以措词，仓促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露其姓名也。……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佬，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随后，陈独秀被朋友们安全转移到李大钊家躲了一天。陈独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箭杆胡同9号了。

1920年2月14 日，北京下起了大雪。陈独秀和李大钊乔装改扮，秘密赶往天津。高一涵回忆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渍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前往上海。”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自己的人生使命。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开弓没有回头箭。走出箭杆胡同9号这个五四运动的司令部，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以及学生们一道，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创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陈独秀又在那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经与李大钊商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担任书记。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这个为了逃避追捕的“思想界的大明星”，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种长途跋涉——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并且把他的名字镌刻在我们仰望的星空。

位于安徽省安庆市独秀园的陈独秀铜像，高6米、底座3.5米。（视觉中国/图）

箭杆胡同9号，对于陈独秀来说，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然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它却是一个时代的坐标。从1917年1月到1920年2月，陈独秀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仅仅3年，时间不算很长，既有光荣梦想，也有苦难辉煌。这不禁让我想起1904年，25岁的他背着一个包袱，带着一把雨伞，从老家安庆赶到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安徽俗话报》，应邀为书社题写了一幅气势如虹的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诚哉斯言，在那个混乱、黑暗、腐败、分裂、落后、愚昧、受辱的旧中国，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最先进的革命者一起，“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国家种下了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教育了一代人，影响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一个国家，乃至世界。

丁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