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考古研究|期与型:考古学概念的纠结——以南关外遗存的探讨为例
南关外对于夏商考古的研究者而言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普通遗址。说其普通是因为相对于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来说,它不具备上述遗址的规模、内涵和规格,也不具备它们所具有的典型考古学文化特征,但是因为其蕴含有相对复杂的文化因素和较为完备的层位关系,在探讨二里头、二里岗、下七垣、岳石等考古学文化和夏商分界、商文化来源特别是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等问题时,成了研究者们难以回避的对象。
南关外上层遗存,研究者多认为属于二里岗上层,而南关外下层和中层遗存的性质和关系则众说纷纭。学术界称其为商文化“南关外期”、先商文化“南关外型”“南关外期文化”等。相对固定的遗存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称呼,且与“郑亳”说与“西亳”说的论战交织在一起,成为夏商考古中一道独特的景象。本文所称南关外遗存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以中、下层为代表的遗存。
笔者希望通过对南关外遗存发现和研究的梳理,探讨这些表述差异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对部分考古学概念和理论的运用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南关外遗存的发现
南关外指郑州旧城南城墙以南,城东路(曾用名二里岗大道) 以西和南关大街以东,陇海路两侧的地区,该区域内分布着不少二里岗文化前后的遗存,其东侧一沟(时令河) 之隔即为著名的二里岗遗址。(图一)
图一:南关外遗址发掘位置
图二:南关外遗址C5T95
1.黄灰土 2.浅灰土 3.深灰土 4.绿锈灰土
2001年,南关外遗址的资料在《郑州商城》发掘报告中正式刊出。整理者将南关外遗址中第三层(南关外中层)中的早期遗物皆归属于第四层,这样第四层遗物丰富起来,但第三层(中层)的遗物数量就偏少。
根据考古发现来看,研究者们讨论的南关外遗存主要指第二至四层所代表的遗存,尤其是第三、四层。
二 、南关外遗存的讨论
由于相对复杂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南关外在夏商研究中是研究者们难以回避的,尤其是对南关外遗存的认识涉及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和性质问题的判研。而南关外中、下层能否可以合并引发的年代、属性和来源等问题又关涉其与二里头、二里岗文化的关系,夏商是否同源、夏商如何分界、夷夏商族群的相互关系,商文化的来源等重要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是研究者争相讨论的焦点。
(一)“期”与“型”
南关外遗址发掘后,该类遗存如何界定,怎么称谓,见解不一。
研究者在使用“南关外”这一称谓时,内涵和外延是各不同的。故而安金槐先生提出“南关外期”的时候,特指南关外遗址沟状堆积下层中样式和颜色都很独特的陶器群所代表的遗存,年代早于二里岗期,稍晚于洛达庙期。而邹衡先生在提出“南关外型”的时候已将该类遗存的外延扩大至以南关外中层和二里岗CIH9为代表的一批遗存中,并将其划分为先商文化传至郑州的一个类型。而其他研究者不管是称作南关外“期”还是南关外“型”,抑或称之为“南外下层”“南关外文化”“南关外下层文化”,具体所指多不相同。(表一)
表一:研究者对南关外遗存内涵的判定及称谓
(二)年代
基于对南关外中下层能否合并而产生的对南关外遗存内涵和外延认识的差异,导致不同的研究者在判定此类遗存的年代时,认识也有比较大的差异。如果以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为年代标尺的话,研究者们对南关外遗存年代上限的判定或早至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或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或为二里岗文化下层;而对该遗存年代下限的判定或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或为二里岗下层。(表二)
表二:研究者对南关外遗存的年代判定
(三)属性
同样,由于研究者在讨论中对于南关外遗存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认识不一,进而对该遗存的属性判定也是千差万别,或认为该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系统,或认为属于二里岗文化系统,或认为属于岳石文化系统。(表三)
表三:研究者对南关外遗存属性的判定
(四)来源
基于对南关外年代、属性认识的差异,研究者在判定南关外遗存的来源问题时,看法也各不相同,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同内涵的界定中,南关外下层中相对特殊的陶器所占比重的差异。(表四)
表四:研究者对南关外遗存来源的判定
如果研究者将南关外中下层合并讨论,则南关外下层中独特陶器因素的比例较低,这样该遗存的主体成分就会因为研究者对二里岗文化来源问题(同源和异源) 判别的差异而产生分歧。如果将这些特殊因素单独讨论,其所占的比重较高,其指向自然就会出现差别。
三、考古学相关概念问题
研究者在探讨南关外遗存时,在称谓上的差别显示出不同研究者在对考古学文化、期和型等基本概念上的理解和运用有异,而差异存在的原因值得我们探讨。
(一)概念的分歧
考古学文化“专门指考古发现中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分布范围也会有所不同,文化因素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当一种文化发展成为显然不相同的另一类型时, 可称为统一文化的新阶段(或时期) ”。参照前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可知,考古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期”,是指相对稳定的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明确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的主要概念,主要基于考古地层学而划分出来的。而“型”主要指同一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内,因为地区(或时间) 差异或受邻近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不同类型。其主体特征应该还是该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而不同类型的划分主要基于考古类型学,根据相对恒定的器物组合和特征的区别来判定。
(二)分歧产生的原因
尽管研究者对南关外遗存的年代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分歧仍是主要的,这些分歧与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不同有关。
1. 中下层遗存能否合并
2. 商文化与先商文化如何界定
3. 商文化的来源
4. 夏、商分界和夏商文化关系
(三)考古学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现代考古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在实践过程中,其理论和方法逐渐成熟。与此同时,学科自身的局限性也开始显露。研究中,现有考古学方法和理论难以解决所有考古学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南关外遗存的讨论中,面对相对客观的遗存,却因研究者主观认识的不同,而结论迥异。考古学概念的使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运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等方面所暴露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此案例显现。
根据刘莉、陈星灿两位先生的总结,在早期国家的研究中,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相对长的时间内都是主流。但这些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定问题,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或模糊或矛盾,会导致对同一个遗址性质的认识产生诸多分歧,进而主张通过人类学理论和多学科结合即社会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早期国家形成中的诸多问题。
四、结语
南关外遗存的认识大体经历了单指南关外遗址下层遗存的“南关外期”阶段,到包含中下层遗存的“南关外型”阶段,又回归为“南关外期”阶段。目前,相对主流的观点认为,南关外下层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参照郑州地区和洛阳地区二里岗文化分期的研究成果来看,南关外下层遗存是不晚于“早商”最早阶段的遗存,南关外下层遗存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融合体。
南关外遗存研究中分歧的存在是发掘相对不够精细带来的,这也提醒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规程,最大限度地复原和展示出遗存的原貌。传统的资料整理和考古学报告的编撰中,研究者多把晚期遗存中混入的早期遗物忽略,以彰显发掘过程的科学和报告整理的谨慎,但是这种忽略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够全面的资料,会导致后续研究的偏差。近些年来,一些考古报告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在遗物发表中,将晚期单位中混入的遗物全部发表,同时也注明这些遗物的来源,并给予年代判定,以资研究者参考。
研究过程中暴露出的现有学科理论的不完善,也警示我们在考古学概念的运用中应该更加谨慎。期、型、文化等概念必须遵守学术表述规范,对现有概念不能完全涵盖或者准确表达的现象应该避免使用约定俗成的基本概念,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并给出相应的界定,比如以“南关外现象”来表述南关外比较特殊的遗存。在商文化的上限问题解决以前,尽量使用内涵和外延相对清晰的考古学专用名词,比如“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等来代指“先商”“早商”等偏于历史学的概念或称谓。
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相对客观的物质遗存,物质遗存作为客观存在除了展现遗存的形成过程、存在方式、消亡历程外,还隐含了使用者的信息,比如人群、族属、习俗、价值观念等。考古发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学科的发展和考古学理论的完善创造了条件。如何依据相对客观的基础资料给出合乎逻辑的阐释,是每一个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南关外遗存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多采用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即使没有发掘中所出现的问题,他们对南关外遗存的年代、属性、来源等也会产生同样的歧见,这是历史学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性所造成的。社会考古学的方法在早期国家的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潜力,为评估一个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复杂程度提供了客观标准,这种方法不以历史文献为蓝图进行解释,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所产生的结论最终却可以和文献资料相比照。
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是从材料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给出相应的结论;还是先预设观点,再进行求证,在实践过程中,考验着每一个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