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蕾：舒乙对北京的文化非常热爱

舒乙1935年生于青岛，1954年留学苏联，攻读林产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历任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产化工研究所实习员，北京光华木材厂科研室主任、科长、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93年以后，负责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舒乙任馆长。

关于舒乙，我们采访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计蕾。

采写｜常工

新京报：得知舒乙去世的消息后，你有怎样的感触？

计蕾（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虽然舒馆长（原馆长，下同）已经病了有六年时间，（身体）情况也一直不理想，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真的到了这一天还是非常难过。我跟舒馆长1989年就认识了，认识的时间非常长。当时我在文学馆的展览部，那时候舒馆长对我们展览部的要求是希望能够月月见展览，要尽量多办作家的展览，多办文学展览。所以那时候我们办了很多（展览），比如巴金先生的生平创作展，冰心的生平创作展，孙犁、沈从文、茅盾的展览等。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次到广州去办了一个文学大师风采展，大概带了共有十个作家的展览到那里去，很受观众的欢迎。

特别要提的是，文学馆建新馆的工作方面，舒馆长真的是尽心竭力。我们文学馆是1985年正式成立的，他1984年就来了，也就是说在文学馆筹备期间他就到了文学馆。之前他并不是学文的，而是学工的，他留苏的时候学的是林业化学，后来分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在那儿做高级工程师。

到这儿之后，他主要的工作是做文学馆的筹备，同时自己搞老舍的研究，他自己也写散文。1996年我们的新馆被批下来之后，他就全力以赴到新馆的建设当中，不光是文学馆的平常业务工作，包括文学馆新馆里的作家雕像这些，比如我们文学馆门把手上巴金先生的手模，这些创意都是舒馆长出的。包括我们大厅里边的壁画……刚才我在接受采访时还想到舒馆长的夫人，她也很感慨，说舒馆长真的是把心血都放在新馆里头了。

我们当时筹备的时候，他考虑要把文学馆建成一个园林式的文学殿堂。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所在的政协小组正好和很多画家和雕塑家在一起，他就给他们每个人布置了一个任务，把作家的作品拿给他们读。他说，你好好地构思，我给你三年的时间，你要创造一个能够留存后世的作家雕像。他带着李向群去到巴金先生家，向他描述巴金先生平常的生活状态、兴趣爱好。当时舒乙就跟李向群说，巴金先生平时在院子里散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是微微佝偻着背，低着头，背着手，这样一个思索的状态。李向群把这些想法就体现在雕塑上了。后来这个雕塑得到大家的认可，不单是文学圈里的（人），包括巴金的家人也非常认可雕塑。他在文学馆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大事小事他都是要想得到的。

我们办展览的时候，展览的前言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有重要的领导到文学馆来参观，也是舒馆长亲自担任讲解员。他是率先示范，因为他最早就提出来，文学馆讲解员采用志愿者讲解，不要小姑娘背台词那样的干巴巴的讲解。他说要很生动地、有学养地把作家讲得深、讲得透，所以他自己率先充当讲解员。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很多舒乙工作中的态度和作为，在私下的生活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计蕾：他很风趣、很开朗，特别好相处。他也没有领导的架子，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聊天，特别开会的时候，就觉得逗得不得了，他的口才真的是……描述一个人活灵活现，特别能够抓住一个人的特征，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讲文坛掌故。

新京报：提到舒乙，不得不提老舍先生。舒乙也写过非常多关于老舍的文章，出版过多本相关书籍。读者反馈中有认可的，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文本来说，你对这些文章的读感是怎样的？

计蕾：我还是很支持的。作为亲人（儿子）来研究他的父亲，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反而是因为他跟他最亲近，了解得最多，那有何不可呢。虽然有人说，（作品中）会美化亲人，也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大家说的这些东西，我个人是不以为然的。我是觉得他还是热爱父亲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对老舍先生作品的理解，我感觉也是比一般人要更深刻一些。

新京报：舒乙还写过一些关于北京的随笔，不知你读过没有？有何感受？

计蕾：我读过一些，但不是每本都读。像《小绿棍》《现代文坛瑰宝》《大爱无边》，我都读过，有些还是舒馆长亲自签名送给我的。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对文化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很积极地去参与。好像他在政协方面提出了很多提案，但是具体的我就不太了解了。在平常的言谈话语里我们能够感觉到舒馆长对文化、文学，对北京的文化还是非常关注，他也热爱，可能也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