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窑瓷枕上的诗文与婴戏图，国博展“龙门遗粹”
山西河津古称“龙门”，北宋时因境内有黄河渡口而改名河津。自唐代起，瓷器生产历千年不绝，留下了大量传世瓷器。2016年河津固镇宋金瓷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以瓷枕为代表的文物。澎湃新闻获悉，“龙门遗粹——山西河津窑考古成果展”昨天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向公众展出，展览展出河津窑址出土文物150余件组，以及全国各地著名收藏机构的传世瓷品80余件，全面呈现河津窑址的考古发掘、制瓷工艺、装饰手段和人文内涵，以及制瓷业的兴衰和商品流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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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河津古称“龙门”，北宋时因境内有黄河渡口而改名河津。河津位于黄河与汾河交汇的三角地带，自唐代起，瓷器生产历千年不绝，留下了大量传世瓷器。公元12世纪前后的宋金时期，河津因靠近政治中心开封，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瓷器生产达到鼎盛。2016年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河津固镇宋金瓷窑遗址，不仅填补了这一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国内外相关瓷器文物找到了烧造窑场，而且揭示出完整的制瓷产业链，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装烧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因而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展现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河津瓷窑的生产组织水平大为提升，实现了商品化量产，产品凭借便利的水陆交通远销陕西、甘肃、河南等地。本次展览展出河津窑址出土文物150余件组，以及全国各地著名收藏机构的传世瓷品80余件，分为瓷耀龙门、匠造瓷艺、瓷韵雅趣、瓷业流布四个单元，全面呈现河津窑址的考古发掘、制瓷工艺、装饰手段和人文内涵，以及制瓷业的兴衰和商品流布情况。
第一单元瓷耀龙门展示遗址重要发现的概况和以瓷枕为代表的特色产品。
河津地区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龙门”，也是商周时期耿、翼等国的辖地，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促成了区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在宋金时期形成了极富地域特征的瓷窑手工业基地。固镇瓷窑址地处吕梁山南麓、清涧沿岸，保存较好、堆积密集，时代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瓷窑遗址内共清理制瓷作坊4处，瓷窑炉4座，水井1处，灰坑35个，出土完整及可复原瓷器1326件，瓷片、窑具标本达6吨之多，瓷器品类有粗白瓷、细白瓷、黑酱釉瓷及三彩瓷，窑场北部的青石峪西侧山体发现了富集的瓷土矿。
现场复原的烧制瓷器的窑炉
北宋精细白瓷和金代装饰瓷枕代表了该窑的工艺水平及产品特色。器形有碗、盘、钵、盏、盆、枕、瓶、研钵等，装饰工艺有白地黑画花、剔花填黑彩、珍珠地划花、黑地白绘花及印花，题材以诗词、花草为主。
北宋细白瓷，胎釉细腻，造型素雅，可媲美定窑白瓷。金代瓷枕分高温粗白瓷枕和低温釉陶枕两类，造型以八角形和腰圆形多见，特色鲜明，独树一帜，在国内外收藏机构中均发现有该窑瓷枕产品。宋金瓷枕装饰题材丰富多样，融合造型、绘画、诗文、雕刻、色绘、彩釉等技法，集多元艺术于一体。
白地剔花填黑折枝牡丹纹八角形枕
白地黑画花色地书法八角形枕
第二单元匠造瓷艺展示千年窑场工艺制作的神秘面纱。宋金是河津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最具代表性的产品莫过于北宋的精细白瓷和金代的装饰瓷枕，特别是金代的装饰瓷枕，在造型和装饰上均独具一格，作为同类产品中的翘楚之作，代表了很高的工艺水平。河津窑工在借鉴周边窑场技术的基础上，非常注重在文化、艺术、造型、装饰、色彩方面的重塑，并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大胆沉稳的剔花填黑彩技艺、超凡脱俗的黑地白粉书法、纯熟秀雅的三彩运用，使得河津窑在造型装饰、书法艺术、色彩呈现等方面，独具匠心。
剔花填黑彩是河津窑瓷枕最主要、也是最具标识性的装饰技法。为了追求黑白突显的装饰效果，河津窑工将剔花与黑填彩结合运用创新。画面对比鲜明，极富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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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地剔花填黑书法八角形枕 金代
枕面随形勾双线边框，中央开光内黑地白彩书五言诗：“柴门掩石泉，夏日亦闻蝉。冷落花廷竹，馨香草里兰”。非常宁静雅和的趣味。枕面左右剔地填黑卷叶纹。
白地黑彩花卉开光花猫扑雀纹八角形枕
枕面随形勾划边框，中央有菱形开光，剔地填黑刻小猫扑雀形象。猫双眼圆睁，炯炯有神，雀身及羽翅被猫牢牢咬住，毫无挣扎反抗之力，动作十分生动传神。枕面左右剔地填黑卷叶纹。
白地黑彩花卉纹诗文圆枕
采用黑画花的技法，左右两边草叶纹，中间书诗文“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出于千字文。可能受智永草书千字文的影响，用笔结体与之相似。草书运笔虚实结合，笔随意出。在瓷胎未干之时快速写出，技法娴熟，堪称精品。
白地黑彩折枝花叶纹圆枕
河津窑白地黑画花技法运用成熟，在碗、盘、器 盖、罐、盆、枕等装饰粗白瓷上被广泛应用。其上所绘主题有折枝花卉、折枝草叶纹，也有以文字相结合，诗文为辅饰的情况。以折枝花卉最为常见。
珍珠地划花也是河津窑瓷枕的主要装饰技法。以月牙形或壶门开光搭配传统的珍珠地划花技法，枕前留白，这种新颖的构图方式使其能在同时期众多的同类产品中争得一席之地。
白地珍珠地折枝牡丹纹圆枕
枕底部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仁记”铭文，陕西韩城安居寨金代僧群墓出土，金代大定十六年为公元1176年，据此可知此枕相对确切的制作和使用年代。
白地珍珠地诗文圆枕
枕面阴勾双线半月形边框，内划竖向双线分割，中间勾划诗文“夜入翠烟啼，晓寻芳树枝。青山无限景，由道不如归”。左右划花叶纹，衬以珍珠地。
白地珍珠地瓷枕
釉下彩画花技法运用成熟，在碗、盘、器 盖、罐、盆、枕等装饰粗白瓷上被广泛应用。其上所绘主题有折枝花卉、折枝叶草纹，也有以文字相结合，诗文为辅饰的情况。以折枝花卉最为常见。
三彩运用娴熟，装饰题材多样，构图别出心裁，显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特别是三彩应用中荷花的表现，以大胆沉稳的剔花技艺，将白、黄、绿三色巧妙地烘染其上，将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莲花，衬托出画面一种静逸脱俗的美感。此外，人物、花鸟、云气、水纹等刻画，皆细腻传神，营造出具有不输文人画的超凡气韵。
三彩执莲童子纹六角枕
三彩剔花卉纹枕
第三单元瓷韵雅趣展示河津窑陶瓷器装饰题材多样，包括草叶纹、花卉纹、珍珠地纹、水波纹、连毬纹、凹弦纹、诗文、菱形锦地纹等，各种纹饰单独或搭配使用。
草叶纹包括细长草叶纹、肥硕卷叶纹。其中，细长草叶纹较特别，做主题纹饰或辅助纹饰，叶片多以三片为最小单位进行展示，中间叶条比两侧叶条更加细长且顶端为圆头，其布局形式有缠枝整体式、两组对称式、三组品字式。该纹样广泛运用于河津窑各类产品。花卉纹是河津窑常见的纹饰题材之一，有牡丹纹、莲花纹、菊花纹、梅花纹等。珍珠地纹作为宋金时期瓷器装饰中一种特别的辅助纹饰，衬于主题纹饰以外，充实画面。
三彩童子戏莲纹豆形枕
诗文是河津窑产品的一种特色装饰，书法流畅俊逸，体现河津窑窑工的精湛技艺。诗书题材是河津窑最突出的特色，是携带文人气韵的诗书题材瓷枕。其文字内容或唐宋名家诗词，或地方文人佳作。书法表现形式多样，且错别字极少。书法艺术水平极高，用笔、章法都很考究，其中不乏一些精品之作。在具有工匠传统的瓷器上，呈现出完全可与文人比肩的书法之作，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前所未见的。
白地黑彩花卉书法梅瓶
白地黑花诗文经瓶
婴戏图是河津窑瓷器常见的装饰题材，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文人雅士和殷实人家。婴戏图描绘了婴孩、儿童等游戏（踢球、摇扇、玩陀螺、打瞌睡、观察小动物）、读书、节日活动等生活场景。儿童形象生动活泼，天真烂漫，稚趣可爱。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风俗文化。瓷枕婴儿常与荷叶、花卉及飘带等联系在一起，展示其吉祥寓意和生命力，反映了古人对“多子多福、繁衍子嗣”的祈求。花卉纹是北方民间瓷器常用的装饰题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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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题材主要有虎、狮、鹿、鱼、鸟等等。动物纹饰由隋唐的贵族气向宋的平民风格转化。金代的河津窑动物纹饰具有浓郁的平民化倾向。这些动物的造型憨态可鞠，形态亲切可爱，轻松自然，淳朴。动物的鹿谐音是“禄”、鱼谐音“余”，象征追求家境殷实富有的心理愿望。虎纹则是“辟邪”之意，以动物纹为题材的瓷器在民间有大量的生产和使用。
三彩剔地狮子滚绣球纹六角形枕
枕面随形划双线边框，内填黄釉，框内剔狮子滚绣球图案，以白、绿为主色调，黄釉作点缀，减地处罩绿釉显黑色。枕墙模印网格锦花纹，罩绿釉。
三彩剔花树下双鹅纹枕
枕面框内一棵矮树，树下两只鹅立于塘坝上。鹅身整体用透明釉，化妆土反衬为白色。矮树、塘坝和地子全部罩绿釉，树与塘坝留化妆土显淡绿色；地子露胎罩绿釉显色墨绿，有池塘水面的效果。鹅嘴和脚分别以黄、绿釉点涂。
第四单元瓷业流布展示河津窑的兴衰、商业化生产与产品分布。河津窑窑业的兴起与当地丰富的烧瓷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密不可分。吕梁山沿线丰富的瓷土和煤炭资源，为瓷窑的烧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燃料；窑址地处遮马峪古河道沿岸，水源充沛，便利的水路条件更是瓷器生产和外销的重要通道。这些有利因素共同促使其逐步走向兴盛，产品流通也促进了地区间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金代河津窑产品，除满足河东南路的市场外，凭借毗邻黄河古渡之利，大量远销陕、甘、豫地区。其繁荣阶段历经北宋、金两朝，正是中国古代陶瓷在生产技术、产品种类、贸易交流等方面最为繁荣的阶段，代表古代中国陶瓷发展的新高度。战争导致的人口流动必然伴随着生产技术交流，有利于将京城附近地区先进的制瓷技术带至河东，推动河津窑制瓷技术的发展与繁荣。而金元战争则使河津窑场因饱受战祸影响而逐渐走向衰落。
在介绍展览特点时，国家博物馆方面介绍，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造型各异、装饰独特的瓷枕，特别是诗书题材装饰的瓷枕，书法考究、内容典雅，极具文人气韵，体现了这一时期精湛烧制工艺和高雅审美意趣的充分结合。展品中北宋细白瓷的简约素雅与金代装饰瓷枕的多彩多姿形成鲜明对比，直观表现了宋金制瓷风格的突变分野。展览还通过情景还原、多媒体演示等多种手段，再现制瓷作坊、瓷窑炉、水井等考古遗迹场景，力求打造全景式、深学术、宽艺术的完整呈现，在中国陶瓷考古的学术推广、社会化宣传和艺术欣赏相结合方面实现新的探索。
素胎花口瓶
因瓶口如开放的花瓣而得名，细颈，圆腹，撇足。始见于唐，至宋代较为流行。
展览海报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深圳望野博物馆、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河津市人民政府等机构协办的。
（现场图由余冠辰摄、国家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