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

作者：陈怀宇（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中国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无论是学者规模还是研究水平，都首屈一指，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张耀眼名片。如果从学术贡献的角度看，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把握：一是对中国中古史本身的贡献；二是对中国史的贡献，即中国中古史研究如何启发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研究；三是对世界史乃至历史学的贡献。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如要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作出持续的、更大的贡献，打破时段、国别以及专业区隔，尤其是促进世界史和中国史融合发展，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和道路。

首先，从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角度来说，需要中国的中国中古史学者作出两方面努力：一是尽可能了解和掌握多种外语，既有利于及时掌握国际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思想资源及前沿动态，也有助于向国际学界展示国内中古史研究的成绩和风采；二是在研究和撰写中使用更为严格的技术词汇，与世界史及其他学科全面而系统地对话和讨论。

其次，中国中古史研究早已不限于汉文的运用，无论是一手史料还是二手文献，都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多地掌握几种非汉语言，才便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整体领域。以唐史而言，唐朝是一个多语言(multi-lingual)、多族群(multi-ethnic)、多宗教(multi-religious)的世界性(cosmopolitan)大国，史料语言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突厥回鹘文、帕拉维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如一些中原地区出土的胡人墓志即刻有胡汉双语。

再次，中国史研究可以从欧美、日本等海外史学研究获得借鉴。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主要借助于欧美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其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常常得到这些思想资源的支撑。世界史研究一方面可为中国中古史研究提供思想资源，极大地推动中国中古史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中国中古史研究亦可为世界史研究提供议题、方法、史料等方面的启发，从而实现有益互动，融合发展。

由此，本文拟从时间、空间、范式三方面阐述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之新方向与新思路，即超越朝代断限，超越国别藩篱，超越陈寅恪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时间、空间、范式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超越断代史

当代历史学界早已意识到打破断代史藩篱的重要性，但也对由此可能引起某些议题失焦和隐没表达了担忧。比如台湾地区宋史学者刘静贞就指出，“朝代史之断代原是以政权的得与失为其基本考量，历史叙述与研究自然不可能舍弃政治史这条主轴。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与历史记述之间，其相应或扭曲的关系，如何在研究中得以分明？又当如何把握政治史的角度，关注朝代特色而不自限于朝代？”

的确，以传统政治史为中心的断代史主要关心朝代更迭，不过朝代更迭未必会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根本性影响。制度、科技、文化实践具有历史延续性，这在唐宋之间尤其明显，如科举制、枢密使制度、宣徽使制度，大运河开发与利用，印刷术对思想、学术以及宗教民俗之影响等。传统政治史偏重研究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必然受到朝代的限制；而制度与文化则有连续性，即便在某一朝代灭亡之后，仍可能长期存在并演变成新制度与新文化。此外，对政治事件、人物的叙述和评价也会在后代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政治需要。

以时间段而言，国内中古史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朝代展开。学者在专业上的自我定位并非“中古史学者”，而大多依据朝代进行定位，比如“魏晋南北朝史学者”、“隋唐史学者”、“宋史学者”等。这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中国的学术传统，如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大多系断代史；二是学者自身学术兴趣的内在要求，如部分学者主张专注于某一朝代，以便穷尽史料，从而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认识这一朝代；三是专业设置的影响，按朝代的分野招收和培养研究生，仍是目前国内高校历史学专业比较主流的方式。

中国中古史研究传统与陈寅恪奠定的现代唐史研究模式密切相关，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超越陈寅恪”中进行专门讨论。这里先就断代史的局限略谈数语。虽然陈寅恪中年时期专注唐史，但他在南北朝文化史和明清史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不过，陈氏的局限在于，他仍着眼于断代史议题的考察，而未能打破朝代区隔，实现真正的贯通。这与内藤湖南形成鲜明对比。内藤着眼于中古时期长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因而提出“唐宋变革论”，对中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断代史研究的发达与现代学术分工越发细化之趋势密切相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中国史学界的断代史研究亦相当普遍。蒲立本早年从事唐史研究，而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一生专注唐史，并培养出很多专攻唐史的国际学者。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相当一部分中古史学者也学分唐、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欧美汉学家的治学方向和范围也在拓展和延伸。如白乐日(tienne Balazs)早年专攻南北朝时期思想史，博士时期转为隋唐经济史，晚年转向宋史。白乐日组织的国际宋史项目，一度聚集了欧美及日本的主要宋史学者。许理和(Erik Zürcher)与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致力于中古佛教史研究，后来转向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其研究也不以朝代为限，关注的时间段从南北朝直至唐宋，在中古社会史、女性史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

因此，尽管欧美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或汉学研究仍存在诸如欧洲中心主义等缺陷，但在打破朝代界限、建构贯通性选题方面，仍有可资借鉴之处。对此，我们可以在坚持传统的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优长的基础上，加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以研究领域为导向的史学研究和学术训练，可以培养学生贯通式认识和理解同一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发展的视角和方法自觉。这将为中国中古史与外国中古史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对话创造更好的条件。

二、超越国别史

从空间上说，中国的中古史研究如要走向世界，当然不能将讨论限制在中国史范围内。一般来说，学者对话的对象越多，所能获得的思想资源也就越多。海外中国中古史学者在区域研究上属于中国中古史的学术共同体，属于中国学家共同体。以学科而言，参加相关专业协会，如现代语言学会、历史学会和宗教学会的学术讨论，将为中国中古史学者与不同领域学者开展对话提供机会。因此，国内的中古史学者，也可以尝试与历史学领域以外的学者开展对话，或可激发灵感、扩大视野、加强认识。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理解和认识中国的三个层次——从中国看中国，从亚洲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而陈寅恪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亦表明需将中国中古史置于更加广阔的亚洲大陆族群变动与内外互动语境中进行讨论。尽管不少学者从胡汉关系、华夷关系角度来考察中古史，其论著多被视为民族史或中外关系史研究，亦有少数学者，兼顾整个亚洲史的重大变动。事实上，中国不乏从研究世界史转向治中国史的学者，如陈寅恪1919年入学哈佛时是学德国史，而何炳棣则是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两人后来都转向中国史；亦不乏从中国史转向世界史的学者，如周一良中年时期从魏晋南北朝史转治日本史。这种转变说明，对域外历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中国史的理解和认识。比如在景教碑中出现了三种历日，分别是唐朝纪年、波斯历日、希腊历日，体现了广阔的世界史语境。因为长安景寺的主要赞助者伊斯虽然是波斯王室后裔，他的家族却流亡于中亚以希腊化城市缚喝(Balkh)为据点的吐火罗斯坦，所以在流寓中原多年之后，仍在景教碑叙利亚文铭文中使用希腊历日。因此，开拓出更为宏阔的亚洲史和世界史视野，是进一步深入全面理解中国中古史的重要前提。

日本学者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从世界史看中国中古史的重要经验。一方面因为日本学者已有本国史背景，自然要追溯日本古代典章制度、文化风俗的起源，从而更容易将中国中古史与日本中古史联系起来讨论；另一方面，日本近代东洋史将所谓“满蒙地区”、“中国本部”、朝鲜等视为日本殖民主义需要了解的“他者”，自然而然地将东亚视为一体。日本学者提出的所谓律令制国家，即是典型的从超越国别史视角得出的一种观点。欧美学者则更多地偏向于将中国中古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进行联系和比较，特别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史和中国中古史在很多方面可以作比较研究，比如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君主权威塑造等。早在东罗马帝国时期，就通过建造君主雕像、在钱币上铸造君主形象等方式，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和塑造君主权威。这与中古时期的中国在各地宗教场所悬挂帝王真像并辅以像赞有异曲同工之妙。有关建立帝王塑像的决定、纪念碑的形制、(11)相关铭文的修辞均在不断变化，受议事日程、听众、塑像形制与建立地点、铭文使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地方政府对帝国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运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12)

跨越国境的藩篱，不仅要关注中外历史联系(connections)，也要对中外史学的共通性议题(shared issues)进行比较。如皇帝制度或王权制度的定义与含义、中央与地方之政治和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礼仪、实际权力与象征权力的构建和实践、政府组织形式、官员选拔制度、税收制度与政权控制、军队的招募和组织调度以及军事技术、政教关系、移民与旅行、健康与医疗、生态与环境、宗教与仪式、法律与国际关系、语言与文学、绘画与建筑、性别与家庭、书仪文化、写本技术与印刷技术、图书分类与保存、艺术实践及其社会影响，等等。

在欧美学界，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已经著述颇丰，但仍然有学校和研究机构组织一些大型项目，聚集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全球中古学(global medieval studies)或全球中世纪(global middle ages)研究也可以提供借鉴。全球中古学或全球中世纪史的兴起，主要源于部分中古史或中世纪史学者不满足于全球史仅将全球化定义为现代世界的起源与演进。全球中古学者认为，现代全球化论者提出的部分议题，如远距离贸易(long-distance trade)、自愿与被迫的迁移(voluntary and forced migration)、多族群帝国(multi-ethnic empires)、文化形式的传输(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forms)等，其实在中古时期并不鲜见。不过，目前全球中古学仅在英国和美国开展一些小型和初步的研究活动，这些国家的中国中古史研究队伍规模较小，确实也需要融入更广阔的世界中古史群体之中。(13)但无论如何，这是最近十多年来国外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发展，值得国内学者关注。

三、超越陈寅恪

陈寅恪对当代中古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论著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前者开篇即指出隋唐两朝典章制度之影响，早已超出中国之外，波及大漠、交趾、日本、中亚。(14)陈寅恪不是仅从单一史学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的学者，他在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同时，熟知同时代欧美学术，融旧学新知于一炉，是以常常推陈出新，引领时代潮流，创造出非凡的学术成果。陈寅恪重视研究女性和隋唐礼仪制度，与欧美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所倡导的性别史与仪式研究主题暗合。即便如此，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陈寅恪提出的某些具体论断开始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和挑战。比如梅维恒(Victor H.Mair)对陈氏提出的早期佛教译经中所谓“格义”说的质疑；(15)罗汉(N.Harry Rothschild)对武则天利用思想资源多样性的揭示，也动摇了陈氏的相关观点。(16)

陈寅恪之所以能在20世纪40年代奠定现代中古史研究，特别是唐史研究的基础，正在于其政治史研究开创了政治制度史领域，这与此前的政治史研究更关注朝代得失，以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府决策、政治与军事活动为研究重点迥然不同。简言之，20世纪中国中古政治史研究或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政治史研究模式、陈寅恪政治制度史模式、近年来所谓“政治文化”模式。陈寅恪的政治制度史模式影响深远，主要方法是熟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以建立政治史叙事框架；熟读《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唐会要》等典章制度类文献，以建立唐代制度变化之概念，辅之以《册府元龟》等后代文献加以校正。近年，学界转向关注政治制度动态发展与政治运作过程，陈氏模式逐渐被视作静态文本主义制度史，遭遇“活的制度史”、“新政治史”等新模式的挑战。(17)

诚然，部分国内学者已经在政治史研究领域超越了以制度史为重点的陈寅恪模式，但距离真正实现中国中古史走向世界，仍有待进一步努力。就政治史而论，尚需扩大视野，对重新定义政治史进行探索。尽管“活的制度史”已经较陈寅恪的制度史研究模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对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史的认识仍旧停留在陈寅恪时代，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传统政治史之所以关注政治事件、宫廷政治、政治人物，很大程度是因为二十四史以及典制体史书或其他重要历史记录，往往出自王侯将相、士大夫官僚之手，他们本身即是传统政治亲历者、创造者、书写者，他们的个人经验无可替代。现代学术发展基于现代社会分工，尽管很多学者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但鲜有如传统史家一样长期兼具政治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地区曾处于史学主流地位的传统政治史，迅速被更注重研究下层阶级的社会史所取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兴起性别史和家庭史，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新文化史、动物史，等等。这些史学新潮的兴起，也与全球各地去殖民主义、去性别中心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政治运动密切相关。(18)

尽管传统政治史遭遇挑战，政治史本身却从未退出舞台，反而在经过各种更新之后，引起学界的进一步关注。(19)正如李里峰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出现了新政治史勃兴的局面。受到政治学的政治文化分析、社会学的身体理论与集体记忆理论、人类学的象征分析与仪式分析、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与解构理论等影响，新政治史更强调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及其对历史的影响，更强调关注政治制度实际运作过程，而非止步于对制度演变的静态描述与分析。新政治史的关注对象，涉及语言、心态、记忆、空间、建筑、仪式、节日、身体、服饰、音乐、纪念物、象征物等传统政治史不太重视的研究对象。(20)对此，国内学界可就这些新议题、新思路，与国外学界展开充分对话。

最后，如果重新定义政治和政治史，则一切历史都可称为政治史。政治乃众人之事，围绕权力展开的理解、认识、接受、挑战、构建和消解等活动，都是政治。性别史即是对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的研究，主要涉及性别权力的构建和消解；动物史是动物政治研究，主要涉及人与动物之间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及社会影响。政治史不应只关注政权对民众的控制和管理，也应该研究民众如何看待朝廷、认识朝廷的行政和司法权力、理解朝廷象征性权力。(21)

以上所论皆以中国中古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为主旨，盖因考虑到中国中古史研究不应满足于将学术影响局限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应思考中国的中古史研究如何对中国史有贡献、对世界史有借鉴、对历史学有启发。实际上，国内学界对此已作出很大努力，本文仅就此加以总结、强调和呼吁。中国中古史研究亦需注意多语种史料和多语种二手文献，因为中国的中古社会具有多语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与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纪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文建议从时间、空间、范式三方面着手，即对断代史、国别史以及陈寅恪模式等传统视角和方法加以继承性的超越，进一步思考、提出、讨论一些跨越时空、具有前瞻性的共通性议题，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考察中国中古史，为推动中国中古史研究范式创新、加快中国中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作出有益探索。

注释：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中古史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所谓“中国中古史”，主要是指5-15世纪的中国历史。

1953年蒲立本就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时曾发表演说，对中国史与世界史之关系进行了梳理。参见Edwin G.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Burlington,Vt.:Ashgate,2001,pp.1-20；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文史哲》2017年第1期。

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刘静贞：《政治史再思考：以公众史学为视角》，《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第10页。

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3页；参见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代绪论)，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关于欧美唐史研究情况，参见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3-111页。

参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0-87页。

如王小甫即关注唐与吐蕃政权和大食政权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争夺，参见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S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仅举数例：堀敏一：《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池田温：《日中律令制の諸相》，京都：東方書店，2002年；大津透：《律令制研究入門》，東京：名著刊行会，2011年。

(11)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4-173页。

(12)有关东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构建与君主纪念传统的研究，参见Caillan Davenport,“Imperial Ideology and Commemorative Culture in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A.D.284-450 CE,” Danijel Dzino and Ken Parry,ed.,Byzantium,Its Neighbours and Its Cultures,Brisbane: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2014,pp.45-70.唐代帝王图像研究，参见Liu Yang,“Images for the Temple:Imperial Patron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Daoist Art,” Artibus Asiae,Vol.61,No.2,2001,pp.189-261.雷闻：《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Chen Huaiyu,“Honoring the Dead:The Buddhist Reinvention of Portrait Eulogi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in Poo Mu-chou and H.A.Drake,eds.,Old Society,New Belief: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nd Rome,CA.1st-6th Centur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91-105.

(13)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Defi ning the Global Middle Ages,” AHRC Research Network AH/K001914/1,2013-2015; Geraldine Heng,“The Global Middle Ages:An Experiment in Collaborative Humanities,or Imagining the World,500-1500C.E.,” English Language Notes,Vol.47,No.1,2009,pp.205-216.另外，自2015年起，奥地利科学院开始出版期刊Medieval Worlds：Compa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中古世界：比较与跨学科研究》)。

(1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15)Victor H.Mair,“What is Geyi,After All?” in Alan K.L.Chan and Yuet-Keung Lo,eds.,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New York:SUNY Press,2010,pp.227-264.

(16)罗汉指出，实际上武则天是政治机会主义者，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源广泛而复杂。参见N.Harry Rothschild,Emperor Wu Zhao and Her Pantheon of Devis,Divinities,and Dynastic Moth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17)参见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8)Natalie Zemon Davis,“Decentering History: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ory,Vol.50,No.2,2011,pp.188-202.关于制度史与社会史、女性史区别的简要评论，参见Sharif Gemie,“Institutional History,Social History,Women's History:A Comment on Patrick Harrigan's ‘Women Teachers and the Schooling of Girls in Franc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22,No.4,1999,pp.613-623.

(19)李剑鸣：《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

(20)参见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2009年第6期；Steven Fielding,“Looking for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42,No.3,2007,pp.515-524; Ronald P.Formisano,“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Election of 184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23,No.4,1993,pp.661-682.

(21)侯旭东指出，北朝铭文可反映村民对朝廷的看法，参见《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王笛的近现代成都史三部曲也以广阔恢宏且细致入微的社会画面，揭示城市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