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罗伯逊《苏格兰史》｜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大佬之作

《苏格兰史》

作者：（英）威廉·罗伯逊著

译者：孙一笑译

出版社：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1

开本及净尺寸：635mm×965mm 1/16

字数：410千

页码：525

装帧：精装

作者简介

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苏格兰史学家，曾是苏格兰教会的教长，爱丁堡大学校长。其史学成就与同时期的大卫·休谟和爱德华·吉本齐名，代表作有《苏格兰史》《美洲史》《查理五世》等。他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

内容简介

《苏格兰史》最早于1759年出版。这是罗伯逊的第一部重要史学著作，也奠定了罗伯逊史学家的声誉。全书共八章，讲述了从罗马对苏格兰的入侵直到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期间的苏格兰历史。这八章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章为第一部分，讲述了玛丽女王登基之前的苏格兰历史概况。第二部分始自第二章，终于第五章。从这一部分开始，罗伯逊关注发生在苏格兰土地上的各个历史事件，着力考证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对玛丽女王的婚姻问题做出了详细的阐释。第三部分自第六章至第八章，从玛丽女王在内战中的失败开始讲述，最终以玛丽女王之死及詹姆士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结束。与当时世界主义史观秉持的人类社会的“四阶段”发展理论相对应的是，罗伯逊将苏格兰的历史也划分为了四个阶段。通过这样的划分，罗伯逊不仅对苏格兰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的沿革条分缕析，而且还将苏格兰史置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之中进行考察，由此使得读者能够在诡谲变幻的欧洲国际关系史中清晰地把握苏格兰本民族的历史。这部著作文笔流畅、叙议俱佳，不仅史料考订严谨，史观上也可圈可点。

译者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玛丽女王与詹姆士六世统治期间的苏格兰史，直至詹姆士六世君临英格兰》（以下简称《苏格兰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成名之作，也是能够代表其史学思想的学术名著。

1721年威廉·罗伯逊生于中洛锡安郡（Mid-Lothian）的博斯威克（Borthwick），其父是当地的一名牧师。由于家庭的影响，罗伯逊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后就读于当地的教会学校与语法学校，为之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其后，他的父亲受命为旧方济各会的牧师，罗伯逊因此随父搬迁到了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并在那里继续接受教育。

1741年，罗伯逊从爱丁堡大学神学专业毕业，获得了布道许可。其后，他继续攻读神学学位，并于1759年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在学习与传道的过程中，罗伯逊搜集到了关于苏格兰的大量历史资料，由此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史学著作《苏格兰史》。这部书在1759年完稿付梓，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苏格兰史》共八章，讲述了从罗马对苏格兰的入侵直到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历史。这八章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章为第一部分，讲述了玛丽女王登基之前的苏格兰历史概况。在这一部分，威廉·罗伯逊将重点放在了苏格兰王国的政治发展情况及其特点之上。他首先叙述了封建体制产生的过程与特点，其次从自然、社会环境等角度入手，详细论述了苏格兰王权衰弱、贵族权力强大的原因。此外，罗伯逊还兼顾了玛丽女王登基之前欧洲各个主要封建国家的历史。a 第二部分始自第二章，终于第五章。从这一部分开始，罗伯逊关注发生在苏格兰土地上的各个历史事件，着力考证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对玛丽女王的婚姻问题做出了详细的阐释。此外，罗伯逊还侧重对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刻画，叙述了她是如何利用玛丽的婚姻问题达到控制苏格兰的目的。b 第三部分为第六章至第八章，从玛丽女王在内战中的失败开始讲述，最终以玛丽女王之死及詹姆士六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作为结束。

总体上来看，这部著作文笔流畅、叙议俱佳，无论是作为一部文学著作还是史学著作都有其长处。就其文学性而言，罗伯逊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十分成功。他将故纸堆中的陈年旧事稍加铺陈，曾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王侯将相、士庶商绅便跃然纸上，读来令人不忍释卷。就其史学性而言，罗伯逊十分注重对档案资料的搜集与考证，这使得他的这部历史著作更加严谨。正如该书第一版序言当中所说的那样，罗伯逊在写作这部《苏格兰史》的过程中不仅参考了大量前辈留下的相关历史著述，而且还四处走访，在图书馆与博物馆中搜寻与苏格兰历史相关的档案与文物。此外，他还注重搜集各种原始档案文件的手抄本，并对其加以考订。同时，罗伯逊还对各种版本的苏格兰历史著作加以评介，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对这些著作中述及的历史进行细致的考证，纠正了这些著作中的许多错讹之处。所有这些在那个尚未建立起历史科学的年代中无疑都是难能可贵的。

研究苏格兰史学史的前辈们在讨论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的苏格兰史写作之时，基本上都秉持着一种消极的观点。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走的是一种狭隘地区主义的路子。科林·基德（Colin Kidd）在《颠覆苏格兰的过去》（Subverting Scotland’s Past）这部书中犀利地指出，18、19世纪的苏格兰史家们放弃了苏格兰作为独立民族的历史身份。他说：“这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区域主义重构，同时还是曾经身处一个独立王国之中的人民意识到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失败。他们也看到一场旨在吸纳苏格兰人民的合并拯救了他们自己。”因此，苏格兰的近代史学家们最终接受了一个“英格兰-不列颠”的单一身份。a换言之，基德等学者认为近代的苏格兰史家们将曾经妇孺皆知的古代苏格兰传说从历史写作中剥离，这一做法并非出自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而是为了格兰纳入到英格兰的历史与发展轨道当中。他们打破了传统上的苏格兰历史的写作框架，用英格兰式的写作手法与思考习惯对其进行加工，并且从英格兰史的视角出发，对苏格兰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使得苏格兰民族的独立性受到威胁，在史学家们的眼中，这无疑是“历史精神的失败”。

在译者看来，与其说这种写作苏格兰史的方法是一种狭隘的地区主义，倒不如说是秉持着这种观点的史家们难以从苏格兰往昔的历史之中超脱出来。秉持着狭隘地区主义观点的人，恰恰正是不愿意看到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文化进行交融的这些史家们。他们的叙述往往会给读者带来一种错觉，使人们认为这一时期苏格兰史的重构工作是英格兰文化的侵蚀所造成的，认为英格兰想要通过将苏格兰历史纳入到自己的发展轨道中，达到“消灭”苏格兰民族的目的。事实上，苏格兰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两国的合并做出抵制，不希望看到两国合并的恰恰是自视甚高的英格兰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格拉斯哥大学高级讲师卡琳·鲍伊曾经专门论述了对两国合并的抵制问题，她在《大众抵制、宗教与1707 年合并》一文中从文化角度入手，详细阐述了英格兰人抵制1707 年两国合并的历史。有趣的是，英格兰人抵制两国合并的理由竟然是担心会被苏格兰人“征服”，反倒是苏格兰人自己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a 因此，我们不应认为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史写作是出于任何主观上的目的，它并非是一个民族想要用文化手段消灭另一个民族的政治工具。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正是历史本身做出选择的结果。这些所谓的对苏格兰史的扭曲也并非完全是不合史实的歪曲，这一时期的史家们在史料考证上做出了远超前人的努力，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e, 1793—1841）关于苏格兰氏族的历史著作、亨利·莫尔（Henry Maule）关于苏格兰原始档案的汇编都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a倘若仅仅以剥离了不合信史的古代传说为由就将这些史学家贬斥为“丧失了史学精神”的历史罪人，未免就显得有失公允了。

罗伯逊的《苏格兰史》也在这些史学家们的批判之列。但显而易见的是，罗伯逊的这部讲述苏格兰地区历史的著作已经超出了所谓“狭隘地区主义”的范畴。凯伦·奥布莱恩（Karen O’Brien）与苏珊·曼宁（Susan Manning）在一篇专述苏格兰历史编纂与身份认同的文章中提到了罗伯逊《苏格兰史》的史学价值。他们认为，罗伯逊的这部著作是“区域性世界主义”这种历史观念的初次胜利，这一点无疑是十分中肯的。所谓“世界主义”，是兴起于18世纪的一种写作历史的观念。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往往在书中架构了一个宏大的体系，用它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路径。根据这一路径，人类社会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的狩猎采集阶段，由此经过畜牧阶段、农业阶段，最终达到商业交换的现代公民社会阶段。b这种史观固然有其局限性，但跳出了以往用地方单元来界定历史写作框架的写作模式，使得史家们能够用一种宏观的视野把控自己手头的原始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由于人们能够查阅并搜集到的史料越来越丰富，这也是史学史自身发展的结果。

事实上，秉持“世界主义”这种历史观念的学者在一开始并没有提出“四阶段论”这样系统的观点。18 世纪40 年代开始编纂的《普世史：从远古至今》（An Univers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65 volumes）可以算是较早采用“世界主义”观点的著作。但是这部书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德意志史学家施勒策就批评它缺乏整体的历史观念，仅仅是史料的堆砌而已。a“四阶段论”的观点最初由凯姆斯勋爵亨利·霍默（Henry Home, Lord Kames）在18 世纪40 年代首次提出，他在三卷本的《人类历史概述》（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历史观念。凯姆斯勋爵认为，渔猎是人类必须经历的第一个阶段。人类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采集食物，由此而使得族群的人口不断增加。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渔猎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由此使得社会逐渐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阶段即畜牧阶段当中。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与资源的相对减少，相邻的部落开始发动战争，人们由此开始种植农作物，以确保战争之时的物资需要。其后，战争使得一块块割裂的土地合并起来，农业使得人们的生活定居下来。政权的稳定与各种产品的富足催生了商业，社会因此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现代公民社会因此萌发。b 凯姆斯勋爵提出的这种史观在后来大行其道，比较著名的代表作有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的《英格兰全史》（Complete History of England）、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英属印度史》（TheHistory of British India）等。a而罗伯逊的《苏格兰史》也无疑受到了凯姆斯勋爵的影响。

与人类社会的“四阶段论”相对应的是，罗伯逊将苏格兰的历史也划分为了四个阶段。他将苏格兰王权初兴到肯尼思二世登基（约971年）划分为苏格兰史的第一阶段。犹如人类原始的采集狩猎时期，这一阶段的苏格兰史“充斥着神话与臆想，它应被完全忽略，抑或丢弃给轻信人言的古董商”。第二个阶段始自肯尼思二世征服皮克特人，止于亚历山大三世之死（1286年）。在这个阶段，“史实渐露端倪，真实之光起初虽然微弱，但却渐趋明朗”。第三个阶段从亚历山大三世之死开始，直到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五世驾崩为止。由于有了来自英格兰的历史档案的佐证，这一时期的历史“开始具有可信度”。第四个阶段则包含了从詹姆士五世驾崩直到詹姆士六世君临英格兰为止的历史。罗伯逊认为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她的政治态势在欧洲十分重要，她对邻国的外交活动也具有明显的影响力”。由此，“她的历史在那时成了邻国关注的焦点”。b通过这样的划分，罗伯逊不仅将苏格兰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的沿革进行条分缕析，而且还将苏格兰史置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之中，由此使得读者能够在诡谲变幻的欧洲国际关系史中清晰地把握苏格兰本民族的历史，这一点是前辈史学家所无法做到的。换言之，罗伯逊的《苏格兰史》不仅胜在史料考订的严谨、叙事文笔的流畅，更在史观上胜出一筹。这也是我们今天阅读《苏格兰史》之时所应当留意的。

此外，与此前的历史著作更偏重于对事件的描写所不同的是，罗伯逊在《苏格兰史》当中还着力论述了苏格兰的政治体制，对苏格兰的行政、司法体系都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本书的第一章，罗伯逊就首先开宗明义地点出了苏格兰政治的特点是王权弱小、贵族权力强大。他随后详细地论述了苏格兰贵族权力之所以难以抑制的七个原因，由此得出了苏格兰的政治体制并非“王政”，而是典型的贵族政治。更为重要的是，罗伯逊在梳理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对国王设立的各个司法机构做出了详细的阐释，最终指出了司法权在国王与贵族权力斗争当中的重要地位。罗伯逊的这部分论述，直到今天仍然令研究者们无法视若无睹。译者曾写了一篇论述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司法改革的论文，其间曾将罗伯逊的观点与现代研究苏格兰司法史的相关著作进行了比照，除个别有所偏差之外，罗伯逊的考证基本上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他关于“常务法庭”（Daily Council）的论述，更是与圣安德鲁斯大学整理出版的《1707 年之前的苏格兰议会档案》（The Records of the Parliament of Scotland to 1707）当中的相关原始材料几乎别无二致。a 这无疑证明了罗伯逊在搜集史料方面用功之深，其对史料的分析也颇为严谨。

除了《苏格兰史》之外，罗伯逊还有许多传世名作，比如《美洲史》（The History of America, 3 volumes）、《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 4 volumes）等。这些史学著作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上文提及的“四阶段论”史观，因主次有别，译者在此便不再赘言。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国内目前的苏格兰史研究仍存在着很大的空间。这并非是由于国内学者对苏格兰史的研究不够重视，而是因为苏格兰现在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学者们站在不列颠国家的宏观层面上对作为地区的苏格兰历史进行把握，其侧重点自然有所不同。然而，由于苏格兰在历史上的特殊性，也由于如今的苏格兰独立问题，研究中古乃至近代时期的苏格兰历史又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因此，这部《苏格兰史》作为国内引进的第一部关于苏格兰的通史性著作，其参考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论衡》云：“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翻译之事，理与之同。译介此类佳作，仅求译文之“信”，便需狠下一番功夫，更何况于“信”“达”“雅”兼具了。译者学识浅陋，惟愿以勤补拙。译文之中，务求准确，而不敢矫饰文辞以害其真。虽然作了诸多努力，仍难免舛误，故望读者明察。若能斧正，则不胜感戴之至。

孙一笑

2017年3月5日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