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 世纪末东亚少年漫画中的男性启蒙｜天涯·新刊
天有际，思无涯。
世纪末东亚少年漫画中的男性启蒙
冯庆
引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就通过《画书大王》和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等“媒介”，接触到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少年漫画。这些漫画的主题多为“打打杀杀”：或是“勇者斗恶龙”式的个体或集体作战，或是在充满危机和厮杀的虚构世界中不断冒险或破解谜题……以至于，只要我把这些漫画带到小学的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就必然会被老师收缴，理由是，里面有太多“儿童不宜”。这也就带给我一个巨大的困惑：何以在日本风行不衰的少年漫画，里面总是有那么多常理上不应当让少年儿童接触的内容？
《画书大王》简称为画王，是中国大陆第一份漫画杂志。1993年，《画书大王》创刊，这本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漫画刊物一出世即受到了广大中国的新读者的关注。她标志着连环画中的一支生力军——用漫画手法画的长篇连环画，新漫画正式登场。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存在时间不长，只有9年，它却在中国打开了一扇触摸日本漫画世界的新大门，堪称“中国日漫启蒙者”。
后来，我还迷过一段时间西方的儿童文学，发现从格林童话到《哈利·波特》再到各种校园冒险小说，大多以鬼怪、魔幻和恩怨情仇为题材，其中不乏恐怖的场景描述和残酷的人性表达。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一些报刊上，经常出现一些评论，声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儿童文艺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理由就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没有任何表达的禁区，允许少年儿童的心智尽早发育成熟，进入成年人的世界。而阅读“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漫画、小说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也会时常在互联网上抱怨国产动漫层次太低，只能嘻嘻哈哈、无忧无虑，无法进入重大而严肃的主题。
可以想见，随着中国社会最有活力的一代人逐渐成长起来，童年关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动画或漫画体验，也将会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审视未来中国通俗文艺发展的基本指标。比如，在观看获得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和《哪吒》时，我思索的不是这些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是掰着手指计算其中借鉴了多少日本、中国香港和美国动漫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架构。在诸多知名电影学院和美术学院的动画专业所举办的学生创作展览中，也不难看到这种显著的模仿倾向。显然，我们这代文艺工作者，在潜意识里，往往会试图借助“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重新架构面向中国青少年的基本动漫艺术形态。这种时代风气，让我忍不住自我反省起来：那曾经在上个世纪末陪伴我们成长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少年漫画，到底具备什么样的艺术魅力，使其不仅能够承载起那么多人的集体记忆，还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艺术风格乃至于“艺术意志”，迫使我们在今天还会以其为标尺而自我规划？
诚如文化理论家洛文塔尔所言：
在研究通俗文学所具有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内容时，边缘媒介应该获得比目前多得多的关注，特别是连环画，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成年人和青少年都能欣赏的作品。对这些材料进行彻底的内容分析，应该能得到大量有价值的假说，其中一些观念、价值和情感虽然从完全过时的情况中产生，但是仍然具有持久意义。（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甘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这种观点提示我们：“社会”的自我呈现往往源于许许多多的边缘领域，而“边缘”是“中心”问题得以浮现的经验基础。回到最“日常”的大众通俗文化经验，开展相应的文化深描研究，不仅是为文化史提供理论化的学术铺垫，还是为了介入这样的讨论：我们的时代精神，在何种意义上植根于某些被宏大命题的花团锦簇所遮掩的深厚土壤？
出于个人的兴趣，我想在个人阅读体验的基础上，对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少年漫画的“艺术意志”进行追问和剖析。基于前述的思考，我的追问首先是：“少年漫画”何以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魅力？其中有何种积极的价值导向？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艺术表征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必然性？
“游民现代性”与作为“新教育小说”的少年漫画
正如陈奇佳所言：
日本动画与史诗艺术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联系。无论从人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态度上，在题材的选择上，在终极的价值取向上，还是在人对自身的认识上，这种影响尤其显得广泛、明显。自手冢治虫以来，日本动画的大部分重要作品或多或少地都具有某些史诗性文体的构成元素……日本动画作为一种完全商业化的大众文化产品，在一个长的时间阶段里能够保持旺盛的艺术创新力，能够时时奉献具有高雅格调的艺术作品，这和日本动画文化中强大的史诗传统有着密切关系。（陈奇佳：《日本动漫艺术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这里所谓的“史诗性”或者说“史诗传统”，本质上揭示的乃是日本动画内在的启蒙教育特质：个人在沉浸式的漫画阅读中，必然会让自身投注到剧烈的图像之流，时刻在脑海里定格并凝结出对漫长宏大故事的总体性把握。这种宏大体感最终会返回到青少年的自我成长心态中，促发其对生存之“历史”的重新理解。
从手冢治虫到藤子不二雄，再到鸟山明和井上雄彦，再加上华人文化圈的黄玉郎、马荣成、郑问、陈某等，二十世纪经典少年漫画家营造的艺术世界会用图像和言辞的双重修辞促发每一个个体思想的生成，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逐步意义化，同时产生综合断片式经验而催生的批判和解释，这一切构成自我启蒙成长的社会教育机制。这类漫画中继而存在着一种“新美学”的潜能，在图像的经验记忆和叙事的自反性思索得以重合的时刻，面向主体的“消极自由”的艺术游戏和面向社会的“积极自由”的思想活动会同时发生。
作为一项由知识人阶层发动的社会运动，“启蒙”的本意并非是某种知识或教条从上而下的普及，而是让新时代的新个体具备“敢于运用自身理智”的自我教育的勇气和方法。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成长教育小说作为一种启蒙工具，其时代使命之一，是对由传统的闭锁于土地深处的农民个体成长汇集为新兴城市居民的人群，进行心灵上的劝导和人生选择方面的指引。这些类似维特和威廉·迈斯特般的新市民，大多生存于显著的古今的十字路口，其人生观、价值观伴随着剧烈的时代波动而颠簸不停。在失去作为稳定价值依归的“土地”之后，这批青少年将自我实现的梦想寄托在更为宏大的都市共同体之中，希望通过自我的提升和情感的完善而获得社会认同。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显著的“游民”感：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均有着“背井离乡”的天然存在状态，并且比传统的土地上的生长者更加重视表征为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共同体感觉，同时，其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独立意识”，也空前强大。这类新社会处境中的新游民，不同于农耕时代的流离失所者，更多地对精神生活有着迫切的需求。现代人的生存性悖论——渴望个体独立的同时也渴望投身更大群体获得认同——也正是在这一刚刚脱离旧秩序、尚未适应新秩序的人群身上体现得最为显著。
自启蒙时代至二十世纪初，这种生存性悖论在欧洲的文化表征中时刻浮现，其中一些借助审美手段来缓解、重构这一人格矛盾的经典，如黑塞的《荒原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命名为“浪漫主义”的尾声，被视为“二战”之后的“教育小说”。反过来说，“教育小说”的出现，也往往说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因时代剧变而呈现出来的性情紊乱，已经成为一项需要严肃的思想和文艺工作去解决的社会难题。
成长教育小说和现代游民之生存焦虑相伴而生。这一现象启发我们认识到，在二十世纪末的东亚，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开展，随着进步感和危机感的不断涌现，青少年的成长困惑也会加速滋生，在社会中下层，一种青年文化现象也会应运而生。我们正在讨论的“漫画”艺术，就具有这样的典型的“游民文化”特征，其作为“新教育小说”的核心意旨，也就是让剧变中的青少年能够尽快从纷繁复杂的时代噪声中冲出，找寻到属于自身的成长方向。尤其在东亚地区（主要是日本与中国香港），通过连载形式而得以获得广阔受众的“小人书”“连环图”和“少年漫画”，具有巨大的社会基层影响力。这些艺术表现形式往往以亲民的通俗态度，持续不断地输出社会或小众共同体内的价值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育往往通过呈现漫画作品中男性主人公的“男性气概”而获得感性维度的符号化依据。如果说，其作为一种“新教育小说”的形式有一种特殊的“内容”，那么这种内容就体现为对“身体”之决断和共同生活之“友情”的不断返回。
我们可以从主人公的个体性情及其社会情感纽带等方面，来对这种少年漫画的主题和人物性格、社会意识形态指涉面及其内在的共同体意识启蒙诉求等，进行一系列的阐释。
“流氓”主人公与底层体验
大多数经典少年漫画的主人公，都具有“流氓”色彩：或是出身低微，或是头脑简单，随之而来的则是其个性上的粗野不文。也正是这样的主人公容易具有“热血”的天性，并且会卷入到激烈的冒险历程当中，与道貌岸然的邪恶势力开展斗争。且不说《小流氓》《古惑仔》这类以都市帮会生活为题材的中国香港漫画显著的游民文化针对性，在诸如《明日之丈》《爱与诚》《男坂》《灌篮高手》《幽游白书》甚至是《城市猎人》这样的经典日本少年漫画中，主人公所具有的社会底层游荡者姿态，也是构成整个少年成长史的基本大前提。
《明日之丈》（1968—1973）的主人公矢吹丈
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教育小说”色彩的日本少年漫画名著《明日之丈》（1968—1973）的主人公矢吹丈，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游民”成长的范例。矢吹丈出身寒微，自幼在险恶的底层游民社会中摸爬滚打，养成了奸诈且冷漠的习性，甚至有反社会的犯罪倾向，被关进过少管所。同样沦落于江湖的过气拳击教练丹下段平在矢吹丈身上看到了残存的热血和战斗的天赋，试图将其教育为一流的拳击手。整个故事就围绕着矢吹丈的犯罪堕落冲动和丹下段平的教育意志之间的拉锯战而展开。在被宿敌和知己立石彻以牺牲生命的方式唤醒后，矢吹丈凭借自身的骄傲血气，不断“燃烧生命”，在拳击台上战胜强大的敌人。最后，矢吹丈兑现了他对自己生命志向的诺言“青春是鲜红之血的不断燃烧”，在擂台的角落最终变成“白色的灰烬”而牺牲。
作为“打架王”登场的矢吹丈，有着一切游民都具有的劣根性。他游手好闲，不愿意安心工作，喜欢偷奸耍滑、坑蒙拐骗；他心比天高，想要过富裕体面的生活，却又从本质上抵触上层社会；他野性难驯，不顾仪礼，用最蛮横凶暴的态度对待任何试图接近他的人（除了孩子）。总而言之，在矢吹丈这个主角身上，集中了所有正统大众文艺所无法容忍的主人公性情：他既不正派，也不优雅，唯一的优点，可能就是有股不服输的男性气概。
《明日之丈》是一部典型的“昭和漫画”：离奇烂漫的都市背景，性情倔强的流浪人主角，一往无前的拼搏意志，时或流露的激进批判意识……这一切元素综合起来，方能造就正在成型中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史诗。矢吹丈这一人物无父无母、流离失所，孤身来到大都市的贫民窟，承担起作者赋予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用自己年轻鲜活的肉体，完成混乱向秩序的皈依。矢吹丈凭借诡诈的手段和出众的领导气质作奸犯科，与其说他是天性渴望为恶，不如说是因为流浪无依的都市生活缺乏合适的引导策略来规训这样一具气韵生动但冥顽不灵的身体。相应地，《明日之丈》这部暗中带有古典意义上的“史诗”抱负的作品，就旨在通过“拳击”的技艺磨炼历程，彰显这一游民身体如何得到方向上的安顿与规训。
矢吹丈的成长故事，在之后的诸多日本少年漫画中一再重现。首先，诸多经典少年漫画的男主角（有时还包括女主角），都有着“不良”的最初形象。“不良”或是放荡不羁的天然个性，大多源自于其底层出身，飞机头、老式校服、擅于打架、头脑单纯都是这类底层“不良”主角的“标配”人设。《灌篮高手》中的樱木花道，《幽游白书》中的浦饭幽助，车田正美笔下的少年好斗分子，梅泽春人、藤泽亨等人笔下的各式各样的流氓中学生等，都以这种形象，在世纪末的漫画舞台上登场。并且，依据少年漫画的基本叙事特征，这些主人公最终都会在一系列的成长过程中，变成更有道德感和人生使命感的成熟男性。在中国香港漫画中，这类“小流氓”更是层出不穷。若究其实质，浪漫主义的流浪汉文学、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欧美常见的嬉皮士文化、东亚的武侠—帮会文化等，也是促成这种人物形象出现的“前文本”因素。
一辉（左上）、健次郎（右）、犽羽獠（左下）
此外，还有一类主角虽然并非“不良”的少年，但却同样是“流浪者”，只不过，他们大多业已具备成熟的人格，是在险恶的生存处境中孑然独行的战斗者。《圣斗士星矢》中的一辉，《北斗神拳》中的健次郎，《城市猎人》中的犽羽獠等，都可归入这一类人物。秉承着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日本盛行的“硬汉”大众文化风格，这类男主角会将我行我素和玩世不恭坚持到底，在腥风血雨中杀出一条属于自我救赎的生命之路。他们的生命准则构成了少年漫画的情节推动力，很多时候甚至起着决定故事整体走向的作用。
浪漫爱情和流浪心灵的提升动力
比起这种男性流浪主体自身所处的“游民”的自然状态，其自我教育的生命历程，则是作为“教育小说”的东亚少年漫画铺陈更多笔墨试图呈现的主要内容。其中自然也就有着一条由“质”到“文”、由狂野不羁逐渐走向审慎大度的心灵成长脉络。
在成长中，对于这类游民少年男主人公而言，“恋爱”的环节往往必不可少。而且，在这种情节中，必然伴随着一种对“理想女性”的客体化摆置：如犽羽獠的助手阿香、一辉的恋人艾丝美拉达等，均有着让硬汉的内心保留“柔软空间”，甚至是让这种空间逐渐扩大的叙事功能。在前述那种“不良”的游民少年的成长历程中，这种客体化、理想化的女性（正如歌德试图塑造的“永恒女性”般）也是层出不穷：浦饭幽助的青梅竹马雪村萤子、樱木花道观念化的恋爱对象赤木晴子、乱马的“婚约对象”天道茜等，均是这类被刻意倾注主体爱欲并符号化的“理想女性”。
在《明日之丈》中，这种刻板化的男女之爱得到了较为深刻的透视书写。矢吹丈一生中的恩怨对象大小姐叶子，是矢吹丈投射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之仇恨的对象，然而，叶子则对他产生了爱情。在这种复杂的仇视背后的爱慕逻辑的影响下，《明日之丈》对底层游民之成长—抵抗生命之内在暧昧性有着鲜活的认识：作为试图自我确认的浪漫主体，游民男性主人公必然会将外间世界的既有上层建筑视为一个爱欲投射的客体，并以征服的态度来完成其爱欲的现实化。这样一来，这类少年成长主题的漫画叙述，必然也就伴随着对具有温柔可爱性情和端正出身的客体化女性的追求—征服叙事。主人公成长为成熟男性的过程，也是他熟悉女性心理并且找到足够勇气表达爱意的过程。比如，《哆啦A梦》中野比大雄的成长，很大程度上伴随着他对青梅竹马的静香的天然爱情意识。又比如，对于高桥留美子、武内直子抑或其他女性漫画家的诸多故事而言，情爱的纠缠和主人公桀骜不驯个性向成熟稳重个性的过渡总是密切相伴。
《爱与诚》的核心是“爱”之精神
这方面，可以作为经典案例的作品，当属《明日之丈》作者梶原一骑编剧、永安巧绘画的另一部巨著《爱与诚》。代表“诚”的男主角太贺诚和矢吹丈的个性非常类似，甚至更加极端：他是代表“爱”的女主角早乙女爱幼年时的救命恩人，双亲离异、家道中落后而成为孤僻叛逆的流氓。早乙女爱和太贺诚同样性情极端：她认为太贺诚当初为了救自己而留下额头上的伤疤，是导致他后来成为流氓的根本原因，从而非要用尽自己的全部生命去补偿他。整个故事就此发展为“诚”的出走和自我放逐与“爱”的不离不弃的永恒轮回。太贺诚与不良高中生、黑社会分子和整个社会以命相搏的历程，也是早乙女爱不断舍弃资产阶级大小姐身份、投身底层险恶处境并重建世界观的历程。这一双主角设定，也指示出现实社会中两条不会相交的阶级平行线在一场炽烈而凄美的爱情中得以融合的可能性。在整部作品里，青春期的两人和他们身边的优等生岩清水、不良少年高原由纪和座王权太等为一个“爱”字不约而同燃烧生命的激烈行动，共同表征出少年人在面对成熟诡诈文明社会时所内含的自然且自由的浪漫天性。从《爱与诚》开始，以热情和爱欲为主题的青春拼搏类漫画也就被赋予了更为激越、决绝的崇高魅力，并为诸多严肃取向的作品所继承。奋不顾身、无分彼此的“爱”，也就构成了在观念层面化解现实社会各阶层之间认同张力的浪漫主义情感枢纽。
在《城市猎人》中，犽羽獠的日常爱欲与其对助手阿香的真诚爱情之间的区分十分显著。这实则为都市流浪者划出了一条“内”和“外”的生存界限：在“外部”的都市黑暗森林里，单纯的野兽嗅觉和生存爱欲是推动主人公成为强者的根本驱动力；而在“内部”，则是天真未染的爱情保存着其人之为人的情感基础，使之能够在冷酷的战斗中不断被拉回人性的常规。在这个意义上，爱情对于流浪的英雄来说，还是一种伦理和精神层面的约束机制：唯有“爱”能够给予英雄行动以最高的价值奠基。在《北斗神拳》中，这种“爱”的动机也俯拾即是。重要的是，主角健次郎的个人之爱在漫长的流浪体验过程中，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宽广的博爱，也就能够为读者提供更为深远的生存哲学思考。
友爱共同体的东亚特色表征
“流氓”的再度常规化，需要通过情感上的手段，也需要共同体内部的浸润和长时间的自我提升历程。如果说，浪漫爱情对底层游民的社会化吸引力源自于西方现代的民众情感启蒙计划，那么，在稳定成长过程中的友谊支持，则体现出东亚文化的典型特征。每一个少年热血漫画的男主角（有时也包括女主角）都有着在不断挑战历练的过程中赢得“友谊”的经历。比如说，《哆啦A梦》的剧场版剧情里，野比大雄及其伙伴团队的友谊往往会得到凸显，他们和异世界智慧生物之间（比如和植物星大使、恐龙骑士等）的友爱也会在误解和共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得以巩固。在《龙珠》中，每一个威胁地球的外星来客最终都将被孙悟空“以德服人”，成为其朋友。《航海王》更是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识贯彻始终。总而言之，少年漫画和一切游民文学如《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样，都把义气深重的共同体形成过程视为首要的叙事线索。这是因为，对于性情不安定的青少年游民来说，友谊的支撑不光能够帮助每一个体解决生存危机，还能够给予其人生以明确的发展目标和价值依托。
和《哆啦A梦》一样，《幽游白书》《灌篮高手》《美少女战士》和《圣斗士星矢》等经典名作大多将其主角的朋友团设定为五人左右，并且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公式化的人格设定。其实，正如《铠传》（又译《魔神坛斗士》）所透露的，五种公式化的人格性情，实则对应着儒家文明所崇尚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我们可以用表格的方式来呈现这种人设的结构性叙事基调：
可以看到，“五人团”的情感基调和叙事分工的结构位置相对明确，其目的除了让不同性情的人物都能够在稳定且互相协调的团队里都获得情感安慰，还是为了形成一种内部竞争关系，比如爱野美奈子和月野兔可能构成潜在的领袖竞争关系，樱木花道和流川枫的关系也是如此。团队之所以在五人（有时会有“第六人”和更多的友伴成员出现，如出木衫太郎、水兵土星或木暮公延等）左右，是为了让这种互动和冲突都能够控制在稳定的中心叙事线索当中而不至于离题过远。在“五人团”之外，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候补友情团队出现，但他们大多在故事中承担着其他叙事任务。
少年漫画的友情团队还有其他两种形态。一是同心圆式：即以男主角为核心辐射开去的巨大的友情结构，其代表为《龙珠》《航海王》《火影忍者》和《死神》等典型“王道”漫画。正如东亚儒家文明的理想圣王因具备至高德性基础而吸纳一切英才豪杰进入其治理结构一样，“王道”漫画也正是诸如孙悟空或路飞这种有着极强吸引力的主角不断将危险的敌人转化为朋友的情感政治戏剧。事实上，最受欢迎的“王道”男主人公孙悟空或路飞的共同品质在于纯净真诚、未受污染的心灵状态，而这也是传统儒学对王者提出的“大公无私”“至诚至圣”要求的映射。另外一种形态的友情共同体是“偶遇式”，即由漫游状态下的主角在各种冒险、修炼或日常生活的遭遇中偶然获得的友谊串起叙事。与“王道”的同心圆结构不同的地方在于，各种“偶遇”并未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友爱团队，而是让情感体验归化在了主人公的心灵当中。这种友情结构当然最终更为重视对个体内在成长的情感细描，如《北斗神拳》《城市猎人》等少年漫画叙事就具有这种特征。
总的来说，东亚少年漫画的友爱叙事设计，大多会基于传统儒家的情感共同体理想并塑造一种在漫长游历和历险过程中的“互补”“互助”机制，以求让质朴的青少年从游荡不安的状态尽快向稳定的团体生活状态过渡，并同时保留其追求高尚品德的价值尺度。即便在更为现实主义的少年漫画作品中，友爱共同体也会遭遇风险，但故事往往最终留下的并非是对友爱生活的虚无解构，而是对其内在道德品质的更深邃的理解。
从“流氓”到“天之骄子”：成长中的男性启蒙
让我们回到少年漫画中“打打杀杀”的直观感受：少年漫画往往将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安置在动荡和危机四伏的非常态秩序之下，要求漫画人物能够在拼搏竞争中转危为安，成就为“英雄”。而这就要求每一个情节的设置都围绕一种英雄史诗式的紧迫张力，并让主要人物承担起在张力中不断修炼身体和灵魂的多重任务。因此，“修行”会成为东亚少年漫画的核心情节，其背后则彰显着积极面对历史时势的“尚武”品质。
修行并不仅仅是身体实力的提升，还是心灵强度的扩展。在《灌篮高手》中，樱木花道暑假时练习射球两万次，与其说是为了提炼球技，不如说是旨在磨砺心性耐力。《航海王》里的路飞、索隆等人在战斗中的技能修习更多的也是其情绪的成熟过程。在《圣斗士星矢》中，少年圣斗士以“小宇宙”的觉醒为修炼的动机，使得其对自我的规训达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这也使得其“希腊神话”外衣下的日本武人精神的严肃性得以凸显，每一个成为“圣斗士”的十三四岁少年，在故事里都显得格外老成并通晓大义。在《龙珠》中，自我修炼并不断“升级”的过程，也被定义为生存的本质意义，在这个层面，《龙珠》和其母题来源《西游记》一样，都具有道家内丹小说的神话结构，而浪漫主义的成长教育小说机制则借此获得了东方的文化底色。
当然，《龙珠》还更多地提示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文明史隐喻的基调。整部作品都旨在强调：面临外界无时无刻都可能降临的风险和威胁时，自我建设至关重要。比克大魔王、赛亚人、弗利扎、沙鲁、布欧……一系列涌现的异世界敌人，不断给地球或宇宙的和平秩序带来破坏性威胁。以孙悟空为中心的主角团队则试图整合身边一切有生力量去战胜新出现的威胁。有趣的是，每一次被克服战胜的敌人会反过来被孙悟空等人所“感化”，成为新的战斗伙伴。这种“王道”显然基于典型的儒家“以德服人”的天下秩序理想。来自宇宙不可知深渊的各种奇形怪状的侵略者，虽然履行着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原则，随时以强凌弱，发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最后都会在“以德服人”且实力超凡的孙悟空团队面前彻底承认自身的短视和无能。现代国际秩序中的实力优先原则毫无疑问在《龙珠》和其他少年漫画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漫画家们从心底里认同这种现实性。相反，刻画英雄、打造宏大战争场面的根本目的，乃是揭示战争得以终结的种种契机。其中最为重要的契机，就是仁爱、友谊、热血和幽默的英雄品质。
毫无疑问，少年漫画中的战争情节具有提升青少年读者血气和进取心的“演义”功能。这种调动“热血”的艺术取向，使得哪怕是体育、饮食、日常工作、学术研究乃至于画漫画等主题，也无不携带“燃”的元素。如果说《足球小子》《灌篮高手》代表着追求荣誉的体育类热血漫画之典范，那么《中华一番》《食戟之灵》则体现着“艺精于道”的饮食文化的激情表达可能。著名漫画家本宫宏志则在其代表作《上班族金太郎》里，把一个从基层白手起家的上班族的正义与豪迈品质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冷漠舞台上，以之为发声筒，传达对日本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批判，可谓“燃”得极致。科幻漫画家星野之宣的《宗像教授异考录》则以人类学、民俗学实地考察的名义，串联起了关于人类整体文明起源的神话学想象，在另一个层面把“热血”引向诗性的奥秘探究。小畑健的《食梦者》则以漫画家自身的激情和磨炼为题材，刻画出“少年漫画”这一行业对自身的期许。
在其他一些主题中，有些涉及到家族荣誉（如《JOJO的奇妙冒险》）对少年成长的正面价值导向。比如，《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的主角金田一一凡是遭遇疑难凶案时，均会以他的爷爷金田一耕助的名义发誓要破案。可以说，在整个日本少年漫画中出场的各类“家族”里，这种价值担当感可谓如影随形。在著名的“王道漫”《火影忍者》或《航海王》中，对自己所处的团队的责任感，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家族价值的一种延伸性投射。而《犬夜叉》《通灵王》《结界师》等神怪类作品里，对血缘、亲情等的描写，则加上了更加深邃的人文关怀。
受到正面的个人志向和家族价值观引导，少年漫画男主角还会在社会正义方面承担责任，甚至上升到民族大义的层面。在这方面，由于受到儒家文化更为显著的影响，中国香港少年漫画中的家国意识相应地更为明确。比如，马荣成的《中华英雄》，讲述了近代内忧外患局势下一位中国青年逐渐成长为民族英雄，并承担起悲剧性宿命的故事。在“华英雄”漂泊他乡的历程里，捍卫国家、树立民族自信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灌注。与此相似的是，影响最大的中国香港漫画家黄玉郎在《天子传奇》和《神兵玄奇》系列中，时刻凸显着民族历史和神话系统对武侠玄幻世界观的重要性，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漫画美学上的民族主义。这些作品中的男性主角最终必然会成长为“天子”或“武林神话”，其中所携带的，则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首诗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寒门子弟可以尽情投身到“闯荡江湖”的生涯中追求建功立业，从中找寻自我的价值实现契机，并且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做出实质性的服务。
男性启蒙的理想投射：大同信念及其反思
在经历了“修”“齐”“治”的成长教育后，东亚少年漫画中还隐约透露出“平天下”的大同视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用一部几乎无人不晓的经典作品《哆啦A梦》作为分析对象，来阐释这种更高视野是如何在野比大雄及其伙伴的成长史中呈现出来的。
《哆啦A梦》的作者藤本弘和安孙子素雄，都曾经是受到日本左翼思想影响、有深切政治关怀的进步人士。安孙子素雄画过《剧画·毛泽东传》，对革命领袖有非常积极的评价；藤本弘的《异色短篇集》则彰显出他对人类历史、技术和宇宙终极问题的丰富关怀。在《哆啦A梦》的普通版亦即短篇系列中，少年野比大雄的成长历程，未来人工智能哆啦A梦差强人意的教育策略，和各种嬉笑怒骂的日常生活体验，基本上构成了故事的主要内容。相较之下，《哆啦A梦》的“剧场版”（又称“大长篇”）则由于其作为电影脚本的缘故，更多地表达相对宏大的科幻宇宙观和世界观，并始终传递着日常短篇系列中甚少传达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批判性信息：《大雄的恐龙》强调对自然界的热爱；《宇宙开拓史》对资本寡头进行批判；《宇宙小战争》对鼠目寸光的军事独裁者毫不留情地挖苦讽刺；《白金迷宫》是对科学技术主义腐化人类的警惕；《日本诞生》是用冒险故事激发民族热情；《创世日纪》则是对人类整个文明史中各种美好与丑恶的一次动人的勾勒……作为面向现代青少年的艺术作品，《哆啦A梦》的每一部“剧场版”都是一场“微观的教育剧”，通过彰显大雄、哆啦A梦、胖虎等人的行动，来传达未来日本青年应有的道德品质。
同时，在近乎喜剧的少年漫画叙事中，一些围绕个人心性、品德和趣味的微妙反讽也随之出现，其教育意义也不言而喻。譬如，在剧场版《云之王国》里，受到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关于“云”的知识的启发，平素上课打瞌睡的大雄举手提问：云上有天国吗？天国在什么地方呢？当然，这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大雄被身边人的嘲笑激发了血气，决定寻找天国。但他的“文献”只有远古神话和童话故事。大雄用传统叙事来论证天国和神的存在，就连哆啦A梦也嘲笑他不切实际，并用现代科学如人造卫星来说服大雄不要再抱有幻想。
大雄所代表的有梦想的少年显然对远古的神圣想象具有天然的信念，这种信念基于他天真的童心和对人间世界不完整性的一种敏感把握。而老师同学们对大雄的嘲笑，则建立在对科学的信念上，他们的世界是自足的，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完全的稳定性。但是，作为一个天真的人，大雄的世界是尚未稳定的，也无法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稳定的结构作为心灵支撑，他知道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是有所欠缺的，知道自己的不完善，所以他会不断地追问在人类世界之外还有没有更加完整、美好的理想世界——我们都知道，“天国”意味着一种超出人自身的存在。这就是他会与哆啦A梦结盟、前往各种各样的“异空间”探险的心理原因。
我们会注意到，每一部“剧场版”都冠有“大雄”的名字，言下之意，没有大雄这样的人格，也就不会有那些超出世俗社会生活的波澜壮阔的想象与实践。大雄在“剧场版”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素养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底层少年，而带有了史诗性英雄的气质。由于多次遭遇宇宙来客、平行世界和远古文明，大雄很早就意识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看到自己所处的日常世界只不过是更为宏阔的天下秩序中的一个很细微的角落。在阅读大雄的探险历程时，东亚青少年也会在科幻故事当中体验到超越尘俗生活的视野，从而为自己日后反思、回应现实问题树立基本的方向。
但与此同时，漫画家还时刻提醒年轻的阅读者注意这种理想人格背后存在的“未必然”的反讽特质。在“剧场版”中，大雄的这种梦想家品质，也往往会遭遇诸多“现实”的嘲弄。回到《云之王国》，我们会看到，坚信“天国”之实存的大雄，在哆啦A梦的实证精神的说服之下，选择了一个比寻找“天国”相对次一级，但却更加激动人心的方案：“与其寻找不存在的天国，还不如自己做一个！”这个时候的大雄就从理想的探索者摇身一变，成为了现实秩序的创造者。这与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看到的新路转折相当一致：随着对神圣彼岸的向往遭到经验现实观察的祛魅，自身的“实践”和“创造”开始成为人类在没有神圣目的的虚空宇宙中唯一能够依靠的能力，技术则是这种能力的集中体现。
借助哆啦A梦的技术，两人在云上搭建了地基，并规划了这个梦幻王国的物质形态。但大雄和哆啦A梦无法承担起快速建造王国的资金，只能退而求其次，试图以“股份制”的方式引入小夫等人的资金。作为股东，小夫、胖虎和静香可以给王国附加上与他们自己品质相契合的内容。具有贵族气质的静香想要一间安静的琴房；资本家少爷小夫想要建造高级的运动、享乐和交际场所；作为庶民的胖虎则渴望建造供大众消费的棒球场、游乐中心和卡拉OK广场等。在三人纷纷表达自己意见的过程中，大雄的表情由喜悦变为冷淡，再转为尴尬。这是因为，这样一来，大雄和哆啦A梦最初设想的高尚意涵也就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冲淡。而细心的漫画读者在这里已经意识到了：所谓的“云上王国”，本质上必然会由于世俗逻辑的掺杂，而再度成为地上世界的经验延伸。
在“理想”的宏大和直面现实的冷峻与谐谑之间，《哆啦A梦》找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平衡。以大雄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男性少年，是漫画家寄予期待的日本未来政治秩序的担当者，他们的血气和欲求，在嵌入现实世界的过程中，需要得到“幽默”的调适——这就是漫画家用细腻的笔法试图传达的更深层次的真理，也是优秀少年漫画的启蒙教育意义。
在混合制的现实中，“理想王国”再度返回庸俗的现实世界。
结语：地缘政治焦虑与东亚少年漫画的男性启蒙动机
作为“新教育小说”的东亚少年漫画，往往通过呈现漫画作品中男性主人公的“男性气概”，获得感性的符号结构，其中不自觉包含了因信息化和全球化而日益紧张的东亚地缘政治局势所带来的情绪张力。譬如，《龙珠》里对不断来临的外部势力的恐惧和回击，暗合着整个二十世纪东亚政局中不断涌现的局部战争处境；《航海王》中对“世界秩序”的影射和《北斗神拳》里对核战争的恐惧，都揭示着现实政治带来的心灵创伤；野比大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中，则不乏对“环球大同”和“永久和平”的理念投映……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香港，虽然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表象，但事实上都是直接面对二十世纪现实政治冲击的“边缘地带”。这种边缘性，体现为在各种意识形态张力和地缘政治博弈中艰难谋求自决与自律的问题意识。携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日本和中国香港的漫画家在塑造少年“英雄”时，总不免对底层游民阶层寄托希望，是因为在一种“民主化”意识形态的普遍趋势下，底层民众成为了扭转时局的“有生力量”。但与此同时，单纯的意识形态却无法实现民族自决的目的。进而，在涵盖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维度的“总体战”所带来的紧迫感影响下，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东亚少年漫画共同浮现出一种相似的主题，那就是迫切期待某种强势“主权者”从日常生活中涌现。这种“主权者”，显然只能是“人民”，尤其是从“人民”当中挺身而出的政治化的“少年英雄”。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主题何以在东亚少年漫画中反复出现：男性主角往往最初处于底层“游荡者”甚至“流氓”的状态，在逐渐融入某种宏大的历史行动和政治秩序之后，他们又会向具有统治气度的“英雄”“救世主”乃至于“天之骄子”状态不断跃进。其实，这是“个体性”和“集体性”的一种有机融合，也是边缘性政治生存的必然结论。在漫画的想象空间里，这种有机的成长除了体现出个人启蒙的特质，还体现出“自决”主体得以在历史中逐渐凝聚为集体并形成统一价值的可能性。反过来说，这样的成长经历中除了伴随着武艺、智慧和情感管理等方面的教育或自我教育情节，还往往会凸显对主角与其身处环境的融洽程度的衡量和高扬个性、鼓励创造力的价值批判。这种被观念化、符号化的不成熟“男性”形象，恰恰契合了东亚边缘地带各种“二十世纪少年”们在变动时势下的苦闷心理，也为他们走出“日常”、思考人类历史与政治并作出行动回应的探索，提供着方方面面的价值导向。
同时，漫画的独特艺术属性，让这种“启蒙”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辩证”的状态下。一方面，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少年漫画图像彰显着青少年的雄性气概——亦即现代政治人之气概，吸引着尚未政治化或业已“去政治化”的年轻一代重建“血气”。另一方面，漫画自身的谐剧与反讽特征，及其漫长且无特定目的的“新教育小说”的本质，则在重建血气的同时，让更为细腻的阅读者体会到阅历、审慎和超越性意识修缮、调节“男性气概”的重要意义。诸多少年漫画作品最终均会让个性十足的男性主角回归一种更为宏大的共同秩序。无论这种秩序所对应的是“家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