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研究】继承传统与关注现实:京派人物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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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张大千(1899-1983),名正权,后更名爰,亦名季爰,曾一度为僧,法号大千,又称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绘画承家学,随母亲、兄姊习画。1917年随张善孖赴日本学习染织技术。1919年回国,拜于曾熙门下学习书法,1920年拜于李瑞清门下学书法。绘画以研习石涛为核心,并追溯宋元传统。其临仿石涛、八大之作几可乱真。他一生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绘画涉及、山水、人物、画鸟。上世纪40年代的敦煌采风,使其画风更上窥五代隋唐,画中人物形象丰润华美,富于健康与活力。
张大千《仕女图》纸本设色 113╳50厘米 1934年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图绘白衣仕女,正面立姿,体态婀娜,手拿团扇,目光含蓄地望向画外。人物面部以细笔淡墨勾勒,赭色复勾。面颊、眼睑、口鼻处略有淡渲。上题“甲戌暮春为华亭先生仿六如居士法。大千张爰。”钤“张季”白文印,“大千”朱文印。溥心畬题“云鬓风动下堂来,小立中庭花未开。昨夜月明阶下望,今朝清影当徘徊。华亭先生属题。溥儒。”钤“溥儒”白文印,“心畬”朱文印,“梦轻难记”朱文印。
张大千的仕女画在其人物画创作中占很大比例。其人物画早期多仿华新罗与唐六如,中期开始有唐宋风韵,女性面相端庄,身姿提拔健康。
张大千《李杜联吟图》52╳113厘米 1948年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图绘林间联吟的诗圣与诗仙。密林深处的一方空旷之地,李、杜二人席地而坐,上题“李杜连吟图。近在故都得见唐人孙位《高逸图卷》,盖《宣和画谱》所收前有徽宗题字,画笔一与漠高窟盛唐壁画相通,因以其意为此。戊子(1948)十月既望,蜀郡张大千爰。”钤“张爰之印信”白文印,“大千居士”朱文印。
刘凌沧《怀念张大千画师》一文回忆,张大千来京时“是他绘画创作旺盛的时代,艺坛交游频繁的时代,同时是他艺术享受也最丰富的时代。他交游很广,眼力又高,琉璃厂画店成批地把古画拿来,求他鉴定,著名的晚唐《孙位高逸图》,就是此期看到的。有些杰作,对他自己的创作,大有裨益。他看过此画之后,创作出《李杜联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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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心畬
溥儒(1896-1963)载滢次子。字心畬,号西山逸士、羲皇上人、松巢、旧王孙、岳道人、钓鲸鱼父、华(花)虹、流浪王孙等,室名省心斋、寒玉堂、二乐轩。少即聪颖,所作诗文,每惊耆宿。宣统二年(1910)入贵胄法政学堂。1912年奉亲隐居于北京西山戒台寺。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及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教书。1949年赴台。著有《四书经义集证》、《毛诗经义集证》、《尔雅释言》、《寒玉堂论画》、《寒玉堂文集》、《寒玉堂论书》等书。
溥儒经史诗词、书法造诣深厚,绘画风格独树一帜,其最为人说称道的是北宗风格的山水画,人物画不属于溥心畬绘画创作的主流,其所作人物画以传统题材为多,南渡之前多绘高士、罗汉、婴戏等等,南渡之后出现少量人物写生作品。与风格多变的山水画不同,人物画严谨细致,用色柔和,即便是临仿货郎图这类的风俗画,设色与原作相比,也是更加恬淡典雅。
溥儒《白描罗汉图》纸本墨笔 1936年 首都博物馆藏
图以白描法绘十八罗汉渡海,画中神祇衣纹飘逸,类莼菜描,须发用游丝描,墨色浓淡相间,极为生动。上题“地涌神龙雨,天开灵鹫云。虚空无一物,何处见声闻。岁次丙子(1936)秋月,溥儒并题。”钤 “溥儒之印”白文印,“旧王孙”朱文印,“ 得自在禅”朱文印。
溥儒《摹苏汉臣货郎图》纸本设色 75.8╳31.8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此图为临摹之作。图中货郎白面长须,手拿小鼓,忘记了招揽顾客,正放下担子和身边的红衣小童看着面前的童子放鞭炮。他们面前的绿衣童子,一手拿长香,一手捂耳,蹲跪在地,正准备点燃爆竹。离他不远处有两个童子,也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绿衣小童放鞭炮。初题“心畬。”钤“旧王孙”朱文印,“溥儒”白文印。又题“紫陌浮城郭,犹传宋汴京。千人车马动,万井市尘鸣。婴戏承平象,钟声河岳情。元冰催马渡,遗迹感江城。宋人清明上河图画汴京商阁有承平之意,此旧摹苏汉臣笔也。心畬识。”钤“心畬”朱文印,“旧王孙”朱文印,“松巢客”朱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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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锦
郑锦(1883—1959),原名瑞锦,字褧裳,又作炯裳,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人,村南有温泉三眼,因号温泉居士。13岁随父郑玉池东渡日本。先入梁启超、鲍滔宗于横滨创办的华侨学校——大同学校学习中文。肄业后去东京学习西洋画近五年,1902年入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学习日本人物画。1907年入京都市立绘画专门学校。作品《娉婷》入选日本第一届文部省美术展览会,轰动日本画坛。1915年受民国政府教育部聘请回国。维舟天津时,请梁启超为其作《郑褧裳画引》。到京后,创建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并任校长。曾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副主任。工画人物,尤喜画古装仕女,精雅秀逸,合中日画法于一炉。
郑锦《日暮途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日暮途远》图绘路上为生活奔波的牵驴脚夫,满面愁苦。全画唯一的光源,自农夫前上方投射,画面景物受到暖光源的影响,因此受光面偏黄,背光面偏青紫。画作所用非传统的中国画颜料,而为西画颜料。驴耳皮毛受光部用白色提出,虽类似中国鞍马画的批毛方式,也掺加了西画的画法。农夫面部用灰色线断续勾勒,赭红色提勒。驴的輓具,用类似西画的笔触点成,局部提点高光。作为背景的远山用长线勾勒轮廓,水面有远山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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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徐悲鸿(1895—1953)字寿康,江苏宜兴人。曾赴法留学。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绘画创作上擅长油画、中国画,注重写实、善于传神。
徐悲鸿在《中国画改良论》中论述:“画之目的,曰‘惟妙惟肖’。妙属于美,肖属于艺。故作物必须凭实写,乃能惟肖。待心手相应之时,或无须凭实写,而下笔未尝违背真实景象,易以浑和生动逸雅之神致,而构成造化,偶然一现之新景象,乃至惟妙。”他之所以倡导先“惟肖”再“惟妙”,意在用西画的写实精神改良中国画。另一方面,徐悲鸿从未摈弃传统,始终坚守民族艺术特有的笔墨语言。徐悲鸿说:“我学西画就是为了发展国画。”其发展中国画的基本思想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可采入者融之。”
徐悲鸿《九方皋》纸本设色 178╳85.5厘米 1928年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这一组《九方皋》为由两幅画作构成的通景屏。左侧画面圉人一手持鞭一手牵马,其所牵之马毛色黝黑、体格健壮、昂首嘶鸣。右侧画面中九方皋须发皆白,仰望着千里马,神情专注。老者身后一随从,双手抱肩目瞪口呆地看着骏马。上题“九方皋。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戊辰(1928)冬尽。悲鸿。”钤“悲鸿”朱文印,“困而知之”朱文印。
陈散原1930年题跋:“造化无迹,求迹者非愚则诬。一士得其解,踌躇满志,与天为徒,乃吮毫濡墨,醒扰扰世间,以九方皋相马之图。庚午(1930)初秋,悲鸿重来匡山,携此幅属题。散原老人三立。”钤 “散原翁”朱文印,“陈三立”白文印。
此图作于1928年,早于另一幅1931年创作的同名画作(现藏徐悲鸿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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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
蒋兆和(1904—1986),四川泸州人。自幼随父习文。1920年至上海,自习西画、雕塑,打下了扎实的造型功底。1927年结识徐悲鸿,被徐悲鸿的艺术主张所影响。1935年初至北平,后返回四川开始现代水墨人物画创作。1937年春返回北平,举办《蒋兆和绘画近作展览会》。1942—1943年创作《流民图》。1947年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蒋兆和《流民图》(局部)纸本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救亡成为现实主义人物画的主题,艺术家不能再超然物外,民族危亡之时,艺术家以求通过作品引起观者的强烈共鸣。蒋兆和在目睹了沦陷区人民的凄惨生活后,以满腔悲愤之情创作了《流民图》。蒋兆和曾说:“拙作之采取‘中国纸笔墨’而施以西画之技巧者,乃求其二者之精,取长补短之意。”《流民图》是人物画历史上的不朽之作。
当时很多画家有的留学欧洲,也有东渡扶桑,此批融合中西的画家,尤其是人物画家,以积极入世的思想,直面现实,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过去的人物画多强调隐逸、遁世的传统人物画相区别。从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可见对现实平民生活的关注,对现实的描绘与讽刺。从郑锦的人物画作,可见对于融合中西的人物创作的摸索。徐悲鸿、蒋兆和,更是集中国传统水墨与与西方写实造型技法于一体,开启了中国的水墨人物画现实主义新风。
(完)
倪葭
200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供职于首都博物馆,现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典藏部副主任。
主要从事美术学、博物馆学研究。因多年从事博物馆藏品管理与研究工作,所以选择京派绘画作为研究重点;在博物馆学中侧重藏品科学管理及文创衍生品的研究。已出版专著二部,发表论文近五十篇。
负责201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京派绘画研究》(2015-2017年度)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