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的叙事动力：作为目的与方法的现实

作家 李洱

现实：作为目的和方法

——《应物兄》叙事动力分析

文 | 计文君（作家，文学博士）

原发《当代文坛》2021年2期

内容提要

《应物兄》依赖现实主义精神和现代主义训练，同时还调动了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和叙事智慧，使用了经验“层累”这一特殊叙事动力，把细小的经验片段“堆积”在一起，从“势能”演变成“动能”：情节不是被因果律和目的论推动的，是靠着“事体情理”滋蔓出来的，小说中的世界获得了如同现实一样的逼真效果，与阅读者的经验和期待产生耦合，不断产生意义的增殖。动用这一叙事动力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与时代对话，把握现实。当下巨大变化之后的现实迫使小说家必须更新自己的思想资源和认知方法，以及两者的集中体现——艺术手段。《应物兄》这部以现实为目的也同时以现实为“方法”的作品，启示我们，小说也许可以再多一些“自我革命”的智慧和勇气。

《应物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

有批评家将《应物兄》判断为“思想现实主义”：《应物兄》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方式是现代主义的”，但小说家的“思想”是“现实主义”的。[1]“思想现实主义”固然是对李洱的叙事努力的一种肯定，但小说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是小说家最为本质的思想体现，形式就是内容，尤其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结构是意义生成的决定性力量。《应物兄》在结构层面，呈现出来的与经典现实主义的小说修辞原则清晰可辨的分野，但是否可以因为小说家此前的创作历史，就给这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打上“现代主义”的标签，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批评家腾挪概念边界，给予新的命名，说明《应物兄》的叙事显然突破了固有理论范式的规约。好的小说创作永远在“犯规”和“越界”，努力地让批评家的阐释与作品之间无法轻易地“实至名归”。不只是李洱，成熟的小说家事实上都在对抗阐释的规训，不肯也不会“执着”于某种“主义”，哪怕自己曾经跟现代主义结了“正果”，暗地里也许早就“移情别恋”、“暗度陈仓”了。真实的情况更可能像另一位批评家南帆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作家并非某种‘主义’的忠实信徒，不少作家甚至对理论家赠送的‘主义’头衔敬谢不敏。同时，许多杰作往往是多种‘主义’的混合物。”[2]

中国现代小说诞生之时的文学史舞台上，就是“关公战秦琼式”的各种“主义”的混战。“五四”之后，在欧洲一个半世纪里“历时”的各种思潮，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在中国的文学现场“共时”生效。而且进入中国之后，都产生了各种程度的“变形”，不再是纯粹某某“主义”。[3]这是因为，“五四”一代的作家，一如南帆判断的那样，这些“‘主义’共同的对手是中国古典文学。”[4]

的确如此，在中国小说叙事现代性发轫之时，致力于创造中国“新小说”的文学家，对中西、古今之别的关注，远远大于外来的西方不同文艺观念之间的区别——他们不挑拣“洋工具”的款式，趁手就好。自肇始到如今百余年来，中国小说，很可能是现代性建构最为充分的文体，至少与曾作为古典文学正宗的诗文相比，现代诗歌与散文，在理论阐释体系和作家作品谱系上，都比不上小说显得“家大业大”。当代中国小说拥有属于中国叙事的“大传统”，也有现代文学肇始以来的“小传统”，还有为了确立自身主体性而始终与之对话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坐标——“世界文学”[5]。这一切都成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成熟且有文学抱负的小说家在进入创作之前，“主义”未必是他关心的重点，叙事面对现实的有效性才是。小说之所以成为一个不断自我革命的文体，内在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调整自身与现实的关系。

2005年在苏州大学的“小说家讲坛”上，李洱谈及一种“应该有的小说”：

应该有一种小说，能够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它是对个人经验的质疑， 也是对个人经验的颂赞。它能够在个人的内在经验与复杂现实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6]

“重建”，意味着“失效”。个人内在经验之于现代主义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放弃了历史的个人经验是有限的，基于个人经验的进行的主体性建构同样也是可疑的，面对弱水三千的现实，一只漏洞百出的“自我”之瓢，只怕也取不到多少水了。李洱这话并非指仅指“现代主义”叙事而言，上下文是在讨论何谓“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他表示不必执着于名实之争，关键在于小说叙事面对现实的有效性。

2005年，那正是他开始写作《应物兄》的时间。13年之后，这部让人惊讶、甚至有些错愕的小说面世了。《应物兄》在叙事上的突破性，有目共睹，因此这部小说与批评界产生了激烈的“互动”，除了文本中山呼海啸的“知识”，争议最大的另一个焦点就是小说的结构模式问题。

陈平原先生在他那部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从“旧”到“新”的历史性变化的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且值得思考的发现。我们通常以为中国现代小说，是“呐喊着诞生”的，事实上，却是“两代”小说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五四”一代小说家之前，依然披着“旧说部”外衣的清末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转变已经静悄悄地开始了。“这是一场以读者以及作家自身审美趣味为对象的艺术革命”，但是因为没有随后而来的新文学运动那样的声势，所以不曾引起轩然大波，“倒不是因为没有对手，而是很长时间内双方都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语言。”[7]

也许小说叙事的很多次“自我革命”，都是这样“静悄悄”的。在现代文学学术范式相对成熟的今天，我们可能更需要警惕的是过于充盈且丰富的理论语言，使得某些还未被意识到重要性的“转变”，在娴熟的理论阐释中无声无息地消解掉了。我们应该对批评理论的有限性，同样充满警惕。《应物兄》的结构方式，源自小说家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动力，通过对这一小说修辞方式的分析，也许能引导我们获得裨益当下小说创作的启示。

二

我想先描述一下对《应物兄》的阅读感受。面对如此体量的作品，我在阅读时竟然没有“感觉”到结构问题，只是“随波逐流”地跟着小说的叙事前行，阅读如船行在中下游的黄河上，河床宽阔，河面平缓，暗流涌动，船上的人却是安稳的，仿佛水行舟未动，直到入海口迎面撞进视野……在空茫的哀感中，连一声自嘲的嗤笑或者叹息都觉得多余——如同忙忙叨叨过着日子，忽然所有人都散了，一切都失去了，会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种无语，是我面对现实生活经常会有的状态。不是没有判断，而是在对现实的复杂性有了充分了解之后，会觉得任何判断说出来，必然就遗漏掉了什么。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判断，都是“偏见”，小说只有在最大限度上放弃“偏见”，才能打捞到混沌的现实。

思考自己的阅读感受，那种“陌生的熟悉”，才让我发现李洱动用了一种在中国小说叙事中消失多年的叙事动力。两年来，这部作品与批评家之家进行了频繁的“对话”。很多针对这部作品叙事结构的分析，是关于叙事的基本问题，无论是对于创作还是批评来说，都至关重要，值得深入探讨。对《应物兄》的叙事结构有种意见，认为小说情节“枝枝蔓蔓”、“旁逸斜出”，主干推进情节完全“无力”，感觉太多的故事好像刚起了个头；至于那位“应物兄”，不是主人公，而只是个承载叙事任务的“工具”和联结形形色色各阶层人物的“枢纽”，“这其实又回到《金瓶梅》式的叙事传统，以较小的叙事焦点散射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网状脉络。应物兄式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待人接物’，百变百搭的游走。原来孔子是周游列国，现在是“应物兄们”在用学术讨生活。”[8]

这里面涉及的批评层面很多，我们姑且把涉及内容部分的判断搁置，单只看“又回到”一句，这话的背景显然是我们惯常熟悉的中国叙事故事：从作为“原始状态”的寓言、志怪、笔记，传奇……一路走到成就斐然但依然观念“落后”充满“历史局限”的明清奇书，接着是“压抑了现代性”的清末小说，在“呐喊”中诞生的现代小说，最后是相对成熟、追求进步的现实主义史诗、引起广泛影响被命名为“先锋”的中国现代主义叙事文本……这样的小说史脉络勾勒的内在逻辑是“进化论”，进化论本身是带着强烈价值判断的观念。这是进入现代之后，我们对于中国小说叙事重要的理论建构之一。《金瓶梅》，和之于它“青出于蓝、蝉蜕于秽”的《红楼梦》在这个“进化故事”中的位置是“人情小说”或者“世情小说”，属于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叙事，这是“五四”之后，按照现代小说的标准逆向推定的。因此，对于此类“叙事传统”的认定，也是一种现代阐释。如果我们放弃掉这个关于中国小说的“进化”故事，不把《金瓶梅》或《红楼梦》塞进经典现实主义的框架里削足适履，会发现有它们显然有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小说修辞原则。

阅读《金瓶梅》或者《红楼梦》，如果你渴望一个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会着急，也会失望，此类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得有“过日子的心”。这两部小说的叙事动力，都是靠着生活经验的“层累”完成的。《金瓶梅》使用的是于现实同质同相的日常生活经验，到了《红楼梦》中，生活经验虽然经由了很大程度文学想象的变形，但被我们辨认为另一种文化范式下的“日常生活经验”。事实上，《红楼梦》中不仅充溢着文化上的“虚假知识”，就是其中的很多生活细节，也经不起常识的检验。但这两部作品对于世情人物的真切描写，在现代文学学术范式的阐释中，被认定为现实主义叙事。特别是《红楼梦》，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战胜了作者落后的世界观，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迄今为止，这依然是社会历史批评对《红楼梦》颇为主流的理解。

回到理论史的序列中，现实主义叙事，如同韦勒克表述的那样，要建构的是一个“因果关系统治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物典型性格的形成与事件的起承转合，都有着内在的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都具有揭示规律和本质的可阐释性。对于《金瓶梅》有“揭露社会黑暗与人性丑恶”的判断，运用社会历史方法批评《红楼梦》，将其认定为现实主义杰作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样的理论阐释固然也能言之成理，但相对于作品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红楼梦》中明确而强烈的终极追问，显示出了阐释本身的局限性。

如果我们认真辨析《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叙事纹理，可以看到清晰的经验“层累”。作者凭借巨大的耐心、缜密的设计、敏锐的观察和强有力的想象，把细小的经验片段“堆积”在一起，从“势能”演变成“动能”：情节不是被因果律和目的论推动的，是靠着“事体情理”滋蔓出来的，无情有理，无理有情，因果相生——但“此因果”非“彼因果”，一因千果，兰因絮果，“守常”的力量与“无常”的力量共同作用，情节如生活，若段若续，小说中的世界获得了如同现实一样的逼真效果，与阅读者的经验和期待产生耦合，不断生成意义的增殖。

举一个小例子，“晴雯之死”的“元凶”是谁？如果我们回到小说中，重建事发前后的时间线，会发现推倒第一块“诺米诺骨牌”的人，竟然是晴雯自己：她灵机一动让宝玉谎称被“夜半跳墙”之人吓病了，从而可以逃避父亲查问功课，自己又是指责值班的婆子又是去贾母那里去要压惊的药，大观园存在的严重“治安”问题，再无遮掩的可能，最高领导贾母亲自启动了“严打”行动，向下逐级追责……这种细密的“层累”结构出了生活的无常吊诡与人物的多维立体，使得晴雯成为一个有着复杂阐释空间的人物，绝非简单的“被侮辱损害的美丽女奴”。

经典现实主义叙事意义生成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是时间性，这既包括将文本与真实的历史时间建立对位关系，也包括文本内部在时间维度上完成的环境与人物的变化。《红楼梦》显然拒斥了历史时间——连假借汉唐名号都不肯，文本内部时间更是“溃散”的，情节在滋蔓的同时并不“前行”。“五四”时期新文学健将们对标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因此有人认为它“琐屑不能忍”，需要“删减”或“改写”。因果关系是时间性的，对时间性的拒绝，也是对因果律阐释的拒绝。李洱把《红楼梦》的叙事描述为“载不动许多愁”，“那是一只大船，大如《圣经》里的方舟，船上载的岂止是一腔愁绪，那是一堆痛苦的石头，最沉的石头。”[9]

这倒暗合了我最初对《应物兄》的阅读感受。“水流船不行”、在小说里过起日子来的感觉，正是这种经验“层累”作为叙事动力造成的。同时《应物兄》中充满了“晴雯之死”般被偶然性勾连起来的细节。“层累”这样的叙事动力，使得《应物兄》的人物就是细节层上运动的。这种以生活逻辑作为叙事逻辑，文本结构如同现实本身一样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技术难度极高的叙事选择，宛如“创世”。其实《红楼梦》之后，几乎没有小说家会单纯依靠这样的叙事力量来结构长篇小说，多多少少我们都需要“时间”推一把。但李洱在《应物兄》中，不惮冒险地动用了经验“层累”来结构体量庞大的小说，使得这种久违的叙事动力，再度降临中国小说叙事。

三

我无意建构《应物兄》与《红楼梦》之间的“继承关系”，影响研究某种意义上带有一定的“虚构”性质。李洱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这样表述：“关于这部小说（指《应物兄》）与《红楼梦》的关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我自己不便多言。我想说，在语言感觉上，以及各自面对的问题，它与《红楼梦》有极大的不同。但《红楼梦》的写作智慧，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启发。”[10]

《红楼梦》在今天居于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正典“神龛”之上，以至于对于后来的小说家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是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评价。李洱“不便多言”的谨慎也可以理解，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希望《应物兄》面向时代和现实的努力被看到。当年《家》被研究者认为“像”《红楼梦》，巴金先生也予以了否认，“作者非常着力地分清《家》与《红楼梦》所表示的时代不一样，所以抓住觉民觉慧这两个叛逆少年说：‘这是《红楼梦》里所没有的呀！’”[11]巴金先生在《家》里贯彻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观念，所以特别珍视他塑造的代表着历史进步力量的典型人物，那的确是《红楼梦》中所没有的，《家》是巴金面对时代和问题，与现实进行的对话。

李洱虽然做出了与巴金完全不同的叙事选择，但原因却是相同的。我曾在文章中分析《红楼梦》的修辞原则，“小说修辞不过是掌握、言说现实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看，世态人情生成了《红楼梦》小说的全部修辞技巧——以“互文对位”的方式将现实生活纳入叙事，生活的逻辑决定了情节的逻辑——曹雪芹让笔下的人物真的把日子过了起来。”[12]

世态人情，是前现代中国的最大现实，是《红楼梦》所面对的时代和问题的“基本面”，但小说无法“复制”现实，所以这个“真的”，同时也是“假的”，是“笔法”和“手段”。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世态人情”经历了跨越数种文化范式的巨大改变。我无法臆断李洱所言的“《红楼梦》的写作智慧”具体所指，但《应物兄》启用了经验“层累”的叙事动力，却是可以辨析的文本事实。

《应物兄》在如此体量庞大的叙事中，悍然“撤销”了主线推动情节的“时间性”动力，用“空间”替代“时间”，在生活经验——包括文中山呼海啸的“知识”，那是属于这个信息时代特有的“生活经验”——堆积出的叙事空间中闪转腾挪，那个从第一节就要建的“太和儒学研究院”，直到小说结束也还停留在所有人物的“谈论”中，奔走的应物兄在嘈杂对话和无声自语中，猝不及防地被一辆车撞到了空中……“层累”积攒的“势能”化作无常的巨手，抹向精密描摹许久的“沙画”——小说家决绝地让他的主人公悬停在文字的空中，不掉进任何“意义的窠臼”。小说的结局就是用来盛放意义的容器，沦为窠臼的容器里装的只是背离现实的虚假。有批评者认为《应物兄》“拒绝阐释”，的确如此，拒绝简单的意义归纳，是小说家在捍卫小说的荣誉——发现与创造。

“层累”也好，“互文对位”也好，更接近对于小说艺术手段的描述，而非理论概括，这是一种未被充分讨论修辞原则。以西律中，是中国小说叙事理论现代性建构的常态。为了深入发现中国叙事的独特性，使得一些暗藏在传统经典中的叙事智慧再度裨益小说创作，也许我们需要一些更具主体性的命名方式。很多批评家也注意到了《应物兄》做出的这一叙事突破，对其进行了描述，并且动用了各种批评资源做出了命名与阐释的努力。如项静在《小说的节日和集市》一文中，分析《应物兄》的“现实”，这种“不是批判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也不是一般小说中急于模仿和代入的那个鲜活的热气腾腾的现实”，而是“一种物自体式的现实”。“小说用似真似假的知识和我们心神领会的真人真事真情，以诸多我们熟悉的情感和神经反射路径，造就了一种现实的装置。这个装置是物自体式的现实，它自成体系自我生长，可以不与我们所期待的现实发生关系，但是假装发生很多形式上的关系。”[13]

“装置”被项静用在这里，成为一个很有建设性和表达力的概念。小说本身的确是“装置”，用来召唤和启示的语言装置。就像计算机生成的“随机”只是更为复杂的算法一样，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随机，那么作为人类一种认知方式的小说，也不可能给出真正的“物自体”。此处的“物自体”，比拟的是小说对于现实的“自在”呈现，既不是基于表达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建构，也不是基于模仿生活的纯现象捕捉。如果说，装置艺术是将世界看作“文本”，让欣赏者成为读者，自行进入完成对意义的生成，那么《应物兄》这个“物自体”装置——小说文本，与现实“文本”“互文对位”，小说文本中呈现为“现实”的生活经验附着的文化记忆，构成了时间维度上的“互文”对位，两重“互文”意在召唤读者参与，在期待的满足与落空后的惊讶思忖中，完成了意义的生成。

《应物兄》这部小说“它满足我们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观看猎奇的需要，又指摘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时间和主体性的可能，理解古典与当代的再次相遇，把一个文辞和谈话组成的世界，镶嵌进消费主义和欲望化、权力资本加速运转的现实中”。[14]项静认为，李洱因此避开了“小说不如现实精彩”的“乏味”的对比“游戏”，在“先锋派小说和宏大现实主义之间”厘定了一个新位置。

邵部则从《应物兄》看到了无处不在的反讽，同时也看到了文字背后的历史情感与概括当下生活的的愿望，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碎片”，却“感到有一种坚固的东西使它们黏连为一个整体。”看到了“先锋性”，却认为“这种先锋性早已溢出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范畴，有待于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中理解。” 邵部从金圣叹那里借来了 “那碾”一语，描述《应物兄》的不断延宕的“章法”，他认为：“李洱的独创之处或许就在于对经验世界互文性的发现。他以此对经验世界进行摹写与过滤……面对知识碎片取代了故事结构，而且已经不可逆转地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下生活，《应物兄》试图找到一种可以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样态，并以这种方式为一代人的生命做一个注脚。[15]”

丛治辰用“杂乱有章”来描述《应物兄》中对故事的放弃，分析“偶然性的细节”如何在这部作品中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独立叙事元素”时，他直接借用了脂批。那些被脂砚斋描述得如同武功招式般的“红楼笔法”：“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敷粉；千皴万染诸奇”，正是作者进行经验“层累”的具体手段。这些手段的目的，是把握巨变之后的“复杂性遮蔽了总体性”的当下生活，“小说家当前的任务或许不再是建构可疑的必然性，而是艺术地创造出一个世界，以众多有意味的偶然性细节呈现当代生活之复杂。[16]

邵部和丛治辰的文章都借用了中国古典虚构叙事的批评资源，“指认”出了《应物兄》中得益于中国叙事资源的“章法”与“手段”，但两文也都无意于论证《应物兄》接续了某种叙事传统，用意皆在发现这部小说面对现实的有效性。

四

《应物兄》是面对现实的作品，同时也是以现实为方法的作品。

对《应物兄》中经验“层累”这一叙事动力的发现与讨论，不是为了揄扬某种具体的修辞方法，而是为了凸显小说家叙事选择背后的原因。小说叙事动力的选择，固然是小说修辞层面的问题，却也直接反映了小说家认识世界的方法，尤其对于长篇小说来讲，结构就是作者的世界观。

1998年，李敬泽与李洱、邱华栋等人的对话中谈到：“个人写作有一种主体性幻觉，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极为主流。”[17]李洱当时强调：“个人是敞开的，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与自我的关系，我们与自我的关系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个人’是一个敞开的词。”[18]放弃“个人”的“主体性幻觉”，“敞开”个人，在小说叙事中重建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现实的真实联系，显然是李洱长久且深刻的思考，《应物兄》为这一思考提供了出色的文本证据。

近日，批评家王尧以1985年的“小说革命”为参照，分析当下中国小说创作的种种困局，对小说家的思想资源和认知方法提出了批评，“当下小说创作一直徘徊在“现实”和“文学性”这两个宿命一般的大词之间，进退维谷。”小说家直面“现实”的“眼光确实钝了”。王尧认为八十年代小说革命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观念转变，但接下来的三十多年，“形式”并没有真正地成为“内容”，长时间被庸俗化的个人主义话语侵蚀，小说家可能会丧失了“我与世界”的联结能力。[19]

王尧先生认为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小说革命”。比起作为客体，我更愿意把小说叙事看作一个“生命体”，既然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是小说的“天性”，那么跟随不断改变的现实不停“自我革命”就是小说的生存方式，否则它就“死了”。对此缺乏认知的小说创作者常常抱着一具冰凉的小说“遗体”而不自知。那个“活的”小说早就奔着真正的创造者而去了。

除了“主体性”幻觉，小说家和今天的大多数人一样，同样生活在被数字技术支配的现实生活之中，数字技术带给人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主流”幻觉。每个人很容易被“正反馈”的信息包围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算法轻轻松松地就帮你实现了，于是，每个人的世界实际上反而被“人工”地缩小了，每个人的身份、圈层、兴趣点和喜好会形成一道无形却具遮蔽性的“界墙”。也许不是小说家看向现实的“目光钝了”，而是小说家无法完全凭借“肉眼”看到真正的现实了。除了庸俗化的个人主义话语的侵蚀，值得关注的还有科学思维对于人文思想生成的限制性和约束力，数字技术直接“侵入”了创造和批评，生命科学与脑神经学的发展动摇了“人”、“自由意志”、和“道德主体”等等概念的边界，我们习惯依赖的思想资源正在失去把握现实的有效性。

改变了的现实迫使小说家必须更新自己的思想资源和认知方法，以及两者的集中体现——艺术手段。历经十三年创作《应物兄》，显然是李洱如同涅槃一般的自我革命。在2019年底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李洱恳切地谈到：

我本人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我希望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能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深处，能够从文学史的脉络中走来，走进现实。当你在书写现实主义作品时，你能够受到现代主义训练。当你试图模仿那些现代主义作品去表达自我的意义、自我的价值的时候，你也应该意识到你是身处在中国的现实之中。[20]

这番话浓缩了中国小说叙事新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经验。当“现代主义”被放在“现实主义”之前作为定语的时候，李洱已经跨越了“主义”的藩篱。现实主义的核心意旨有两点：“真实”与“意义”。如何为“失去了”整体性的现实真实赋形，如何对抗反讽与解构相伴相生的虚无而有效生成意义，李洱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依赖现实主义精神，也依赖现代主义训练，同时还在调动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和叙事智慧……为了获取真实与意义，小说家“拒绝”带着巨大阐释目的的因果律与时间性，用“反”现实主义逻辑的叙事选择，抵达了现实。《应物兄》这部以现实为目的也同时以现实为“方法”的作品，启示我们，小说也许可以再多一些“自我革命”的智慧和勇气。

注释：

[1] 贺绍俊：《后现实主义语境下的突破与坚守——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谈起》，《文艺报》2019年10月31日。

[2] 南帆：《现实主义的渊源与启示》，《中国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

[3]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前言》（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4] 同注释2。

[5]格非：《中国文学的两个传统——格非自述》，《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6]李洱：《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二00五年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收入《他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283页。

[7]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31页。

[8]俞耕耘：《生活实在感被知性和学识削减了》，《文汇报》2019年3月28日。

[9]李洱：《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收入《熟悉的陌生人》，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73页。

[10]李洱：《“知言行”三者统一，是我的一个期许——答舒晋瑜》，收入《熟悉的陌生人》，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50页，。

[11]闻国新著《家》，《晨报》副刊《家园》，1933年11月7号，转引自高淮生、李春强著：《对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引自《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0月，第21卷第5版。

[12]计文君：《谁是继承人——红楼梦现当代继承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

[13]项静：《小说的节日和集市》，《解放日报朝花周刊·评论版》2019年1月24日。

[14]同注13。

[15]邵部：《当下生活的“沙之书”——评李洱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6] 丛治辰：《偶然、反讽与团结——评李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17] 李敬泽整理：《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对话之一，1998年11月3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18] 李敬泽等著：《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153页。

[19] 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和可能》，《文学报》2020年9月24日。

[20]李洱：《文学是一种质疑，是一种对话》，收入《熟悉的陌生人》，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97页。